儒教伦理与传统主义精神:一种西方的视角

榛子
2009-12-25 看过
近代以来,当我们的仁人志士还在救国救民的泥潭里苦苦徘徊摸索时,在大陆彼岸遥远的西方,一位学者却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非凡的思辨力,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对一个陌生的国度——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了洞若观火的剖析,其论述之透彻、观点之精辟不得不令我们所折服。这就是社会学伟大先驱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相对于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就显得默默无闻得多,特别是在我国,由于受以政治为本位的唯物史观影响,韦伯书中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看法被我国学者视为“谬误”,加之社会学在建国后发展的中断,造成了此书长期以来处于被湮没和忽视的境地。
韦伯在此书中就一个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学者苦苦思索探寻的问题给出了他创见性的回答:为何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灿烂华夏文明的中国,却在近代逐步落后于世界的脚步,成为被发达国家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即韦伯在该书中阐述的主题: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之所以没能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伦理作为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
韦伯的西方视角使得他必然站在与我们全然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制度和结构,因此,韦伯所描绘的中国历史图像,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中国史学家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叙述,种种历史事件和人物,种种文明的骄傲和辉煌,之于韦伯却都一笔略过,这当然与韦伯写作此书的目的和“解释社会学”的方法密不可分,但却无碍于其对社会本质性的解析。其中尤为大相径庭的是,韦伯将秦统一前实行采邑制度(即我们所说的分封制,Subinfeudation)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时代”,而将秦以后直至清代的社会称为专制主义的,家产官僚制社会。这无疑和我们传统上对“封建社会”的认识差异甚大,但是,从“封建”一词最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来源和秦以后统一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来看,似乎韦伯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和事物的本质(近年来已有学者对“封建”一词进行了重新解读和探讨,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可参阅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
对历史在这一点上看法的分歧是决定性的:中国学者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五种社会形态”模式所局限,对历史予以单向度的分析,却很少对我们自身的政治制度文化伦理给以理性的审视和评析。而韦伯,却从以精神层面为核心论述了中国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社会(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里的许多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及政治制度和农业制度,对中国在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给以了社会学的解释。开篇几章,韦伯从中国的货币政策的频繁变更和城市没有发展出独立的市民阶层入手,接着分析了物质条件和农业制度,指出了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和一种理性的管理与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直于中国人的‘伦理’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把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企业资本主义。”有了这些铺垫之后,他开始阐释中 国的正统——他所谓的“儒教”的影响。这也是他论述的重点。在这里,笔者无意对韦伯的最终结论下正确合理与否的论断,毕竟,影响中国走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单一的精神层面不可能决定事物的全部。但是,韦伯在书中对中国儒家伦理,对士人阶层,对中国礼俗宗法的社会特征,却可谓真知灼见。如韦伯认为“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像婆罗门一样的自主的学者阶层,而是一个由官员和官职候补人组成的阶层。”的确,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战国以后就整体上缺乏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气质,读书,在中国,尤其是科举制确立后,就彻底成为一种功利性的东西,中国的治学,从来就是实用的而非纯粹的。又如对儒家伦理韦伯认为“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只是将与生俱来的孝的关系移到其他与之很相似的关系上。在五项目自然的社会关系里,对君父夫兄(包括师长)、友的义务,包含着所有绝对具有以儒教的互惠原则为基础,其中丝毫没有激情的要素。”这是对中国处事的熟人原则和内外有别的待人之道的精当概括。儒家伦理(韦伯所谓“儒教”),自汉代以来正式确立为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之后,对中国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秦的“郡县代封建”为中国帝国的整体命脉和历史走向奠定了基本格调,而汉的“独尊儒术”则是从精神层面强化了它。韦伯对儒家伦理的本质的揭示,他认为“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次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
当然,韦伯的基本论点是站在西方为中心的立场的,其目的也并非刻意研究中国历史而是为了从反面论证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命题,加之韦伯对中国社会的隔膜,书中一些观点确有失之偏颇和尚待商榷之处。如韦伯将儒家伦理认为是一种宗教,的确,作为在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准宗教”的性质,甚至出现了所谓“儒、道、释三教合流”的说法,但是,儒教毕竟和我们所认为的佛教、基督教这些宗教有很大差异,其“教”的内涵也和宗教的“教”不同,因此目前学界不将“儒教”认为是一种宗教。又如韦伯将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思想与道教混为一谈,而事实上,道家和道教实质上并无多少源流和继承的关系,尊老子也不过是后世道教使自身更使人信服的手段而已。在他对儒家伦理作透彻分析的同时却对中国另一有大影响力的宗教佛教着墨 甚少,因其认为儒教在中国是受到排斥的,只作为“统辖和驯服的手段”。韦伯将中国的象形文字也视为“非理性的”因素,这显然就是唯西方的,主观臆断的结论了。此外,韦伯的“理想型”也使他对中国历史过于简单化的评价倾向等等。
但是,瑕不掩瑜,我们不能要求一位对中国并没有直接接触的西方学者真正的理解中国社会,韦伯在仅凭二手文献的情况下能给出如此之多的灼见,许多至今对我们仍有不少启发意义,可以说,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争论和批评,以及种种不足,韦伯的这部《儒教与道教》同样可堪称为宗教社会学的典范之作。

(其实是数年前的作业。。偶然找到,就发出来假装正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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