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的女人过着怎样的日子
文/王水
三年前的今天，后村（化名）村长正耐心等待着一位远方来客。他不知道这位客人是当时正因“换偶”话题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李银河。“李银河”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跟“美国”一样陌生的词。他肯等待客人，是因为本村的“女秀才”从北京打来电话，让他在家等一位“李老师”。中午，李银河教授乘坐的小汽车到来，在胡同口碰到一个难题：胡同太窄，汽车进不去。一位围观妇女好客地说：开俺家去，俺家住村边，路宽！
这位“李老师”和村民一样，大碗吃粥，喝井水，睡大炕，一点儿没架子。但村支书认为“李老师”有来头，组织村里头面人物（皆为男性），向李银河求助：“村里2千多亩地，以前为少交公粮一直报1400亩，现在取消农业税还发补贴，上级只按1400亩发，村里亏大了。你说俺们怎么办？” 不过，支书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位女教授并不关心“正事”，只喜欢找“老娘们儿”唠叨“没用的闲话”。
一项关于农村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调查，在后村开始了。
女人们亲历的故事
农闲时，女人们喜欢坐成堆儿数落家长里短。对“男女不平等”格外有话说，何况还有个外人听得津津有味：
“俺一落生，俺爹就要把俺扔出去，说有一个小子了再养个丫头，吃十几年干饭，将来还是别人家的人。俺娘也不喜欢俺。小时候常挨打。一家人在一个炕上睡觉，家里被子少，俺哥哥尿了床，每回都是俺挨打——大人埋怨俺没有及时把他叫醒起来。”
“有好吃的，先让哥哥吃。就一回有好的先让俺吃的！那年（1962年）发大水，外地运来一些救济，俺家分到一块牛肉。那天黑下（晚上），大人煮好了，光让俺吃，不让哥哥吃，大人们也不吃！俺心里那个美！其实是家里人怕牛肉有毒有病的，怕吃死人！俺当时小，不知道这事，挺高兴地吃饱了，就躺到炕上睡觉了，他们都瞅着俺。到第二天早上俺还活着，他们才相信牛肉没有病、没有毒，才敢让俺哥哥吃！”
“俺爹把两个桔子都剥开，桔子瓣都给弟弟，桔子皮给俺。俺把两个桔子皮吃了，吃得嘴里又苦又涩，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嘴里难受就哭。俺娘看着俺哭，跟俺爸爸说，‘这个小丫头子怎么这么馋！长大了谁家要（娶）啊？’”
还有人对李老师说起内心最隐秘的事（比如家庭性暴力），“（对性事）不能拒绝，拒绝就挨打。……有一回我身上不方便，他要，我不同意，他就打，打得我的牙都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张开嘴）你看这边，牙窟窿还有呢！”
社会调查选取样本框、确定调查对象很重要；而调查对象提供虚假信息，掩饰自己的非主流行为或想法，是社会调查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李银河善于对症下药，她充分利用初级群体人们彼此高度熟知的特点，迅速把话语背后的事实找出来。比如，后村偶有妻子打丈夫的现象。这位村妇信誓旦旦地对李银河说：“俺家是男人当家，俺受气！”其他围观的村妇立即向李老师告状：“她瞎说！她是母老虎！有一回她拿着大铁棍子（农村冬天取暖生炉子，用来捅炉火的铁棍）把男人追到大街上打！俺们都看见了！”
站在这片世代生息繁衍的大地上，李银河触动了妇女的心，摸到了尘封的真相，也捕到了时代变迁的气息。《后村的女人们》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敏锐的笔触，如实记下了此情此景。数年后，作为读者，当我们在相对较为文明的城市，伴着清茶读着这一行行工整的文字时，眼前还能出现一幕幕生动的原生态情景。这不是小说，不是电影，而是生活在某处的女人们的真实生活。
女人们的生活环境
二十年前，村子四周环绕着芦苇池塘和片片树林，家家有浅井，拎根扁担随时汲水，大白天蛐蛐时常跳进屋里。那时村民下地干活，往往把大门钥匙挂在门上。进村第一天，李银河看到了村庄尚存的原始、纯朴和自然。次日清晨，李银河站在大门口，望着几米远处的麦田，刚刚破土不久的麦苗尖细柔嫩的小叶子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沿平原远眺，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奔涌而出，巨大的火球瞬间把金黄的光芒铺满大地。她不禁对站在身边的调查员说：站在你家门口比在泰山看日出还壮观！
然而，中国当前发生的变革，场面之壮阔、性质之深入，席卷大地每一角落，后村也不例外。村里几乎所有的男劳力和部分女劳力都在外打工，各种沿袭至今的观念受到全面冲击。“后村调查”期间，2007年春节村里发生一个大变化：村民之间拜年，不再互相跪地磕头，而代以弯腰鞠躬。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一变化，年轻人早就急不可耐地希望变革。
李银河看到了后村正向“文明”迈出蹒跚但毋庸置疑的脚步，也看到了村内外正滋生的不安和骚动，比如“性骚扰”。调查报告中写道：“村子四周是小树林，过了树林就是大片的农田。树林和庄稼地，是最容易发生性侵犯事件的地方。每年夏秋两季，种植的庄稼以玉米、高粱、棉花等为主，这些密植高株的庄稼地，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是女人们刻意回避的地方，因为那里给性侵犯提供了机会。而‘某人和某人钻庄稼地’，也成了‘通奸’的代用语。除非是去自家地里干活，一般情况下，女人们是不愿意在中午人少的时候下地、也不愿意单独经由田间小路的。”
春天的风沙一年比一年大，村里还没有人关心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最大主题是挣钱。打谷场上给牲畜准备的草料越来越少，因为机械化正代替人力畜力。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极高，因为它们可提高粮食产量。低产值的作物逐渐消失，许多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认识蓖麻、黍米和芝麻等作物。村里不再养鸡卖蛋、养猪卖肉，由于近年地下水位骤降，也不再种植耗水的蔬菜。好在村里的小卖部卖肉蛋奶和各种蔬菜，有钱啥都能买到。
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的，还有属于农耕文明的人与自然的协调。2006年冬，村里的儿童还和大黄狗在玉米苞上翻滚嬉戏，稍大的小孩子在静卧反刍的老牛身上爬上爬下，老人们不紧不忙地聊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常事，某个家庭的旧物仓中可能还存放着20年前使用的纺线车、织布机。而此景此物，和被变革的许多东西一样，都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回忆。
《后村的女人们》的研究视角
自孔德伊始，经涂尔干、韦伯及马克思等搭基建台，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研究理论频出，领域渐拓，但研究方法仍未像传统学科那样自成一体。李银河教授既关注同性恋、虐恋等少数群体，也一直关注村落文化、情感婚育。在研究方法上，她素来既注重属于定量范畴的样本选取、统计分析，又注重属于定性研究范畴的方法，并受福柯等学者影响，善于挖掘深层东西，对某些现象或事实得出让人不愿正视的结论。这在她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同性恋亚文化》和《虐恋亚文化》中，多有体现。人文科学发展至今，人们热衷制造术语、意念和概念。李银河从来不是话语创造者，但她的许多话语既招人攻击同时又应者云集，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别人忽视或故意掩目不看的东西，她还说出了诚恳的实话。《后村的女人们》正是她的价值立场的反映，是她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延续和提升。
《后村的女人们》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该书还解析了关于性别不平等起源，即米切尔的四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论、弗雷泽的后现代性别理论和威蒂格的社会建构论。作品中受访者们趣味横生的对话，使这部作品不但会吸引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更适合那些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广大读者阅读。笔者身边已有多位读过此作品的朋友，都说它让人时而莞尔，时而忧思，知识与心灵皆有收获。
期待此书能像《金翼》一样载入学科史，期待“后村”能像“江村”那样引人关注，愿一南一北，两个“村”能在两个世纪之初，各呈中国乡村进步的印迹。
（注：本文作者系《后村的女人们》调查员、《李银河文集》特邀编辑）
三年前的今天，后村（化名）村长正耐心等待着一位远方来客。他不知道这位客人是当时正因“换偶”话题而站在风口浪尖上的李银河。“李银河”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跟“美国”一样陌生的词。他肯等待客人，是因为本村的“女秀才”从北京打来电话，让他在家等一位“李老师”。中午，李银河教授乘坐的小汽车到来，在胡同口碰到一个难题：胡同太窄，汽车进不去。一位围观妇女好客地说：开俺家去，俺家住村边，路宽！
这位“李老师”和村民一样，大碗吃粥，喝井水，睡大炕，一点儿没架子。但村支书认为“李老师”有来头，组织村里头面人物（皆为男性），向李银河求助：“村里2千多亩地，以前为少交公粮一直报1400亩，现在取消农业税还发补贴，上级只按1400亩发，村里亏大了。你说俺们怎么办？” 不过，支书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位女教授并不关心“正事”，只喜欢找“老娘们儿”唠叨“没用的闲话”。
一项关于农村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社会学调查，在后村开始了。
女人们亲历的故事
农闲时，女人们喜欢坐成堆儿数落家长里短。对“男女不平等”格外有话说，何况还有个外人听得津津有味：
“俺一落生，俺爹就要把俺扔出去，说有一个小子了再养个丫头，吃十几年干饭，将来还是别人家的人。俺娘也不喜欢俺。小时候常挨打。一家人在一个炕上睡觉，家里被子少，俺哥哥尿了床，每回都是俺挨打——大人埋怨俺没有及时把他叫醒起来。”
“有好吃的，先让哥哥吃。就一回有好的先让俺吃的！那年（1962年）发大水，外地运来一些救济，俺家分到一块牛肉。那天黑下（晚上），大人煮好了，光让俺吃，不让哥哥吃，大人们也不吃！俺心里那个美！其实是家里人怕牛肉有毒有病的，怕吃死人！俺当时小，不知道这事，挺高兴地吃饱了，就躺到炕上睡觉了，他们都瞅着俺。到第二天早上俺还活着，他们才相信牛肉没有病、没有毒，才敢让俺哥哥吃！”
“俺爹把两个桔子都剥开，桔子瓣都给弟弟，桔子皮给俺。俺把两个桔子皮吃了，吃得嘴里又苦又涩，连水都喝不下去了，嘴里难受就哭。俺娘看着俺哭，跟俺爸爸说，‘这个小丫头子怎么这么馋！长大了谁家要（娶）啊？’”
还有人对李老师说起内心最隐秘的事（比如家庭性暴力），“（对性事）不能拒绝，拒绝就挨打。……有一回我身上不方便，他要，我不同意，他就打，打得我的牙都掉了一个，满嘴是血。（张开嘴）你看这边，牙窟窿还有呢！”
社会调查选取样本框、确定调查对象很重要；而调查对象提供虚假信息，掩饰自己的非主流行为或想法，是社会调查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李银河善于对症下药，她充分利用初级群体人们彼此高度熟知的特点，迅速把话语背后的事实找出来。比如，后村偶有妻子打丈夫的现象。这位村妇信誓旦旦地对李银河说：“俺家是男人当家，俺受气！”其他围观的村妇立即向李老师告状：“她瞎说！她是母老虎！有一回她拿着大铁棍子（农村冬天取暖生炉子，用来捅炉火的铁棍）把男人追到大街上打！俺们都看见了！”
站在这片世代生息繁衍的大地上，李银河触动了妇女的心，摸到了尘封的真相，也捕到了时代变迁的气息。《后村的女人们》以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敏锐的笔触，如实记下了此情此景。数年后，作为读者，当我们在相对较为文明的城市，伴着清茶读着这一行行工整的文字时，眼前还能出现一幕幕生动的原生态情景。这不是小说，不是电影，而是生活在某处的女人们的真实生活。
女人们的生活环境
二十年前，村子四周环绕着芦苇池塘和片片树林，家家有浅井，拎根扁担随时汲水，大白天蛐蛐时常跳进屋里。那时村民下地干活，往往把大门钥匙挂在门上。进村第一天，李银河看到了村庄尚存的原始、纯朴和自然。次日清晨，李银河站在大门口，望着几米远处的麦田，刚刚破土不久的麦苗尖细柔嫩的小叶子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沿平原远眺，一轮红日正从地平线上奔涌而出，巨大的火球瞬间把金黄的光芒铺满大地。她不禁对站在身边的调查员说：站在你家门口比在泰山看日出还壮观！
然而，中国当前发生的变革，场面之壮阔、性质之深入，席卷大地每一角落，后村也不例外。村里几乎所有的男劳力和部分女劳力都在外打工，各种沿袭至今的观念受到全面冲击。“后村调查”期间，2007年春节村里发生一个大变化：村民之间拜年，不再互相跪地磕头，而代以弯腰鞠躬。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一变化，年轻人早就急不可耐地希望变革。
李银河看到了后村正向“文明”迈出蹒跚但毋庸置疑的脚步，也看到了村内外正滋生的不安和骚动，比如“性骚扰”。调查报告中写道：“村子四周是小树林，过了树林就是大片的农田。树林和庄稼地，是最容易发生性侵犯事件的地方。每年夏秋两季，种植的庄稼以玉米、高粱、棉花等为主，这些密植高株的庄稼地，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是女人们刻意回避的地方，因为那里给性侵犯提供了机会。而‘某人和某人钻庄稼地’，也成了‘通奸’的代用语。除非是去自家地里干活，一般情况下，女人们是不愿意在中午人少的时候下地、也不愿意单独经由田间小路的。”
春天的风沙一年比一年大，村里还没有人关心环境、污染，人们生活的最大主题是挣钱。打谷场上给牲畜准备的草料越来越少，因为机械化正代替人力畜力。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极高，因为它们可提高粮食产量。低产值的作物逐渐消失，许多十岁以下的孩子不认识蓖麻、黍米和芝麻等作物。村里不再养鸡卖蛋、养猪卖肉，由于近年地下水位骤降，也不再种植耗水的蔬菜。好在村里的小卖部卖肉蛋奶和各种蔬菜，有钱啥都能买到。
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的，还有属于农耕文明的人与自然的协调。2006年冬，村里的儿童还和大黄狗在玉米苞上翻滚嬉戏，稍大的小孩子在静卧反刍的老牛身上爬上爬下，老人们不紧不忙地聊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家常事，某个家庭的旧物仓中可能还存放着20年前使用的纺线车、织布机。而此景此物，和被变革的许多东西一样，都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回忆。
《后村的女人们》的研究视角
自孔德伊始，经涂尔干、韦伯及马克思等搭基建台，一百多年来，社会学研究理论频出，领域渐拓，但研究方法仍未像传统学科那样自成一体。李银河教授既关注同性恋、虐恋等少数群体，也一直关注村落文化、情感婚育。在研究方法上，她素来既注重属于定量范畴的样本选取、统计分析，又注重属于定性研究范畴的方法，并受福柯等学者影响，善于挖掘深层东西，对某些现象或事实得出让人不愿正视的结论。这在她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同性恋亚文化》和《虐恋亚文化》中，多有体现。人文科学发展至今，人们热衷制造术语、意念和概念。李银河从来不是话语创造者，但她的许多话语既招人攻击同时又应者云集，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别人忽视或故意掩目不看的东西，她还说出了诚恳的实话。《后村的女人们》正是她的价值立场的反映，是她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延续和提升。
《后村的女人们》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该书还解析了关于性别不平等起源，即米切尔的四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论、弗雷泽的后现代性别理论和威蒂格的社会建构论。作品中受访者们趣味横生的对话，使这部作品不但会吸引农村问题和妇女问题研究学者的关注，更适合那些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广大读者阅读。笔者身边已有多位读过此作品的朋友，都说它让人时而莞尔，时而忧思，知识与心灵皆有收获。
期待此书能像《金翼》一样载入学科史，期待“后村”能像“江村”那样引人关注，愿一南一北，两个“村”能在两个世纪之初，各呈中国乡村进步的印迹。
（注：本文作者系《后村的女人们》调查员、《李银河文集》特邀编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