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云:《重返1976》,然后去哪里

原醉
2009-12-10 看过
袁敏写这部《重返1976》,在潜意识上,一定直接发端于1976年那个初春。突如其来与“总理遗言”案的惨痛牵连,从此笼罩着她家的所有人。以二十来岁年轻女性的敏感感受了这一切,袁敏诉诸于笔端就是早晚的事了。三十多年以后,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读袁敏笔下的种种,依然会让人后背发紧,心头阻痛。当然袁敏是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索来打量昔日的,但印象和感受却来自刻骨铭心的当年。这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文学品质的基础。我历来以为,所谓纪实文学实际上是文学纪实。是文学而不是纪实,才构成纪实文学的本性。

作为1976年震惊海内外的“总理遗言”案的一个当事人——尽管比较外围——袁敏在这里努力作着“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并且以此“与死神赛跑”。那么我们呢?和“总理遗言案”毫无直接干系的读者,我们因为什么,要在今天与袁敏一起“重返1976”?更加重要的是,然后我们还将去向哪里?
 
勿容讳言,“总理遗言”案当时是一个政治大案,背景是总理已经去世,毛泽东迅速衰老,再次出山整顿局面的邓小平地位岌岌可危,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文革派向最高权力作最后的冲刺……而在另一方面,经历了10年浩劫的民间,则矛盾郁结怨声载道,“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鲁迅先生的名言毫不夸张地可以移作当时的写照。对于那个时候盘根错节无比复杂的国内情势而言,这样的表述尽管经过充分的简约,却也大体准确无碍。

问题在于,对于高层政治而言,民间情绪很多时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一个年轻人以“总理遗言”的方式,把两者突然纠结到了一起,为什么?我以为,民间情绪的爆发方式,折射出来的,常常是高层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言说。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来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是党进行政治教育的不二定式:上世纪五十年代整整一代人对政治以及政治斗争的理解就此定型。无论教科书还是日常教育,每年例行的对“五四”的缅怀,与其说重“五四”精神的传承,不如说成了一种政治斗争模式的宣传和追慕。从抗战初起的“12、9”到1976年的“四五”,无非是这一言说的绵延而已。因此1976年初,当“瓜子”背着书包北上南下,仿效先辈前贤开展社会调查,探寻中国社会出路之际,这代极端单纯却在骨子里不无偏激的年轻人,正密布在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南抵云南海南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各种境遇和矛盾中备受煎熬压抑无比,正不分昼夜以各种方式左冲右突,寻找着现实的也是心灵的出路。

现在来看,“总理遗言”不过是年轻人依循多年的政治教育,按照他们理解的习惯方式,所作的一次情绪发泄和心灵反叛。奇异的是,它从极端的单纯幼稚出发,难以想象地同时把握住了民间情绪和高层脉动。因为应和着民间情绪,它便在民间不胫而走快速传布;又因为触动了高层脉动,就引起高层高度警觉并成了借机打压民间的一个契口。案情其实几天之后已经真相大白,瓜子和蛐蛐儿却还要在北京拘禁一年有余,而因传播“总理遗言”进行的大规模搜捕,实际上持续到1976年的那个10月,就是这种情势走向的简单勾勒。

在我看来,1977年11月4日公安部对“瓜子”所做的结论,肯定他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同时还留下“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尾巴,自是荒谬无比;但是,到了1979年,同一个公安部在“关于给XXX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却又明确表示“XXX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瓜子本人虽然至关紧要,但因为处于同一个逻辑并由此生发,不仅显出例行公事的苍白,而且在根本上一样可笑。就在这里,袁敏接着写到:“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谢天谢地!袁敏在这里划清了《重返1976》的价值指向,也让惊天大案中的每一个人从英雄回到了人间。事实便从这里开始还原,对真相的搜寻,不再着力于事件,而在事件中的世道人心。

首先想说的是袁敏的哥哥,“总理遗言案”核心成员“瓜子”。他其实和“总理遗言”没有直接干系。他的“核心成员”身份基于这样的逻辑:只有他的家庭背景,才符合高层的政治推论(蛐蛐儿的家庭无法构成这一大案背景,这真是“抬举”了袁敏一家,而令蛐蛐儿失望)。在这样的逻辑下,当年专案人员在仔细研究瓜子和蛐蛐儿的各种笔记本后就曾判断:“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我们的公安人员确实素质优秀,他们既充分了解高层意图,又对事物真相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在有过共同经历的我们这一辈中,瓜子是个少见的清醒者。他对无端牵连进这样的惊天大案非但毫无抱怨,反而在从监狱释放回家,面对媒体的追踪说什么: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好吧,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天,我们指望着他能够说出些什么的时候,他居然在电话里沉吟着对袁敏说:“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短了……”以他对政治的敏感,尤其是对人性的洞彻,成为所有涉案者中对历史对事实最难能清醒的一人!我相信,在《重返1976》中,袁敏执拗地在今天追索种种——这里关涉到的,是她的整个家族:父母,哥姐,自己的亲历,乃至各路朋友——始终注视着她并笼罩于她之上的,一定是她哥哥始终不变的冷峻目光。严格地讲,这部纪实作品的意义,首先在于瓜子。是瓜子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成了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从而成为袁敏苦苦追索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值得我们倍加珍视。

瓜子和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和邻居,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夹缠,读来就像是一种诡异的宿命。瓜子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俩命中注定有个死扣难解难分”。从瓜子被蛐蛐儿拖进“总理遗言”大案起,无论蛐蛐儿怎样沉沉浮浮,瓜子始终对他一如既往,永远不变。如果说,当年蛐蛐儿伪造了“总理遗言”,看到他政治上崇拜的瓜子二话不说埋头就抄时,他意识到的不是别的,竟只是自己“成功”了。这一令人心悸的细节,如果还能够用年轻人懵懂无知来做原谅,那么,当瓜子口吐鲜血生命垂危之际,父母和妻子居然见怪不怪,反倒是瓜子不顾一切舍身以赴,读来则让人心里一阵阵发紧。瓜子果然再次被拖进生死攸关的厄运。他说蛐蛐儿“垂死前又一次拽住了我”,其实没有任何人能拽住另一个人,除非他自己冲上去,毫不顾忌地把对方当做唯一。好在瓜子最后总算是挺过来了,他说:活着就是好的,活要活得真好,活着才能更好,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人生体验,其实也是他一路坎坷走来的最根本的支撑,这支撑的灵魂,就是一个有理想有原则的中国青年,对于命运无言而坚韧的承担。

“蛐蛐儿从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喜欢说假话,说假话常常说的自己都陶醉了”,袁敏从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这番话,开始了对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真相追寻。J的父亲、当年同样因为这个案子饱受心灵和肉体创伤的王叔叔则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变成英雄行为了”。其实动机是明确地反“四人帮”应该毋庸置疑,但“英雄”的称谓是否恰当真的尚可讨论。“四人帮”云云,是在那四个人被抓捕被“粉碎”以后才见诸天下的,况且“总理遗言”还有对于“四人帮”之一的溢美之词。不过,在痛定思痛的今天“重返1976”,纠缠这一切实在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独特的“这一个”蛐蛐儿。在那个惊天大案掀起的白色恐怖遍及全国,世界几乎都被他的一支笔搅动的时候,他无疑是中国青年中极其出色的一个!他聪明、英俊、富有才华。从小就对只有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阅读的《文史资料》感兴趣,而在太多的青年还在“上山下乡”为个人找寻出路之际,他则胸怀理想放眼天下,以政治为己任。“就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啊!龙》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大奖之后,在浙江文学界也立刻有了自己的地位。我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但感觉中“他依然不是一个文学中人,而是一个政治中人”,袁敏的挚友、著名作家王旭烽如是说。

《重返1976》有太多的笔墨,围绕着蛐蛐儿作了各种探寻。袁敏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真相——当年的事实还原。对于蛐蛐儿其人的分析,王旭烽的《人间四月三十年(代跋)》更细致或也更加到位。对蛐蛐儿的分析也许是探讨五十年代一辈集体性格比较合适的个例,更加重要的是,它竟是从瓜子那里延续而来——

在此之前,对于蛐蛐儿的基本分析与评价,移用而至瓜子一概适用。区别只在于“谎话”二字。王旭烽用一个更合适的词作了替换:虚荣。如果说,瓜子以“承担”走进了那时的政治,那么,蛐蛐儿却因为“虚荣”而被政治所捕获。五十年代一辈总体上是政治化的一辈,是时代强势在不经意中塑造了他们,而他们则自觉不自觉地以关心政治、投身政治安身立命,没有谁能清醒地逃逸。但是,当瓜子以承担最终超越了政治,蛐蛐儿却因为虚荣沉溺于“英雄”的政治光环,于是便不得超拔。正是虚荣,在这里成了重要的分水岭。

政治必有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原来是与虚荣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中国政治以楷模作为基本教育方式(比如张思德,比如雷锋),在表达了楷模象征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意义的同时,也把一种名扬天下的方式暗示给了被教育者。在政治中成就自己的个人主义就在这时孕育成型。渴望成为楷模,渴望被上上下下关注,渴望被上级重视被他人表扬,是五十年代一辈共同的心理经历,由虚荣引发的谎言矫行就几乎成了必然。只有少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正理想主义者,或者自绝于集体自绝于公众的叛逆者,才能超然于外。

蛐蛐儿的炮制“总理遗言”,事发后的株连他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安然享受反“四人帮”英雄的美誉,乃至在时隔三十多年以后依然不敢面对真相,面对自己,其源概出于此。

那么,哪里是我的“1976”呢?
“总理遗言”在1976的那个初春秘密传布全国的时候,我已经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调到省文化厅,参与省曲艺代表队的组建。当时的中央决定,夏天在北京举行包括曲艺在内的五项文艺汇演。记得那年冬天少雪而寒冷。元旦前后我住在位于佳木斯火车站对面的兵团总部,一天清早被火车站的广播惊醒,隐约听得是断断续续的哀乐,急忙去开窗——东北冬天的窗户不仅双层,秋天关闭时就准备轻易不能打开的——情急之下抄起床下的哑铃朝窗户砸去。窗玻璃登时碎了一地,凌厉的寒风带进来的果然是噩耗:总理走了。脑中一片空白,却已泪流满面。

就在回到哈尔滨不久,我看到了“总理遗言”。不曾经历知青生涯的人,也许不容易理解,知青之间有着十分通达而广泛的联络管道,这管道密布全国,渗透在凡是有知青的各个角落。原因自然是和同学们到了各地相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因为书,是书,把各地趣味相投的知青联系到一起,并滚雪球一般铺成一片。比如说,我所在的农场爱书的上海知青,有同学在安徽黄山插队,北京知青则有同学到了陕北,那么好吧,就有数不清的书在这些地方来回穿梭。问题是:书的背后一定是人生,是对命运的思索,对爱情的渴望,对政治对社会的关注,往往还有——文学。这批人在文革结束后从山南海北回到城里,投身的大多是人文领域,包括有机会时的涉足政界,根子就是这样种下的。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钳制下的“文革”时代,地下有炙热的涌流,在尤其怀抱理想主义和青春热情的知青中涌动,就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了。

我手边的“总理遗言”就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迅速传播到我的朋友圈子里了。
随即就是北京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以清明节悼念周总理为由而发动,邓小平再次下台,毛泽东的昏聩已是不争的事实。很快我就被人警告:我传播的“总理遗言”已经被发现,招供我的是当时位居黑龙江省知青办副主任的一个北京知青。更糟糕的是,清明节我曾在哈尔滨闹市区摆放过一个悼念总理的花圈,也被公安局列入追查。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连夜就坐火车离开哈尔滨,辗转到了十分偏远的一个农场——这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情形,作为知青,你可以藏身在任何一个有同学朋友的偏僻之处,秘密蒸发。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真诚地感谢黑龙江文化厅的领导们。我因为不知轻重写文章为《青春之歌》翻案,却因此被调入文化厅。我去报到的时候,文化厅机关的楼道里,密密麻麻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现在,在我星夜逃亡之际,文化厅的领导们则用尽办法为我开脱,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7月,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参加调演,途径唐山,火车站被层层叠叠的隔离墙挡得严严实实,让你去想象墙后的一片腥风血雨。9月,毛泽东去世。当天我的女朋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正要离开哈尔滨,去北京与在那里的母亲会合,然后一起回杭州。我送她到哈尔滨火车站,正巧遇到我的朋友,坐同一列火车去京的姜昆(后来著名的相声演员)和吴欢(吴祖光先生的公子),我嘱咐女朋友在北京不要多逗留,“很可能全国内乱,要是隔江而治,就回不了杭州了”。把她托付给姜昆和吴欢后,我回到办公室彻夜未眠,和几个朋友详尽讨论了国家政局的各种可能后,把保存的所有信件烧得干干净净,在临要烧日记的那一刻突然犹豫了——总算保留下了那十几本青春的记忆。
接下来就是那年举国欢腾的金秋十月了……

现在,我们将去哪里呢?
三十年弹指而过。伴随着这三十年,共和国走过的已经整整六十年。一个花甲。我们也走近耳顺之年,贴着花甲了。
一代人就此即将成为过往。
作为个体,留下的只是生命的记忆。
背后,是依然鲜活依然令人激动不安的青春岁月。面前,除了共和国的未来,我们还可能再有什么?正是这个我们呼吸与共的共和国,带着我们从1976走到了今天,不仅使重返1976成为可能,也使我们每一个无论多么迥异的命运,最终获得了同一种意义,从而欣然相遇——
海涅说过:在每一块墓碑下,都埋葬着一整部世界史。于是在这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向《重返1976》中的每一个生命(当然包括蛐蛐儿李君旭),表示崇高的敬意;向追寻这一切并记录它们的袁敏,表示崇高的敬意。

                         2009年11月29日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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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1976 重返1976 7.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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