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书写薄的功力
尝与某法学博士坐而论道，此君不无骄矜地告诉我：“观民国人物的种种著作，大抵不外搬运抄胥之功，若置于今日，一硕士足堪其任。”彼时，我尚在学中，不明就里，深以为然。尔后，笔耕数年，深感著述的不易，才体会到空谈误人。
数日前，拜访北大出版社曾健编辑，示我两本新书，10月刚刚印制，墨香尚浓，乃重印钱端升先生的两本著作：《法国的政府》与《德国的政府》。灰绿的素色哑光封面，朴实无华，富有质感。再翻看其中，纸质的选择、排版的格局、字体的安排等等均非常考究，堪称典雅。
将两本新书摩挲良久，爱不释手，遂谈到该书的内容。此时，我的轻妄便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著作，现在恐怕只有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了吧”，我自以为是地问道。听罢，曾编辑并未多言，塞给我两本样书：“先读了再说！”
是夜，翻读是书，竟不敢释卷，为自己所沾染的浅鄙文人习气而惊出一身冷汗。
读书不外乎读两种东西：一为知识，一为境界。故而便有两种读者，有向书学艺的，有向书问道的。希望学艺的，莫不愿作者事无巨细，条条款款地讲来，读者可以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照猫画虎，操作手册是这类书的典型代表。问道的则不同，讲究的是得月忘指，要在篇章结构的宏旨中见出作者的眼界来，提升读者的志趣。
与今人相比，民国时人著书，志向不同，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气场不同。作者心中总萦怀着一份关照，要通透时空，为彼时临深履薄的文化求解。故而，其时人作书，题目往往一用就是“中国社会”、“英国历史”云云，这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大而无当。敢问就知识的角度来讲，“德国的政府”一题应有多大容量？十余卷本应该问题不大。而钱先生一书，区区十五、六万言。在字数上的巨大悬殊，催生出一种体现高难度的学术功力：取舍。
做学问，旁征博引，搜罗穷尽，好记性加中人之资都能应付阙如，大抵不外乎经年累月的体力劳动。而要如老子一般以五千言讲破天道，则全赖智慧。写字作文的人都有体会，文章长了好作，短了却不好写。
浩瀚的史料摆在面前，如同渊海，不知从何下手。一本书好不好，就看作者在知识的莽原中给读者开的路好不好。譬如旅游，好的导游规划的路线走路少，参观的景点多；差劲的导游则相反，带着游客走了不少弯路。
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要求知识的更新，那么出版物永远也跟不上它的步伐。而明达的作者却具有一种能力，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或这说是政治的原则、时代的精神、民族的性格，将它提纲挈领地拧出来。《德国的政府》成书于1933年3月，而在该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一举推翻了共和政体，改行独裁，政治制度为之一变。表面上看来，该书尚未出版便落伍了。而钱先生在序言中不无自信地写道：“一国的政府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变更的。在形式上独裁制固于本年三月代替了议会政府，但议会政府自一九三零以来又何日不在独裁化的过程之中？反之，行政的组织，吏治的精神，法院的编制，以及地方制度等则固今犹如昔，大体未变。”一流的学者，必然具备此等洞见才行。
读者有读者的癖好，大凡喜欢读原汁原味的东西，所谓“正宗”是也。说读英国法史，就会想到布莱克•斯通等；说读德国的宪政，或许会推崇卡尔•施密特……能读原文当然最牛，实在不行就读英译本，再不济才说到读中译本。于是，自海禁大开以来，所谓学术研究，大多重在引介外文。乍一看，钱先生亦不外做同一工作而已。可是诸君请看仔细，这两本书绝非译著，而是原著，是中国人对于外国政治与法律问题的自己的理解。
作者写一本书，建立在一定的具有原创性的问题意识上面。所以，同样的主题可以被不同的作者一写再写。想在上个世纪初期，钱穆先生就一再倡导要重写中国通史。很多人不理解，说已经有一部二十四史摆在那儿了，通史还有什么必要？钱先生说，笑话！照这么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岂不是多此一举了？我注六经，这个“我”变了，就是问题意识变了、时代需求变了，当然有重注的必要。君不见，今日市面上充斥的种种恶搞《论语》、老庄的书，正反映了时代精神状态的转变之际的躁动。
同样的道理，德国人、法国人没有少研究自己的政府，著作不在少数，却并不妨碍钱先生另写一本。而作为中国的读者，正正缺的也是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解读。作者不同，研究同一问题，作品的风格和观点一定不同。诸位不信的话，不妨翻翻国外汉学家们的作品，写得挺好，却总是中国的味道少。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是西方分析哲学的，自然其成果就很不中国。但是，西方的读者觉得很必要，因为那样的作品非常符合他们的文化习惯，才能够真正把东方的东西转化吸收进西方文化。
我们在引介西方学术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变味”。可是，我们却对这种误读感到痛心疾首，仿佛是做了人家的不肖子孙。而钱先生的这本《法国的政府》，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部研究法国政府的专著；其《德国的政府》也是第一部研究德国政府的专著。以《法国的政府》一书为例，该书1929年初版时名为《法国的政治组织》，很大一部分是以门罗所著的《欧洲各国政府》（1925）一书为基础。1933年，除了保留其中部分章节外，钱先生将本书重新写过一遍，更名为《法国的政府》。原因很简单，作者在博览群书后发现，自己关心的许多问题，欧洲本土作家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一个研究外国问题的中国作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还关心中国能够通过该研究得到什么。
文化是造就一位作者性格的重要因素，牟宗三研究康德，就直让西方人大为惊异——他笔下的康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作家能够想象。我也有切身体验，几年前我去香港，与一些法律界人士谈论陪审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如何监控陪审员腐败的问题，却惊讶地发现，香港法律对此并没有缜密的制度设计，而至今为止据说从未发生过一起陪审员腐败的案件。一位律师说：“我们相信教育（陪审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能够保障陪审员的素质。”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这也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援引西方法律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随着过交流的加深，我们所能掌握的外文文献大大地丰富了，对于许多细节问题亦愈发深入，在理解何为西方法律与政治的本来面目上或有长足的进步，然而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将自己看得更清晰了吗？实在不敢断下结论。
钱先生对于文化的理解与继受，并没有直接地表现为文字，而是蕴藏在作者的取舍中：汗牛充栋的材料，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该详写，哪些一笔带过等等。在轻重缓急的拿捏上，展示了一位学人的功力，我以为这也是钱先生二书重印的最大看点。二书编者亦希望通过重印，“引起行家里手的关注，而不至于在出版物市场的大海中再次成为‘历史的尘埃’”。诚哉！其志可嘉。
刊于《方圆律政》2009年11月号
数日前，拜访北大出版社曾健编辑，示我两本新书，10月刚刚印制，墨香尚浓，乃重印钱端升先生的两本著作：《法国的政府》与《德国的政府》。灰绿的素色哑光封面，朴实无华，富有质感。再翻看其中，纸质的选择、排版的格局、字体的安排等等均非常考究，堪称典雅。
将两本新书摩挲良久，爱不释手，遂谈到该书的内容。此时，我的轻妄便表现出来了。“这样的著作，现在恐怕只有学术史研究的价值了吧”，我自以为是地问道。听罢，曾编辑并未多言，塞给我两本样书：“先读了再说！”
是夜，翻读是书，竟不敢释卷，为自己所沾染的浅鄙文人习气而惊出一身冷汗。
读书不外乎读两种东西：一为知识，一为境界。故而便有两种读者，有向书学艺的，有向书问道的。希望学艺的，莫不愿作者事无巨细，条条款款地讲来，读者可以按部就班，亦步亦趋地照猫画虎，操作手册是这类书的典型代表。问道的则不同，讲究的是得月忘指，要在篇章结构的宏旨中见出作者的眼界来，提升读者的志趣。
与今人相比，民国时人著书，志向不同，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气场不同。作者心中总萦怀着一份关照，要通透时空，为彼时临深履薄的文化求解。故而，其时人作书，题目往往一用就是“中国社会”、“英国历史”云云，这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大而无当。敢问就知识的角度来讲，“德国的政府”一题应有多大容量？十余卷本应该问题不大。而钱先生一书，区区十五、六万言。在字数上的巨大悬殊，催生出一种体现高难度的学术功力：取舍。
做学问，旁征博引，搜罗穷尽，好记性加中人之资都能应付阙如，大抵不外乎经年累月的体力劳动。而要如老子一般以五千言讲破天道，则全赖智慧。写字作文的人都有体会，文章长了好作，短了却不好写。
浩瀚的史料摆在面前，如同渊海，不知从何下手。一本书好不好，就看作者在知识的莽原中给读者开的路好不好。譬如旅游，好的导游规划的路线走路少，参观的景点多；差劲的导游则相反，带着游客走了不少弯路。
政治的发展瞬息万变，如果要求知识的更新，那么出版物永远也跟不上它的步伐。而明达的作者却具有一种能力，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或这说是政治的原则、时代的精神、民族的性格，将它提纲挈领地拧出来。《德国的政府》成书于1933年3月，而在该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一举推翻了共和政体，改行独裁，政治制度为之一变。表面上看来，该书尚未出版便落伍了。而钱先生在序言中不无自信地写道：“一国的政府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全变更的。在形式上独裁制固于本年三月代替了议会政府，但议会政府自一九三零以来又何日不在独裁化的过程之中？反之，行政的组织，吏治的精神，法院的编制，以及地方制度等则固今犹如昔，大体未变。”一流的学者，必然具备此等洞见才行。
读者有读者的癖好，大凡喜欢读原汁原味的东西，所谓“正宗”是也。说读英国法史，就会想到布莱克•斯通等；说读德国的宪政，或许会推崇卡尔•施密特……能读原文当然最牛，实在不行就读英译本，再不济才说到读中译本。于是，自海禁大开以来，所谓学术研究，大多重在引介外文。乍一看，钱先生亦不外做同一工作而已。可是诸君请看仔细，这两本书绝非译著，而是原著，是中国人对于外国政治与法律问题的自己的理解。
作者写一本书，建立在一定的具有原创性的问题意识上面。所以，同样的主题可以被不同的作者一写再写。想在上个世纪初期，钱穆先生就一再倡导要重写中国通史。很多人不理解，说已经有一部二十四史摆在那儿了，通史还有什么必要？钱先生说，笑话！照这么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岂不是多此一举了？我注六经，这个“我”变了，就是问题意识变了、时代需求变了，当然有重注的必要。君不见，今日市面上充斥的种种恶搞《论语》、老庄的书，正反映了时代精神状态的转变之际的躁动。
同样的道理，德国人、法国人没有少研究自己的政府，著作不在少数，却并不妨碍钱先生另写一本。而作为中国的读者，正正缺的也是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解读。作者不同，研究同一问题，作品的风格和观点一定不同。诸位不信的话，不妨翻翻国外汉学家们的作品，写得挺好，却总是中国的味道少。原因很简单，他们的知识背景、问题意识是西方分析哲学的，自然其成果就很不中国。但是，西方的读者觉得很必要，因为那样的作品非常符合他们的文化习惯，才能够真正把东方的东西转化吸收进西方文化。
我们在引介西方学术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变味”。可是，我们却对这种误读感到痛心疾首，仿佛是做了人家的不肖子孙。而钱先生的这本《法国的政府》，对中国人来说是第一部研究法国政府的专著；其《德国的政府》也是第一部研究德国政府的专著。以《法国的政府》一书为例，该书1929年初版时名为《法国的政治组织》，很大一部分是以门罗所著的《欧洲各国政府》（1925）一书为基础。1933年，除了保留其中部分章节外，钱先生将本书重新写过一遍，更名为《法国的政府》。原因很简单，作者在博览群书后发现，自己关心的许多问题，欧洲本土作家并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一个研究外国问题的中国作家所关心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还关心中国能够通过该研究得到什么。
文化是造就一位作者性格的重要因素，牟宗三研究康德，就直让西方人大为惊异——他笔下的康德不是任何一个欧洲作家能够想象。我也有切身体验，几年前我去香港，与一些法律界人士谈论陪审团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如何监控陪审员腐败的问题，却惊讶地发现，香港法律对此并没有缜密的制度设计，而至今为止据说从未发生过一起陪审员腐败的案件。一位律师说：“我们相信教育（陪审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能够保障陪审员的素质。”这就是文化的差异，这也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援引西方法律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随着过交流的加深，我们所能掌握的外文文献大大地丰富了，对于许多细节问题亦愈发深入，在理解何为西方法律与政治的本来面目上或有长足的进步，然而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将自己看得更清晰了吗？实在不敢断下结论。
钱先生对于文化的理解与继受，并没有直接地表现为文字，而是蕴藏在作者的取舍中：汗牛充栋的材料，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该详写，哪些一笔带过等等。在轻重缓急的拿捏上，展示了一位学人的功力，我以为这也是钱先生二书重印的最大看点。二书编者亦希望通过重印，“引起行家里手的关注，而不至于在出版物市场的大海中再次成为‘历史的尘埃’”。诚哉！其志可嘉。
刊于《方圆律政》2009年11月号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