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叙事的内在歧异

钟芳元
2009-12-02 看过
驳1:关于“现代性”?

“现代性”从来五味杂陈,说不清楚。所以需要加以界定。
王德威在此文中简单地归之为:求新求变的心理及行为,诚然。但不加细致分隔,容易产生歧义。而在王文华丽的文字下,在这样极其文学性的表达之中,我不免对“现代性”一语内在涵义不明所以,仿佛置身重峦叠嶂。
回顾“现代性”一词的由来,我们不难发现,它最早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并不是一个时间性概念。
回溯历史,我们最早能在公元5世纪就发现它已然存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在使用该词时,它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当卡西奥德洛斯写作时,即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后,这个词开始有了新的涵义:“现代”有了一个对应词——“过去”。在教皇看来,哥特人新建的帝国并没有在基督教传统中形成一种断裂,但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却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文化进行再造,这个词充满了后来者因为无法超越前人而产生的忧郁。
我们通常愿意以“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来区分艺术和社会历史上反映出的两类不同的现代性,似乎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被人们广为接受,而恰恰这样的二元区分会遮蔽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现代”是一个具有不规则动力的词语,要理解它,我们至少有两个互为竞争的模式:
一个是,将“现代”放入时间框架中并对它进行分类,这势必引出一些划分时间的词,将关于时间的新词视为一个证据,并以此推断出关于历史意识形成的叙事。然而,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这种方法会由于二律背反而失败,因为“我们要谈论时间时,总是太迟了”。
另外一个,就是“语言学”模式。“现代”一词近似于一个“转换词”,即功能词,或是用于指代言说语境的指涉词,它所代表的意义和内容因人因时发生变化(包括代词、指涉地点的词、指涉时间的词等等)。因为是转换词,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历史性的因素。
不管是从两种模式中的哪一种来说,“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虽然与它们存在交叉和渗透,必然就陷于局部,那么由是观之,说这样的区分不免武断也不会是什么太过武断的评价。另外,我们虽然无法在王德威对“现代性”的定义下看到一种清晰的对“审美”还是“社会”的归服,但恰恰是这样一种概而言之的“求新求变”为太多的“自圆其说”找到了仿佛恰切的因果,可以用他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其这样一种做法的动因:此举策略性的意义何在?
王德威在处理“现代性”含混的内在意义的时候,其做法似乎是偏向于将之归在“语言学”模式的情景下,我们可以理解,或许是这样一种情景显得更为包容和温柔,因其功能性的意味之强烈。但是,在具体的表述中,其对于狎邪小说、公案狭义小说之定义鲜明的偏向“审美”,而对晚清/五四的区隔,在对待“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则显得含混许多:一方面,他认为,五四窄化了晚清对于多重现代性的追求,压抑了多声部的现代性声音;另一方面,他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五四“压抑”了晚清,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仅仅停留在一种“审美”的层面上,那么结果应该是反过来,压抑者和被压抑者的角色应该互换,其间缘何如是,王文没有告诉我们,当然如果我们足够细致,我们就不难看出其间端倪。
对于“现代性”的评说,在王德威此文中还有一条隐秘的线索没有被彰显出来,而恰恰是这样的线索完完全全勾连起了他整体的论述,所以关于这样一条“现代性”的隐秘线索我将放在“视角”中加以驳论。

驳2:关于“晚清”?

我们先看王德威自己对于晚清所做的定义。
在王德威1995年发表的同名文章中,他并没有非常清晰地为“晚清”作出定义。然而,在本书的《导言》部分,他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因这两篇文章有着一衣带水的勾连,所以不妨作一番“互文式”的解读。
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王德威作出了他自己对于“晚清”这一时间范围的界定:“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余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p1)其后,在下一个自然段开首,他又跟了一句:“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p2)
我们暂不说他所定义的“文学晚清”的时限自身有何问题,因为历来在历史学上对于晚清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于“晚清”之下限讫于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点在学术界已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其上限依然众口难调,我们可以大略看到三类对于“晚清”上限这一时间范围的界定:
其一,1800年,取自费正清、麦克法考尔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此一界定所追至早,缘于当时清廷内忧外患频仍。在内,人口由1.5亿激增至3亿,面对相当大的人口压力,同时,政治、经济极端恶化,加之新帝嘉庆即位,却突发白莲教起义(1796年);在外,俄入侵东北,英觊觎西藏,可以说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国势渐衰。
其二,1840年,取自官方对鸦片战争为近代开端之说法;
其三,1902年,在文学上的通常定义,是以梁启超写作《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以及创办《新民丛刊》和《新小说》为标志。
王德威的说法无根无源,自成一家。因此,我们不免究考其所凭据。事实上,王文将“晚清”这一时间概念的范围上限追至太平天国,我个人认为似无必要。首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与历史上对于近代史开端的界定大致相当,而我们在细微处并不能发现这样的一则定位与之前有何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断裂感;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王德威的具体行文中所援引的小说又在在无法支撑起他这样一个时间范围的界定,不论是《文明小史》(1906)、《官场现形记》(1905)、《孽海花》(1905)还是《老残游记》(1907),似乎更多的只是为了证明他文中的另一句话:“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事实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高潮”,毋宁说是开端,或者,其对于此“高潮”上限的追加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开端”的指认,而极有趣的现象是,这样一个“开端”的追加仿佛更接近传统对于“文学晚清”上限的指认(1902),而与太平天国相距甚遥。其间我个人认为亦有王德威自己的策略性考量在其中,这一点我将会在“晚清/五四”和“梁启超‘新小说’”中加以更为详细的驳论。
对于“晚清”界定的澄清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学术游戏,也不是一件极尽无聊的牛角兜游,这一行为本身其实内含着两个重要的运动方向:一为学术因缘,是应当慎之又慎的学术研究,而绝非游戏云云;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这是一种倾向,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倾向,相信识者当能知会。

驳3:关于“被压抑”?

近来关于“谁被压抑”的说法日见其彰,其缘起也正在于王德威的这本名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但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其指向的矛头是“现代性”,而不是王德威在书中所提到的关于“晚清/五四”“现代性”的讨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著作范畴之外一个更大但是欠细致的一个新的问题,而我在这里想就王文关于“现代性”论述的本身提出某种质疑,即以“被压抑(A)的现代性”反“被压抑(B)的现代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提到“被压抑”的时候,是就“传统”被“现代性”压抑而要急于为“传统”抱不平,为“传统”作再一次的验明正身。而我还想就两种“现代性”叙事的相互压抑来探讨“被压抑”说法本身在“现代性”维度上的缺失,也正像王德威在文中引述的“亏欠的话语”,我想说明这样的“亏欠的话语”是如何在他的这篇文章中以另外的一种方式突现出来的。
王德威在讲“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时候,曾为这个新造的概念作过一番较为细致的梳理,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两文中他都作过类似的处理,概括起来,是三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代表一个文学传统内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其二,“五四”以来的文学及文学史写作的自我检查及压抑现象;
其三,泛指晚清、“五四”及三十年代以来,种种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
我们不妨细细体味一下。
先讲第一个面向:传统内部生生不息的创造力。王德威认为,这样一种“原生式”的创造力在面对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经验”以及“五四”以降唯西方现代经验是尚的文学经验的双重裹挟之下被压抑了,并被扔进了“腐朽不足观的传统之内”。(P11)然而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新旧之争向来是实力悬殊,即便好些也顶多是势力两分,就连陈独秀初办《新青年》时也是五内忐忑,未尝不顾念夭折,而鲁迅办《新生》之未果在其《〈呐喊〉自序》中也不免显出悲哀。我们确乎能在一整条的历史轨迹中责难“五四”的极端做法,而“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说法在大的历史框架和行文论述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不当,但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是,这样一种极其强大,强大到一种被认定是“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如何会在孱弱到连自信都还没有的“五四”面前分崩离析,而事实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如果细心地捡拾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旧体诗依旧盛行,并且,《新青年》杂志在最初所刊载的文章中,传统的文字,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近乎小学的著文仍各居其要,以“后见之明”批“先在之实”或许并不明智,也当欠于公允。
第二个面向中,确实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后人对“五四”多有诟病之处。但是,其三又似乎太过简明以至于失之笼统。我们读过中国的文学批评史都当知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极具有特色的词汇,“文学”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对于文字的(或者是说著述)要求从来不在其形式和语言。我们看《诗经》,孔子评《诗》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继而到汉代扬雄评汉赋,也是在教化刺世的层面作出品评,甚至到隋唐的王通也依然秉持这样的诗教传统。在古代中国,即便骈文曾盛极一时,也如昙花之景,疏忽零落。更况且,写作《文心雕龙》的刘勰,即便文采骈雅,着人叹服,但是书中《原道》、《神思》诸篇却从未着墨半点骈雅之事,甚至刘勰本人也认为文采害辞,也是注重文章的内容,不脱诗教之遗风。
王德威所说的那些不入“主流”的文艺实验假若放在古代中国,也或未必得登大雅之堂,即便是放诸“文笔”之辩或也当居其次。再说小说,王德威的视点是小说,其文艺实验的说法也当止于小说,然而小说从来在传统中国不居正统,穷街陋巷者云耳,难得“信达雅”之首称。关于“小说”之论,更多的驳词我会放在“视角”中加以详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压抑的现代性”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真正确立其合法性。我们知道,王德威此文之目的,不在于要我们学究式地讨论一些枝节问题,而是为了使我们脱离传统的“五四起源论”和内在于此论中的二元思维模式。但是,即便如此,在对“被压抑”的论述中间,对于晚清之翻案即便注意到晚清小说自身的诸多问题,还是流于意气。我想说的是,王文的做法事实上是在将“审美”批“社会”,也就是说,“道”“器”相离而不相合,事实上,这才是“被压抑的现代性”遭质疑的病灶所在,不论是从“传统”还是从“五四”现代性的角度切入的质疑,不脱于是。由此,我们大略能够明白,这样的“被压抑”如何成为了一种“亏欠的话语”而走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
如果再细致一些,我们似乎能够得出一个极为有趣的结论:在王德威三个层面的预设之中,第一个和第三个其实在逻辑上存在着内在的歧异和矛盾。当我们定睛在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上时,当王德威切切地捡选了这样的一类文体来舒展开他的议论的时候,文体在历史上的因缘际会将那样一种论述中的合理性消泯掉了,不论是掉头回顾还是直眼于前,我们仿佛都只在“其三”中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而在“其一”中哀叹“种种的不入(主)流”,这一点可以细细体会。

驳4:晚清/五四?

我们将整篇文章读罢,我们有两种极其奇怪的感觉:一种断裂中的绵延感和一种绵延中的断裂感。极富有意味的是,这样的感觉居然就在在对应了“晚清/五四”式的切分。这是王文中由一个细部问题造成整体影响的一个因素。
从王德威的表述中我们明显地看到,他在“容我再追加一句”式的低姿态中将“现代性”作了延续。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他是为质疑“五四起源论”的一种决绝和武断的姿态的,他是认为对于“现代性”的追认本身是一种柔和地逆流而上,而不是决绝的追根溯源,他似乎是在告诉我们,“现代性”我已经逆水泅到了晚清了,而没有决绝地说,文学的现代性发生就是晚清。然而,在这样的绵延之中,我们又似乎看到一种传统的翻案文章很难消泯掉的火药味。对于“晚清/五四”的划分是建诸“启蒙/颓废”、“革命/回转”、“理性/滥情”、“模仿/谑仿”的四根斜杠上。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这篇论文中间,笔之所至给我们的感觉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是平滑渐进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同样,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关的论述气质:“(一)现代性的生成不能化约为单一进化论,也无从预示其终极结果;(二)即使我们可以追本溯源,重新排列组合某一种现代性的生成因素,也不能想象完满的实现。这是因为抵达现代性之路充满万千变数,每一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p8)“从晚清到五四,再到30年代以迄现在,我们大抵可依照史料,勾勒一个(或数个)文学由旧翻新的‘情节’。但这一信而有征的‘情节’却既不能印证任何历史宿命论,也不能投射任何未来目的论。如上所述,多少契机曾经在实践的折缝中闪烁而过。有幸发展成为史实的,固属因缘际会,但这绝不意味稍稍换一个时空坐标,其他的契机就不可能展现相等或更佳(或更差)的结果”。(p8)
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其他一些“情节”的话,或许又会是另一种感受。
在所驳此文中,王德威写道:“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以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当然,此处的论述倾向并不是非常明显。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中间,作者有如下的论述:“在种种创新门径中,鲁迅选择了写实主义为主轴——这其实是承继欧洲传统遗绪的‘保守’风格。鲁迅的抉择,已成往事。但所需注意的是,以其人多样的才华,他的抉择不应是唯一的抉择。后之学者把他的创作之路化繁为简,视为当然,不仅低估其人的潜力,也泯除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彼端,众声喧哗的多重可能。”(p9)另外,我们如果仔细地审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一标题,我们就能发现,在这样一种“没有/何来”的句式中暗藏的一种感情倾向如何与之前提及的四根斜杠暗合。所以王德威接着写道:“对我而言,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p9~10)在王德威对于晚清小说的诸多论述之中,我个人认为这一句话是极尽重要的,它至少包含了两种密切相连的心理动向,而这两种心理动向很有可能就是王德威写作这些论述文字的因由所在:其一是“分类”,其二是“西方中心”。
我或许应当道歉如此武断地做这样的判断,但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间我似乎可以感知一二。
“分类”这一行为本身预设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前提,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分类”的思路落进了二元思维的圈套,而文章在企图以这样一种“分类”的做法反对传统的二元构思时其实恰恰是延续了一条极尽曲折和隐秘的“反浪漫派”的“浪漫派”行为。之所以有嫌冒失地这样说,其实是建诸这样的一个前提:文章在对晚清和五四的描述在具体行文时虽然廊檐曲折,似乎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内在勾连,而事实上是完全出自于“由多重而单一”的现代性发展流脉,简单的以晚清小说浪漫主义被五四写实主义所吞没,从对鲁迅的具体论述中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种二元的格局,而这样的格局同样充斥着那一根根斜杠所劈裂开的历史与叙事的两端,行云流水的行文之下其实难脱二元思维的格局,而“分类”的做法如果落到实处,显然我们所得出的应该不是“谁压抑谁”这样的问题,其间有着太多的含混性和复杂的历史语境需要顾及。
另外,虽然王德威并不喜欢19世纪以来西方的现实主义对于中国五四之影响,而斥责五四慨然西向之后落进了狭窄的历史进化论的怪圈难以自拔,但是在其“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样的表述中我们依然无法逃过西方中心的监视。这样说不是过渡诠释。当我们从自身传统内在端赖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发生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不一样的视角,自然也就衍生出不一样的结论,至少是不一样的分析路径和观点,这个在柯文和沟口雄三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和“自生性近代化”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做出推断,在此从略。
此处尤要提出的还有一点,就是上文曾经提及的王德威在处理“文学晚清”之界定时所存在的内在的矛盾,此举有其策略性的考量。当我们在关于“晚清/五四”的具体论述中看到其潜在的思想理路时,我们似乎就已经不难理解上文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作者之所以要把晚清文学的起点定在太平天国而把具体论述中的文学作品集中在1902年小说革命之后,他其实同时解决了两个棘手的问题:第一,面对“为何将作品集中在小说革命之后而把文学晚清之肇始定在太平天国”这样的质问,王德威可以以其“高潮”说加以诠解,而事实上这样做就避免了对于晚清小说开端的正常的理解,其中有着明显的遮蔽,这样的遮蔽却在作者行云流水的论述中隐而不彰;第二,这样一种做法的另一种策略性考虑其实是在于更好的构架“晚清/五四”的二元相分,同时也让这样的分类带来的冲突消解在上述对于“开端/高潮”的界定之中,那么,论述在行文的具体过程中就会显得较为顺理成章,那么,关于文章对于“现代性”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批驳的线性时间的许诺也就显得合乎情理,这样的内在歧异事实上在王德威来说也或许是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的矛盾。

驳5:梁启超“新小说”?

王德威在此文中所提到的梁启超借新小说之名复传统政治寄予之实当是有所见地的,然而,他就此贬低新小说之影响则似乎处之欠妥。按照樽本照雄的统计,新小说之后,中国的小说创作蔚为成风,虽然王德威提到新小说最初兴起到最终失败只经历了短短数年时间,然而他却未有提及在这短短数年时间内小说的地位以及其创作的丰硕成果将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以及其“现代性”叙事的奠定具有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我认为,王德威这样避重就轻的做法和上文提到的他的思想理路是一脉而合的。在二元相抵的思想情境下,一些重要的细节,往往容易或自觉或不自觉被忽略掉,或者说在行文的时候在材料的筛选上做出的侧重可能与历史的真实情境有所差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允许的,但是似乎应该做一些简要的说明,正如陈平原在其名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导言部分为我们所做出的解释那样。
而正是由于王德威对于新小说在政治倾向上的一种不够认同,使得他在行文中所做出的选择和筛汰显得极为策略,流于主观,失于公允,这与“晚清/五四”的做法同出一辙。

驳6:视角?

王德威的视角可以从至少两个方面切入:选取“小说”这一文体;选取“现代性”这一维度。
小说:晚清以来,小说由穷街陋巷者云一跃而与其它文类相比肩,其功自不可脱梁启超。王德威采取这一文体来展开论述,事实上与其所要讨论的“现代性”紧要相关。可是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完全认同梁启超的小说革命,甚至表现出某种漠不关心的姿态,这似乎与其所选择这一文类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冰火相殊,其间也不脱其策略性的安排。选择小说,一方面可以较为容易地反传统的“诗学”规约,另一方面更是可以直接进军“五四”现代性的批判,因为小说的变革直接肇始现代性的提领而出,当小说在面对前狼后虎的境遇显得困窘和狼狈的时候,王德威勇敢地切近这样的一类文体,本是令人倍感欣慰的事,然而他的论述立场却不得不使我们的阅读期待大打折扣,那么,“小说”从被拯救的对象变成了为了拯救“被压抑的现代性”而临时拾掇的工具,其间轻重缓急当是溢于言表,不须字字说破了。
“现代性”:为晚清作翻案文章,向五四发难首先瞄准的就是现代性。王德威在论述晚清小说时从现代性切入而不从传统切入,但同时又对现代性语焉不详,笼统地称之为“求新求变”,这样的处理背后,我们看到其为狎邪小说、公安小说之流声辩之势似乎表现出另一种寄予。这一视角的选取除了有随波逐流之感外,其实还有另一种诉求,就是,如何在中西方文学的坐标之中找到一个制衡的心态。如果简单地以“西方中心”观之,似乎又难解这样一种心态本身的复杂性,其间五味杂陈,只可做各自诠解,可以不再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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