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重述的现代命运――评阿来《格萨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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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30 看过
史诗重述的现代命运――评阿来《格萨尔王》

相对于历史性材料的显性和直观而言,文学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需要经由叙事这种修辞的艺术,得以再现而直达历史的现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神话、小说或甚至仅是故事的雏形中,一方面当然多多少少有着历史的沉淀,另一方面因个人经历和修辞技巧的原因,不可避免地有着其叙述者的主观和武断。如果我们以此为基点来看待阿来的《格萨尔王》的话,重述“格萨尔传说”中“重述”是关键行为,是作者不堪重负的任务。因为重述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民间的传说(相对于在此之前苏童的《碧奴》重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李锐的《人间》重述《白蛇传》的传说和叶兆言的《后羿》重述“后羿射日”的神话而言),而是民族的史诗。史诗虽从不声称是客观历史,但它经由千年来族民们历时性的增删和修正,承载了民族太多的共同记忆。它甚至比过往的历史更具诗学真实。因而,不过分地说,在史诗中英雄形象身上,维系着民族认同的情感和价值的取向。

职是之故,我们不难理解,这本书的写作为何成了阿来郁积多年的心结。阿来如是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一个虚构性的传奇故事进行再一次的虚构,并从这个宏伟的故事框架中,时时窥见到历史依稀的身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正因为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先,整个写作过程成为一段庄重的学习历程。”因是我们知道,他的“重述”面对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这部史诗是他们,包括阿来在内的所有藏族人的民族记忆,在重述时无法更为自由而随意地虚构。然而虚构却是文学的本能,限制这种本能,无异于将降低作品的艺术成就。但是他若要忠于这个已被叙述过的传统,则必然会受到束缚而寸步难行。作为族群成员的他若重述得不够到位,虚构、扭曲或增删太多,则又会将受到那一些对这段史诗耳熟能详的读者们的诘难和指责。另一方面,阿来像许多演唱格萨尔史诗的仲肯(说唱人)一样,要将故事讲好,不同的是他要将史诗化入小说。以小说叙述来代替史诗说唱,这中间要经历一层口头表达向案头表达的转换。每一个仲肯在“神授”之后,会进入类似于艺术的迷狂状态,他们说唱时,声调、用语、表情、动作和情绪都与平时作为一般人的他们是不同的。即是说,这种表演艺术手段与纯文字的艺术差别太大了。所以如何把握两种艺术门类的成功转换是一大难题。

比故事更为重要的是叙事。在重述中,叙事的或轻或重、或缓或急、或丰盈或者贫脊,都将影响到故事的新观感。在《格萨尔王》中,阿来找到了解决以上所提问题的方法,就在于叙事方式和对象的选择上。他将小说中的故事拆开,分成两线并头叙述。一头是格萨尔王史诗,另一头是仲肯的说唱生涯。两者几乎各占了全书一半的容量。这是作者令人敬佩的聪慧之处。而且,也因此,这个小说并不止是关于《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而且一个说唱人晋美为例,关注到仲肯们的生活状态。后者的重要之处,旨在追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到底是神和史诗召唤了他们,还是因他们冥想耽思产出了史诗。

像晋美这类说唱者的神秘并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他们突然得到神授的才能。许多原本目不识丁的说唱人,因此唱出了美妙的韵文。在格萨尔来到晋美梦中启发他后,晋美的叔父知道一个新的说唱人要诞生了,于是为他做了一顶说唱人都有的独特的帽子“仲夏”。小说的封面应该是与此相关,所以读者看到封面上是一顶仲夏,而不是一般在唐卡图上看到格萨尔王的图像。这顶仲夏金光四射,辉煌灿烂,又似乎是在飘忽的烟云上面。这些都恰如其分地为这部小说作了说明:故事虽然灿烂迷人,但是无关真实,更重要的在于说唱或者叙事本身。阿来在讲述时,必须也如同说唱人仲肯一样,那么,小说便是作者的仲夏了。当说唱者戴上仲夏时,当阿来用小说的方式来重述史诗时,他肯定是虔诚的,务求一丝不苟。但是,读者在这本小说中,看到史诗的内容似乎失去了其独特的魅力。格萨尔史诗依存的艺术形式经由现代性的转换,变成纯叙述的方式,似乎徒然变得平淡乏味。如果我们将有关说唱人的部分忽略不读,那么有关“格萨尔史诗”部分,就会显得非常单调无味的。在这一部分里,格萨尔王战无不战,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在这种叙述中,缺乏了叙事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障碍物(悬念)。可能也正是因为阿来知道,无论怎么重述,格萨尔史诗的魅力没有了说唱艺人,终究会大幅度地打折。

我们似乎因而可下一个结论,这个文本更重要的部分并非格萨尔王,而是史诗的现代命运问题。作者试图借助晋美这个现代的说唱人来探讨更多的问题。比如格萨尔并非完全是神性的,他也有着人性丑恶的一面,如耽于美色和好大喜功。比如神话和现实的距离并非泾渭分明的。在晋美和格萨尔之间,谁又是谁的一个梦?比如“魔”或许只是关于人性的隐喻。当魔被消除,神归天界,魔便渗入人心中。开篇时作者写道:“于是索性就变成了人的形象,魔变成了人自己。魔与人变成一体。——魔找到了一个好去处,那就是人的内心。”所以作者提醒人们若是人的心魔未除,地狱迟早会人满为患。这在结篇格萨尔“地狱救妻寻母”时领悟到的。比如说唱人的神秘起因,以及他们矛盾的心绪和最终的命运问题。这些问题使重述者阿来在史诗和现实之间来回徘徊,不断地往返,既要重述英雄们的传奇和伟大,又要写现实中说唱者的渺小和面对现代世界的难以为继。前面作者可以借鉴已有的格萨尔史诗,后者的话,须得对说唱人的生活方式有过调查,再以现代经验表达出来。因而,读者们可以看到在文字的表达方面,两个部分内容的表达有着一定的差距。史诗的文字更为华丽,而关于现实这部分的表达,则有些地方不免过于贫脊。

现代媒体已然为现代人提供了太多神奇的幻术,所以格萨尔王的传奇部分对现代读者来说并不是特别吸引人,反而引人入胜的地方却是格萨尔矛盾的地方。在他征服魔国时,他如人一样沉湎于酒色,忘掉归期,直接导致兄长战死沙场。文本的表面似乎是因为珠牡因舍不得他离开,所以在酒中下了健忘药。让美女们为他担当罪名。但事实上,格萨尔的兄长英雄嘉察协葛战死沙场,却应该归因于他的懈怠和耽溺。格萨尔虽然是因为被掳的梅萨而攻进魔国,但是在胜利之后,却惑于梅萨和魔女阿达娜姆的美色。“格萨尔一去就是三年,听说他与王妃梅萨和新妃子阿达娜姆日夜在北方魔地饮酒作乐,不思归来。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人虽然神通广大,但任性使气,是不是真的配做岭噶的国王”。在这里,神之子格萨尔更多的是具备人类的缺陷。这个延宕的情节是文本中关键的一节。作者有意地为了突显出格萨尔在人间久了,同时也具备人性的一面。这使得格萨尔后来每次见到嘉察协葛的儿子时便心生懊悔。而且他也要面对自己的心魔,于是常常带着疲倦和迷惑来到晋美的梦中,询问有关故事的发展和自已的未来。

格萨尔的叔叔晁通,是作为英雄中的魔而出现的。除了神之外,他的神通最为广大,而且他有野心要做岭国的王,他贪婪而心狠手辣。史诗中的魔统统都将被格萨尔消灭,而作为人的晃通虽然做尽恶事,甚至加害格萨尔,而后者却对他一再宽容。晁通是作为格萨尔完美神性的提醒物而存在的,它提醒格萨尔人并非完美的,甚至是作为神之子的他也往往以善和正义的名义来滥杀无辜。在这方面,他与晁通有共通之处。晁通这个形象使得格萨尔英雄性在人性和神性之间的来回波动。晁通代表一种人间的恶,所以在格萨尔完成他的伟业,将回归天上之际,便着意焚毁了晁通,以警恶的名义维持了人间的正义。“超度了晁通,格萨尔对首席大臣说:‘现在,我是一个残酷的国王了。’”这时的他俨然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却又分明带着人类的自嘲和无奈。格萨尔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到伽地灭妖,灭妖前必须找到阿赛罗刹的法宝松耳石辫子,然而反讽的是得到法宝就会使阿赛罗刹消亡。这个罗刹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未曾为恶,却因为格萨尔要灭妖而无辜地被灭掉。“阿赛罗刹愤怒了:‘不遵守誓言的人,当你说出了秘密,我的力量就不再凝聚,包括我的身体就要消散了!是人们遵守誓言的意志让我存在!——格萨尔,以后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只是因为喜欢法术而修持法术的人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人遵守誓言——愚蠢的家伙,当誓言都失去了力量,那法物就没有什么用处了!”罗刹临终之言不异是对格萨尔是一味警醒,到底无止境的征服罪恶是否真的就是善的本身?或者作为善的名义而实行却是恶,以一种恶来消灭一种恶?对此,格萨尔和说唱人晋美对故事逐渐感到厌倦,于是,英雄重归天庭。格萨尔归天之前对人性和神性都作出了忏悔和自我反思,这种忏悔的行为,与他最终从一个英雄完成神的转变是直接相关的。同时也隐喻了对人性善恶的体认、反思和忏悔的行为有着神性的光芒。

小说的另一部分是晋美的行迹和说唱。文本有着循环的结构:格萨尔的故事是晋美所说唱的,整个小说是阿来所说唱的;格萨尔向晋美诉说他的厌倦和迷惑,小说家借助晋美向读者表达了史诗在现代世界面临的困境。“格萨尔在梦中用一支箭贯穿了他的身体,把他射离了不希望他去的地方。”这支箭是晋美担负的演唱史诗的任务。藏地传说,神子崔巴嘎瓦会挑中一些人,直接进入他们的梦境,将故事灌入他们心中或将诗卷塞进他们的腹中,于是他们就成了说唱人仲肯。他们由于这种神授的才能,要终生为格萨尔的丰功伟绩而到处持琴演唱。美妙的韵文和伟大的英雄,因而活蹦乱跳于琴弦和唇齿之间。他们接过火种,继续了千年来族民们口耳相传的不朽传奇。所以才得格萨尔王史诗仍存于世,是世界上唯一活的史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然而,现代的世界来临了,连僻远的藏地,这最后的一片净土,也将无法逃开现代世界的丑恶入侵。仲肯们不再到处流浪歌唱,而是被圈养起来,面对着广播和录音机歌唱,以至他们很快失去了才能。说唱人央金卓玛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例子。晋美厌恶这种方式,因而离开了广播电台。在路上,他又撞到整理和研究格萨尔的老学者。如果我们将广播、录音和中外的研究学者看作是现代化或全球化席卷而来的力量,那么它们的出现则是对原史诗的异化,直接导致了史诗消亡的现代困境。

在此文本中,阿来关注的重心更偏向在《格萨尔王传》的现代化上面。他缅怀在现代世界面前,史诗最终将会人散歌歇的困境。史诗的现代化必须要使其存在方式发生变化,比如编撰整理,更换演唱方式和对象。说唱人的现代命运更是大为困窘,他们不再流浪四方,而藉助广播,史诗即可到处传播。史诗存在形式的变化,会是灭亡其自身的因素。因而晋美的故事吸引人之处,更在于史诗的现代命运这一主题上面。

 

20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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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王 格萨尔王 7.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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