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着作

李多
2009-11-29 07:52:24 看过


1947年初,27岁的张仲礼前往美国西雅图,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赴美之前,他已经在上海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他回忆到,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家里对读书还是非常重视。”尽管他一直都需要通过半工半读来支付学费,但幸运的是,他所就读的学校都是名校,中学是著名的育才中学,大学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圣约翰大学,“在圣约翰,除了国文课外,教师都是用英文来授课的。”

进入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使张仲礼一开始就站到比较高的学术研究起点上。“当时,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研究亚洲和中国的两个中心,也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两者不分上下。”两所学校都从中国民间和官方搜集了大量资料,“一些资料甚至是从战乱的中国民间地摊上搜集得来的”。他选定“中国绅士”作为自己的术业专攻,就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有关。“当时图书馆里大量的清政府官方文献、19世纪重要官员的文集和奏稿,以及地方志、宗谱家谱族谱等资料,还没有什么人整理分析。”张仲礼如获至宝,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埋头钻研。1953年,他获得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二战后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华盛顿大学的那些师长,也对他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研究生导师弗兰兹·迈克尔教授时,张仲礼仍旧不无动情:“迈克尔教授发现我能坐下来追求学术创新,不仅非常看重我,还给我提供了许多机会。他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我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1955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在征询多位专家意见后,正式出版了张仲礼的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这部开山之作一举奠定了张仲礼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其学术影响力,在50年后的今天依然不可逾越。

这是一部从特定的社会阶层入手,对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加以科学实证分析的学术着作。它把19世纪的中国绅士阶层分为上、下两个集团,上层由学衔较高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下层则是由那些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和一些地位较低的人组成。张仲礼认为:中国绅士是一个以科举制度为政治背景,以捐纳制度为辅助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的资格由政府控制的铨选制度决定,这一制度有复杂的品级和学衔等级,这使得他们成为统治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他们的特权由法律授予并为社会承认。而19世纪中国科举制度的崩溃,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是中华帝国社会结构蜕化的征兆。

在此之前,关于中国的书一般都源于传教士的见闻记录;《中国绅士》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当时中国学研究的学术空白。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的导言中评价道:“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着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着作”。

许多年来,《中国绅士》一直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着作。张仲礼回忆道:1979年,一批来华访问的美国明清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上海访问,尽管他本人也参与了接待工作,但是美国学者仍然向接待人员打听《中国绅士》作者当时的下落;当他被介绍给美国学者时,这些学者发出了“都读过你的书”的由衷感叹。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也正是凭借《中国绅士》一书,他获得了1952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这一奖项,意味着他有了美国的国家级学者身份,意味着他此后可以更加方便地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了。“之后,我就可以被允许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看资料,接触面就更广了。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部的专家阅览室一呆就是3个月,查阅到了大量资料。此外,我可以接触到更多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当时,我试图获得19世纪80年代中国GDP的有关数据,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一问题,于是我设法联系到研究国民经济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他得知我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的获得者后,给我回复说,你来吧。谈了整整一天。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机会,使我掌握了很多资料,可以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了。”

19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有关方面与留学海外的自然科学家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国内的欧美同学家属联谊会通过张仲礼的父亲和妻弟,也同他进行了联系,表达了希望他回国工作的愿望。

1983年6月,张仲礼在查阅资料
华盛顿大学不想放走这样一位崭露头角的希望之星,它们的远东研究所和经济所都试图竭力劝说他留下来。在他们看来,张仲礼人才难得,是大有希望的亚洲研究学者。毕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张仲礼之手。

当时的华盛顿大学远东研究所也的确具备了非常好的研究条件,它在1946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第一笔50万美元基金,专门用以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1950年又得到福特基金会提供的50万美元,用于日本和中国问题研究。

尽管如此,张仲礼依然归心似箭。他说,自己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虽然育才中学和圣约翰大学都是洋人办的学校,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样高涨。中学毕业时,他曾给一位同学留下了报效祖国的勉励之词,被那位同学珍藏至今。现在,是选择回去的时候了:“我虽然因为学者身份持有美国绿卡,但始终没有入籍美国,我在美国的薪金拿到1958年11月底,也一直干到11月份……”他完成了在美国的全部工作,毅然放弃了终身教授的职位,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路。

张仲礼是1958年12月回到上海的,当时他在美国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连那些移民官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登机的前一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移民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一方承认“不自愿”,就不放人。

1958年12月回国后,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他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做起,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张仲礼在社科院里首倡“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在他看来,“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上世纪80年代从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张仲礼牵头点将,把经济所和历史所的“十八罗汉”团聚在一起,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全面完整,被业内一致评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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