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如何保护自己

焦建／文　几年前，大陆出版了一本讲述中国隐士历史的书，名字叫《空谷幽兰》。其中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作者在wenge结束多年之后来到据说是存在着隐士的终南山，他的确找到了不少那些已经在山中独自修行生活了几十年的隐士们。其中的一个人问他：“现在还有hongweibing吗？”当年，这个人就是为了避难而躲进了终南山。时间一晃几十年，他与外界始终脱节。最有趣的一点在于：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在中国社会中，依然拥有一片可以脱离开国家动员和控制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能够对比，但这个故事或许能够给人们认识明代的国家统治能力提供现实的质疑基础：在明代，军事、交通、通讯全面落后于20世纪中叶的前提之下，一个国家全面动员及控制的能力，能够蔓延到什么地步？所谓的专制，究竟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
　　
最晚到亚里士多德，专制与民主政权的区分便已经存在。在这样一组对比的政治哲学概念中，我们所认定的是“专制国家存在着不义性”。它与“民主国家”形成对比，使用前者的意义或许就在于突出后者的优点。而“专制”本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问题，则很容易就被忽略掉了。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具备保护自己的能力，即便是在没有所谓宪政制衡制度的明朝。而且，与那些外在的因学理分析带来合理性而不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应然”相比，卜正民这本《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里所描述的社会生活现实则说明：后者似乎更能够保护好自己，起码是在“三权分立”、“主权在民”成为政治格局中的占据话语权的思潮、并且真正得到实践之前。
　　
“专制”在现实实践中所遭遇的反弹、社会在压力之下对于自己的保护及其依附的条件、保护的成效如何？就是这本“巅峰东方专制主义模式”（葛剑雄语）的明史著作的主题。而按照卜的观点：明代的历史遗产遗留至今。所以，它给予了我们什么样的政治智慧，正是阅读这本书的一种进路所在。
　　
在《明代》中，卜的核心分析框架的基础在于引入“社会制造”的概念。所谓的“社会制造”，指的是这样的一种进程：人们通过结构网络彼此互相影响，并且以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获得的有效资源为基础来创造他们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些资源包括政府权力、经济资本、技术专长以及高远的理想或者暗含着这些理想的各种言论。”国家可以去尝试着去影响的，是这些资源如何才能有效以及合法地使用，但是，国家介入并以此形成等级、职位的实际的作用方式，却又取决于其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作，而跟国家的自身合法性以及官方怎么说没有关系。 “在这个社会政治空间中，法律习惯和共有的理解保护个人不受专制侵害；权力并不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而在于实践当中。”在黑格尔那里，他不相信中国人拥有这样的一种空间。而卜正民则不这么认为：“我们不能轻易的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漠视个体，或者说‘社会制造’的概念不适用于中国的体制，或者认为在中国国家永远比社会强大。”
　　
“现实的惰性，总是会压倒理想的力量。”这里所谓的现实惰性，便是社会的一种既有存在。针对这种存在，依照哈耶克所阐发的对于“无知的尊重”：社会应该遵循现实，而不是让国家强力采用所谓的“理性主义”来进行铲除或者革命。举例来说：按照明代的种植水平，中国北方原本不具备大量种植水平的条件，但是因为希望缓解北方军队食用稻米对南北交通的压力，所以明代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推广水稻种植。但关键之处在于：社会如同“毛细血管”，单凭行政官僚体制是不可能将其完全彻底动员起来的。为了推广官方的种植任务所修建的水利工程，国家必须与地方精英进行合作以便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正是因为如此，工程必须对现实的惯性冲击保留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而即便如此，官方的推动也只是一时一地的强力作用而已，一旦停止，有明一代北方的水稻种植就又重新滑落到了历史的低点。
　　
必须重视的是地方士绅们的作用，因为这一阶层的存在，是整个明代社会保护自身的最为有利基础性架构。作为连接官方与民间二者的渠道，士绅的一举一动，对于官方的赞成和抵制，都将成为一个“社会制造”的过程。除了他们本身的不可替代作用之外，他们与地方性佛教寺庙的互动关系，也为其的地位提供了权威性的来源：“佛教为地方精英们提供了一个背景，使他们能以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术语来为自己创造某种身份认同……佛教寺院之所以会成为士绅捐赠的对象，是因为寺院是受人尊敬的、非国家性的集会场所……寺院占据着一个颇有价值的空间。士绅们可以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地位，并且在远离国家身份授予机制之外获得某种身份认同。通过对佛教寺院的捐赠，晚明士绅正悄然重建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公共权威。”通过与上一个环节进行互动，士绅在地方上的作用越大，越会受到国家的重视，这本身对于地方来说构成一种良性循环，而不可避免的也就削弱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卜正民分析的一个重要框架则是明代书籍的生产、流通与收藏。书籍本身既可以帮助国家推行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但是，在各地兴盛而其的藏书楼中，也的确存在着对于国家统治来说属于“异端”的各式各样的思想火花。作为一种商品，明代的商品经济已经足够发达到产生目光敏锐的书商。而国家对于异端书籍的控制能力，也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跟《启蒙运动的生意》中所讲述的法国大革命之前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生产与销售的故事一样，明代的书籍，也总是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到达读者的手中。前者启蒙了法国人的思想，而后者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对于主导思想的控制能力……
　　
一个缺乏毛细血管的“刚性社会”是危险的。在明代，基本行政制度之一的“里甲制”的实施，便是要以大量的毛细血管为中介，而下层的毛细血管的社会网络，却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将里甲制度加以重新塑造。在中介性因素缺乏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公民社会”或许应该成为构建国家及个人之间中介作用的桥梁之一。相对应的，NGO组织也可以借鉴佛教寺庙在为具体的行动者提供“公共权威”中所起到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明代》书里所讲述的，依然只是一种来自社会自身的消极意义上的被动防御。正如前文中所说的，现代国家中应该以宪政为基础来保护社会中每个具体生活着的人。因此，如何建立起以体制保护社会自由空间的存在、国家政权如何去主动和被动的承认自身的权力不可及点，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良性宪政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