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中国”中的交易成本与搭便车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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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0 看过
一.问题的产生
用诺斯自己的话来说,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主要研究的是“两个的而被经济史学者忽略的问题:简单有关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这种结构的稳定与变迁。”(1980:3)他使用新古典的模型解释收入分配的经济结构,在此基础上,他也超越了传统的新古典理论。

在阅读时,我对书中关于搭便车的讨论很有兴趣,并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因此我这篇读书报告的着眼点想关注的问题是组织现象中交易成本与搭便车的问题。详细的说是思考什么样的组织交易成本会促使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又该如何通过完备组织结构来抵御这一种制度上的漏洞?近日来,我们能看到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山寨中国”的讨论,令人发笑的帖子与图片后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社会现象。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先对涉及的几个概念做简单的解释。

二.几个概念的简单解释
什么是“山寨现象”?由于没有找到学者规范的学术定义,我百度之后,得到以下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它们或由生产者/发明者自己取个品牌名字,或模仿已经存在的产品或事物的功能和样式;由于逃避政府管理,他们不缴纳增值税、销售税,同时不用花大量的钱研发产品,而且和原版的极其相似。通俗得说就是盗版、克隆、仿制等,一种由民间IT力量发起的产业现象。其主要特点主要表现为仿造性、快速化、平民化。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小作坊起步,快速模仿成名品牌,涉及手机、游戏机等不同领域,由此衍生的词汇有山寨机、山寨明星、山寨鸟巢等。譬如山寨手机指的是沿海小厂生产的无入网许可证的手机。” (百度网络)

科斯最早提出了有关交易成本的基本思想,但他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为引起经济学家足够的重视。而威廉姆斯在1985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交易成本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他建构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其一是“有限理性”概念,是说人们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与经济学长期坚持的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有很大的不同;其二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是说很多经济活动错综复杂,很难预料;其三是人们行为的投机性概念,即人们最求利益最大化。其四是“少数现象”,市场活动是个“少数现象”而非“多数现象”。

搭便车问题是曼库.奥尔森(1965)提出的,即大集体的出现并不会给小集团成员们带来排他性的收益,基本含义是不负成本而坐享其成。

三.山寨产品与交易成本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山寨产品与交易成本的问题。其实山寨产品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地区,当时以大量仿制的小商品和鞋厂而出名,它们的产生迎合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环境,由于社会成员手中掌握的财富有限,却又追求开始追求时髦,于是大量价廉、实用而又酷似新潮的产品应运而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秩序还未完全规范化,有关产权的保护以及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不强烈,于是山寨产品的的市场交易成本时极低的,也就是在当时中国许多掘的第一桶金的人从中获利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开始富起来的一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的成熟化,这样山寨的模式却遭到了国内以及国外消费者的反感与抵抗,于是温州商人开始走出传统的“山寨版”发展模式,开始创造自己的品牌,靠家族经营迅速发展到世界各地。

由此可以看出,山寨产品的出现与极其低的交易成本是相关的,其中的成本还包括了生产成本。由于不需要支付高额的版权费,同时又不需要靠自己的品牌来盈利,这种模式如今还在被广泛的使用。如广州东莞的大朗,号称为中国针织衫第一镇,我有个亲戚也在当地经营一个针织衫厂,当我问及他们有几个设计师以及设计师的工作内容时,得到的答案是:厂里只有一个设计师,主要工作是去市场上找当季流行的衣服板式,“拿”回来把它改成针织衫的板式,而且当地的其他厂都是如此经营方式。

四.山寨产品与搭便车
“山寨明星”网络上的迅速蹿红,“山寨手机”的热销以及其他山寨产品的得利,本质上都是通过模仿真正的名牌搭便车而得益。当奥运产品热销时,各种山寨的奥运手机,奥运纪念品也一夜之间出现在各个摊贩;当《谁动了我的奶酪》占领了图书市场时,《我该动谁的奶酪》、《谁也不能动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风书也应运而生;当请不起周杰伦、成龙、谢霆锋等大牌明星的时候,导演干脆就来个彻底的山寨,请一帮山寨版明星,还自我吹捧说本片的卖点就是山寨。善于投机的企业通过这些搭便车手段获得了财富,而真正的行业领先者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山寨与反山寨”还涉及到产权的问题,为何山寨如今能红火在中国大地,以至于“山寨中国”的出现,似乎也反射出了当前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产权保护的不合理,制度的漏洞让搭便车的人有可乘之机。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在结构变迁中的主导力量,似乎解释所有的问题,但这种观点却忽略的搭便车的问题。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思想,发展市场经济,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在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是各种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个中心问题,离开上述行为都是不可能的。”(诺思,19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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