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读书笔记

李修竹
2009-11-14 看过
作为开篇,先节选一段来自译者韩光明先生的话吧。
“在我国,同‘自由’的概念一样,‘自由主义’一词的含义在日常用语中的界定也是不严格的。例如,人们常常在‘自由’一词的贬义基础上望文生义地引导出一种贬义的‘自由主义’概念。这种‘自由主义’是把‘自由’一词中的贬义内涵极端化,通常被用来形容一种不愿意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的不良行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态度、作风和思想倾向。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放纵主义。”
看到此,令我不由得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关于“个人主义”的争论。
个人主义是五四最大的思想成果之一,是现代中国最宝贵的精神资源。难得的是,这些先驱者在鼓吹个人主义的同时,对唯我主义(Egoism)和真正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出区分,对公私的权限作出区分。可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事实是,这种讲求科学的理性的态度,非但没有得到确认,反而遭到歪曲,恰恰把个人主义当作唯我主义来批判,结果国家成了没有个人和个性存在的国家。(林贤治语)
历史果然是惊人地相似,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也对“自由主义”这个词汇怀有高度的戒心。毕竟生活中确实能看到太多所谓的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大行其道的放纵者,这些恶劣的极端例子让我们有时候宁肯选择被约束,也不愿意与其同流合污。然而在这里,米瑟斯通过严谨的推理与精妙的论证,以及奥地利学派深刻而富于人文关怀精神的表达方式,令我了解到:原来真正的自由主义近百年来受到了它的敌人在各个方向上多么严重的歪曲与栽赃。不过,既然作者本人都认为自己对于自由主义的论证与辩护只是其中的一种探讨,那么我们这里便可称之为一种“对探讨的探讨”吧。

“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自由主义与其他政治流派的最大区别是:它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将财富的占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之上,并代表着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事实。自由主义一贯注重全社会的福利,从未为某一特殊阶层谋取利益……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与宣称追求同样目标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不是通过其追求的目的,而是通过它选择的方法去达到这一最终目的。”(序言 4.自由主义的目的)
过去我们太多次地听到政治头子们这样的言论,围绕着一个核心即是“目的的正确性决定了手段的正确性。”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民众不断作出牺牲,口口声声号称是为了未来的幸福。现在我们回想起来,倘若方法是不择手段的,那么最终所谓的“目的”又有何意义呢?而事实证明它们只是空谈家梦想里的的空中楼阁,无异于宗教中“来世”对人心的煽动——惟一的区别便是对这些乌托邦所作出的规划是多么的诱人,并且今世今生就可以享受到——前提是只要人民群众愿意放弃自由作为代价。

“无论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以何种面目出现,每个政党的人听到自由主义这一概念时,都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自由’(Freiheit)一词联系在一起。因此,反自由主义的煽动宣传家们放弃了将自由主义一词经常挂在嘴边的作法,转而更多地将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不道德的行为联系在一起。谈到资本主义,就使人联想到一个心狠手毒、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剥削同类,无恶不作。事实上,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是: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而反自由主义的人在勾画资本主义的概念时,对这个根本问题佯装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他们要把反自由主义政策(例如关税保护、哄抬物价)造成的所有恶劣的后果统统归咎于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他们鼓吹道:自由主义的目的违背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帮助和发展资本家、企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并据此推断:自由主义是一种反对穷人、有利于富人的政策。”(序言 5.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
看到这段论述,还记得《1984》里温斯顿对大洋国的历史课本产生的疑惑吗?课本里写着“在伟大的革命之前,伦敦并非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美丽城市,而是个黑暗、肮脏、无比糟糕的地方,只有极少数人能吃饱饭,而成千上万的穷人脚上没有靴子穿,头上无片瓦遮身。年龄不比你大的儿童每天必须为凶残的主人工作十二个小时……然而在一片赤贫状态下,还有几幢华美大屋,里面住的是富人,有多达三十个仆人服侍他们。这些富人被称为资本家……”(孙仲旭译本)
疑虑重重的温斯顿之所以在群众居住的小巷子里四处寻找五六十年代大清洗中幸存的老人,就是想知道他们现在的生活是否真的比过去更好、更幸福。不由得佩服宣传机器的强大灌输能力,看看现在北朝鲜的民众还在对他们的国家领导人顶礼膜拜、感谢他把他们这些“伟大的劳动人民”、“光荣的无产阶级”们从“万恶的资本主义”以及“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中拯救出来。这是一段如同封存在琥珀里的活生生的历史啊,在反自由主义的政策下,没有人敢怀疑他们接受到的信息。欺骗只有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久维持。

“(傅立叶病态心理)……我们不需过多地分析由于偏见和嫉妒而产生的针对自由主义的那种恶意。偏见的表现形式是: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己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有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若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经济制度下也要不了多少,明知如此,仍然竭力要求换制改革,例如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搞社会主义能使他们所嫉妒的富人倒霉。人们常常可以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听到这种说法:虽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物质匮乏和贫困,但这种贫困较之现在要容易承受得多,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比其他人过得更好……”(序言 6.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
从阿Q得意洋洋地喊着“革你们的命!”到《芙蓉镇》里无恶不作的“运动根子”王秋赦发疯之后,前襟挂满像章凄厉地喊着“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由《双城记》,可知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亦不出此窠臼。究其原因,软弱的无赖只把恶意停留在幻想阶段,而狡猾的恶棍则能轻易身居高位然后滥用职权?对于前者而言,革命的宣传口号告诉他们,导致失败的原因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过错,而在于社会。被歪曲的社会主义思想抬高了他们低落的自我意识,并将他们从难以忍受的压抑感中解脱出来,就类似一种精神上的鸦片。革命党人曾利用对民众这种心理的煽动,达到了颠覆封建统治的效果。单看事情这一面,无疑是种壮举。但他们忽视了热情高涨只不过是各种病态心理综合导致表面的现象。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外加维持自身统治的私心,令新生政权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将极端左倾的认知及时纠正过来,造成了日后更大的悲剧。

“当自由主义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在欧洲和海外大陆的黑人奴隶中呼吁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在一般情况下,一些人赞成废除奴隶制完全是出于慈善的原因。如果有人反驳他们并指出,保存奴隶制同样也是为了奴隶自身的利益,那么,这些好心的慈善家也就无言以对了。惟一能够战胜、并且已经战胜奴隶制及其辩护士的论据是:自由劳动可以创造远远高于奴隶劳动的生产率。在奴隶制条件下,劳动者没有兴趣发挥他们的最大劳动能力,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劳动量仅限于能够避免遭到惩罚的程度,而这种惩罚只有在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量时才会发生。自由的劳动者懂得,若要得到更多的报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一、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2.自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这个角度驳斥奴隶制的论据,并且为之折服。我们以往从历史和政治书上所受到的教育都使得我们只知道推翻奴隶制要从奴隶受到压迫、生活环境恶劣等方面来批判,但试想、农奴们被解放之后,反而没有能力经营和生产、因此陷入贫困。在新的劳动技能普及与组织得到完善之前,他们不但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却会在物质生活上受到严重损害。假如获得自由将导致更加的贫困,那么几乎可以断言历史发展的自然方向必定只会走向专制。所以,排除了劳动成就而仅从纯粹情感角度出发的批判,是单薄无力的。

“对于照顾社会的整体利益及其意义的问题,人们存在着多方面的误解。他们认为,道德的价值就是牺牲个人利益,放弃享乐。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道德的真正价值不是牺牲本身,而是这种牺牲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为一个道德的目的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这种牺牲才是合乎道德的。有些人为了一件正义的事业敢于舍弃自己的一切、直至财产和鲜血;而另一些人却愿作出某些不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的无谓牺牲,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一、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6.私有制和道德伦理)
米瑟斯在这里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遵守清规戒律、对己严苛要求的人(我猜很可能特指加尔文教徒……)其实对于我们国家而言,还有着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如王小波在《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中所言,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还流传着一些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言论,始作俑者与发扬光大者都没有仔细考虑过守节本身是否合理、这种伦理有无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在封建社会,“名节”这种虚幻的概念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仿佛全国妇女齐齐节烈,社会就能太平、国家竟能安定了。这样很容易造成一种误会,似乎是牺牲了女同胞的利益、为社会做贡献。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当然是胡扯,但谁有能保证目前流行的一些所谓集体主义的煽动性言论,与上述说法无一点瓜葛呢?所以我认为在理解米氏那段话时,需要特别注意“给社会带来好处”的界定……
(另外补充一点题外话,对于“守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倘若情感上确实无法接受一段“新开始”,纵然生活等处有些不便,也不必勉强。但这毕竟是个人选择,亦不该大肆宣扬吹擂之,更无需强求他人。这种观点虽然免不了有点落入俗套,但实际上大声疾呼者远远多于躬身践行的人,当今社会尤甚。)

“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终止。……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容忍他人想其之不想,为其之不为。应该克服那种只要是他觉得不妥当的事情就打电话报警的习惯。”(一、自由主义政策的基础 11.政府作用的极限)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规定”面前或多或少总有些懒惰的脾性。尽管内心并不完全赞同,却总也坚定不移贯彻执行了。一来是怕麻烦,二来也顾虑到众口难调、情愿暂且作出点牺牲。这样一来人人都变成了温吞水里煮着的青蛙,在对自由愈渐深重的剥夺之下渐渐也就失去了跳出来的气力。

“每个迫使他人做违心事的人,都是为了针对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2.私有制及其批判者)
但凡幻想着能在所谓的“公平分配”社会中、成员都能生活得美好而富足的人,必然都幻想着自己是那个掌握着分配大权者。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其他的推理中看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普遍下降,生活资料逐渐匮乏,当权者是决然不可能真正实行公平分配的。如今的北朝鲜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假如还有人幻想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度而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作出无私牺牲的话,必定希望能够像金正日一样坐火车吃龙虾,而不是作一名长期挣扎在最低标准生活线以下的贫民。
(另:该句尚有引申义,暂不作探讨。仅抄录于此,谨以自勉。)

“即使在那些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毫不迟疑地实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原则,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一些人背离这些正确的原则,导致了失败,但他们依然把这些失败变成批判、控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理由。生产率的概念逐渐变成了主观意识,它永远也不能称为客观批判的出发点。”(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2.私有制及其批判者)
建国以来,我们的许多政策与制度都是建立在诸如此类的假设的基础上的:人民群众自从被解放之后,都充满了工作热情,具有服从感和献身精神,能够准时、准确无误地执行中央下达的命令。在最开始,这确实代表了大多数无产者的态度。但随后这种积极的劲头逐渐会减退,国营经济在失去竞争的环境下走向衰败也是必然的趋势。而在自由市场下,竞争的刺激迫使企业家坚持不懈地竭力提高生产效益、用更有效的方式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方法和扩大生产规模。假如失去这种刺激,生产就不会进步,实施新的生产方法也不再具有经济性——而这恰恰是新的科研成果的源动力(我们社会上时常有一种说法,认为追求经济效益阻碍了科学研究。其实这观点实在是本末倒置,经济效益固然不能全程引导研究的方向,但是一旦失掉了这种公开或隐秘、直接或间接的动机,科学的发展就不得不倒回到最初的时代,只能依靠少数品格高尚又具备客观条件的天才依靠灵感与毅力去探索发现。相比较之下,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所谓“责任感”和“义务感”只能作为自律的准绳,而决然不能在人群中作为惟一的标准推广。无论是从人类的本性还是现实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教训中,都不难看出这一点。提高道德水准,只能建立在尊重个人对切身利益诉求的合法合理性的基础上才能不至于沦为空谈。

“可以断定,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比对任何私有财产进行斗争在政治上对政府更有好处了。这是因为广大群众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反对私有财产。因此,很久以来,一切专制君主、独裁者和暴君的思想是,与‘人民’结成同盟来反对业主阶层。不仅拿破仑二世的皇权专制以恺撒主义作为统治基础,而且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在普鲁士关于德国政策和宪法之争中也接收了拉萨尔的思想,即通过实行财政预算和干预主义政策,展开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借此赢得工人群众的支持。这正是施莫勒和他的学说鼓吹的‘社会君主专制’的基本思想。”(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3.私有财产和政府)
我想,“煽动”这个词应该给了不少竭力鼓动群众运动的热心者以当头一击……假若一个人一无所有,无论他是由于才能得不到发挥还是因为真正的懒惰才沦落到这个境地,都会被号召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同样无论后者是由于残酷地剥削无产者而暴富还是依靠自己的学识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从而获得财富。在左翼政党的宣传中,往往强调了两方面的前一种情况、而完全忽略后一种。因为他们的逻辑里根本就没有作出任何区分。而即便是在现今的时代,依然有这么一些政治家、文学家、道德学家们,没有下定决心同他们可爱的意识形态决裂,仍然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遗憾的只是目前还不能放弃,因为人们的道德水平还没有高到足够的程度。这些人于是出于最高尚的动机,把他们所热爱的人民引入了歧途。

“众所周知,国营企业和市政企业基本上都是失败的。由于这些企业的生产费用高昂,需要从税收金中领取补贴,以维持其生存和经营。当然,这些公共企业大都具有垄断地位,譬如,绝大多数此类企业的经营项目是生产城市交通设施和照明设备;他们没有必要总是将其经营上的失败反映在众目睽睽的财政资助方面。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些企业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垄断地位将产品的价格和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价格提高到仍然可以赢利的程度,从而掩盖其经营情况不良的事实。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低产出、低效益的表现形式虽然与此不尽相同,而且也不能这么容易地被人觉察,但事情的本质却完全相同。”(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4.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前几天偶然间看到的一则“重庆电力公司天价电费”的新闻,市电力公司一直未对当地一小片居民区的电网进行改造,导致在移交时因此产生的大量费用被分摊到村民头上。虽然本次事件的主体对象是一家持股合资小公司,但源头却出在国营企业拒不支付改造费用上面。再读回米瑟斯的那段话,实在是感慨万分。

“……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种种构思都是行不通的。那些不能承受这一真理的神经衰弱者因此将国民经济学称之为一门不幸的科学。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学所要告诉人们的恰恰是世界的真相。同样多灾多难的还有其他一些科学,譬如机械学,因为它教导人们,永动机是不可能成功的;还有生物学,因为它讲授的是生物的进化和消亡。”
假如把这段话讲得更深入一点,“生物学”里最为不幸的是遗传学。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遗传学命运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维基百科中,我看到这样几句话:“Lysenko's 'new' methods were seen as a way to make peasants feel positively involved in a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arty officials believed that peasants planting grain — for whatever reason — wa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a step away from the days when peasants would destroy grain to keep it from the Soviet government. Academic geneticists could not hope to provide such simple and immediately tangible results, and so were seen as politically less useful than the charlatanism of Lysenko”当科学不能满足政治需要——"become useless"——甚至与统治者鼓吹的立竿见影的“光明”前途向违背时,就很难保证一些投机的小丑钻营取巧,把持权柄,迫害真正的科学家们。很遗憾的是这种邪教的风气至今也未能完全消除,探索真理的学科依然在重重阻挠与曲折中艰难前进着。

接下来单纯地引用一些段落。(四、自由主义与政党 五、自由主义的前途)
考虑到其具有提纲挈领性质的句式以及尖锐的现实意义,亦不便置评。

“绝大多数人并不具有分析和纵观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敢于牺牲眼前利益、换取全社会共同的长远利益的意志力。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弱点,提出了没收私有财产并实行重新分配的口号,这一口号在那些期待着从中获利的民众中得到了热情的响应和支持。”

“因此,尽管社会主义思想仍然保持其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但人们还是被迫在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上停下了他们的脚步。于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理想就变成了工人政党推行其利益政策的一个托词。”

“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体无产者为了共同利益团结一致的定律,是为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的,它巧妙并成功地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某一个工人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时,其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工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社会政策和工会斗争中,无产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任何意识形态——除了一些玩世不恭的流派之外——都认为,自己是拥护人性、纯意识、真自由之类。把社会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不是使人类和世界普遍幸福的这个终极目标,而是用什么途径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自由主义的特色正是在于,它所选择的途径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作为经济学与政治领域的外行人、正在学习自然科学的一名学生,我对米瑟斯以及这本书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从社会能见的、我所知晓的一小部分的角度。因此在引用段落之后的评论中,必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令专业人士看了可能会发笑的一知半解的言论。
出于同样的原因,文字中流露出的偏激与倾向性也难以避免。孟德斯鸠说:“我有一个惟恐人们不赞同的请求。那就是请读者们对一部二十年的著作不要浏览片刻就得出结论;应该对整部书,并非书中的只言片语给予赞扬或谴责。如果人们愿意寻找作者的意图,只能在著作的总体意图中寻找和发现它。”
每次我在写作读书笔记的时候,一想起这句话就会感到无比汗颜。我惟一能做的是不轻易“对书中的只言片语给予赞扬或谴责”,并且仔细阅读书中的章节。在这之后,假如我对先辈们所要表达的观念有所曲解,只有寄希望于看到这里的读者、能够不吝指教了。



李修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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