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到道德科学

Steed
2009-10-31 22:46:56 看过
从伦理学到道德科学

——从涂尔干谈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从伦理学的发展入手,选取数个片段,以涂尔干一本《社会学与哲学》文集作为终点,考察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联系。力图解释伦理学到道德科学的思潮的出现,以及简论现代性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影响。
 
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的关系
              苏格拉底对美好生活的追寻和发问,构成了伦理学的一大重要传统。苏格拉底强调认识真正的幸福,以期“使灵魂尽可能的善”;相信有德性的行为常恒。“苏格拉底为道德哲学所设定的方向,是道德哲学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中一直遵循的。” [1]苏格拉底第一个将目光转向了尘世,甚至可以说他的哲学的其他部分都是为伦理学所服务的[2]。甚至苏格拉底自身的死亡,也成为了西方伦理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这种死亡的方式,并不是仅仅是对雅典的民主的发问,更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实际的追求。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则沿着老师的路继续的走了下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激进的伦理学思想,并和他提出的理念论纠结在一起,可以说是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汇集。
              亚里士多德则更加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学思想。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望能够更好地将好的行为和幸福的生活联系起来[3]:亚里士多德的基本的出发点与柏拉图是一致的:“即人类和自然界中所有其他的事务一样,也要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功能。”[4][5]但是他也指出:伦理学的讨论中不要指望太精确。因为这超过了这一主题的限度。虽然做出了这样的妥协,但亚里士多德仍然坚持,正当与不正当存在于事务的本质之中。也就是说,正当与不正当一定是有着他们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的。在他眼中,道德有着普遍的规则:根据正当的理性去行动。[6]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我们的心灵中的非理性部分不包括任何的权衡的原则,符合德性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中性的,这有赖于心灵中理性部分的判断,而这个部分有两种理性,一种是理论理性,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指出的认识善的能力。因为只有认识到什么是善的,我们才能持续地朝向它,这部分理性关系到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知道什么是该达到的目标,是与形而上学紧密联系起来的。而另一种则是亚里士多德基于自己的妥协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论的重要补充——道德理想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或者靠近,这就必须依靠实践理性,要实实在在地做出选择。这意味着,在人类自由和人类义务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基于实践理性(经验的选择)和理论理性(形而上的道德理想)的差距,人类自身的自由被摆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当然,亚里士多德仍然对自己作为哲学家抱有季度的自我欣赏的成分,作为哲学活动的沉思最终被他抬到了极高的地位之上。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论述几乎就暗试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经过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时间的较量[7],我们遇到了一个在普遍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上都不能绕开的哲学家——康德和他“头顶的星空”以及“心中的道德律”。康德一方面承认了我们的理性的有限程度——虽然他相信存在着一个本体世界,但是我们的经验将我们局限在了现象的世界之中。我们的知识被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认知方式所局限着。康德的综合先天判断——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指出,对象符合心灵运作,它的活动是综合和统一我们的经验。我们都是透过心灵的透镜看待经验对象。而我们经验的统一必定暗示着自我的统一,心灵的结构对于任何人来说也都是一致的,否则就不会存在知识。但是,本体实在则是纯粹理性的。我们不能认识到本体实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并不能思考它。于是有了自我、宇宙、上帝三个调节性的纯粹理性的的先验理念。
              我们对本体世界的无知恰恰是我们道德成为可能的基础,如果知识仅仅被包含在由因果性织成的经验之网之中,那么人类作为一个巨大的机器之中的一部分,是没有自由的,又如何需要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行为负责呢?但是自我和自由,作为一个经验不能触及到的部分,就留给了道德与宗教空间。然而如前所述:单纯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并不能帮我们多少。
这样,道德哲学的任务是发现人们如何能够达到那些约束所有人的原则。康德指出了道德科学的基础——同科学一样,道德知识也基于先天判断。这意味着这种道德也应该是普遍的。好意,应该是评定行为价值的绝对标准[8]。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康德以命令的形式提出了道德的基本原则:“只按你同时也希望它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行动”,而在这些原则之上,则可以推演出很多义务。理性的人可以意识到这些义务。康德关于道德的论述,我认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巅峰——因为他深刻揭示出了结果论伦理学的肤浅。
 
冲击
              如果说批评的话,这种道德律似乎太刻板了,太远离生活了。依然回答不了《理想国》中的疑问:即使做出了道德的行动,人为什么还可能是不幸福的?人们似乎更喜欢亚里士多德那稍带些人情味儿的说法。一个太过脱离实际的道德理论终归只会是个理想。而且康德的道德律的普遍性建立在人们只有一种心灵图式之上,而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事实上,我们也许收集到了同样的经验素材,但是我们对这些经验对象的加工却是不一样的。这只是一种温和的说法,更极端的说,我们每个人看到的经验都是由我们的心灵决定的,实际上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经验的普遍性——即使在欧洲,不同国家的人们往往也会抓住同一件事,我们的经验看似相同,只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文化有着相似性。当人们之间的联系愈加精密,一种惊人的差异性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展开,人们惊恐地发现自己只是众多的他者中间的一员之时。康德哲学的基础,不管正确与否,作为一个神话,终究是破灭了。理性和自由,更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特殊状态,是这个变化中的世界要求我们达到的状态——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目的,才能生存。现代科学更认为人的理性[9]只是一种潜质(faculty)。其实在卢梭关于教育的论述中,已经相当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这一点。只有教育(或者说社会化之后),人才会是理性的和自由的[10]。
              但是飞速变化现代世界和资本主义做出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回答——只有结果判断才是适用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精神便是建立在结果论的利×主义[11]的基础上的。我们也不需要超越性的思想,经验主义战胜了唯理论,因为在技术(不是科学)的需要下,经验主义看上去是如此的有效,成为了新的神话。人们追求自身的自由,却被不可避免地异化在了世界的机器之中。在科层制中,人们甚至不需要理性——而只要随着惯性工作生活。马克思所言的“一切神圣的事务都被亵渎”成为了事实。面对复杂的世界,人们不理解事物是怎么回事,这些事务也不在他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普通的哲学思辨已经不能满足要求了。但这一切的凶手归根结底居然是人们所崇尚的“理性”自身。这种情况下,新学科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既然伦理学的关照对象是如此现实的,必须实现才能拥有意义的。那么道德研究的哲学方法到底还需不需要?终究,在这个领域,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理论理性还需不需要?我们需要超越性的形而上学作为道德的基础准则的吗?
 
涂尔干和他的《社会学与哲学》等作品[12]
              这个问题的转变,终究是社会生活的要求。尽管神圣的原则已经臣服于世俗而金钱终究取代了启蒙。但人们追求这种美好的生活的意图仍然强烈。道德不但有自己的伦理学,还有这清晰的道德事实——而这在实证主义者眼中是更好地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实证主义科学的不断演进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涂尔干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13]。
              在认识到人类生活的多样化之后,涂尔干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去考察社会中的道德现象。并且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涂尔干首先对那些先前的伦理学理论的出现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自己的这种道德科学不同超越性的建立在形而上学上的伦理学相冲突。但是有关道德的讨论,一旦脱离了道德事实便是毫无意义的[14]。但是“道德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并受到历史动因的制约的。”[15]涂尔干认为社会的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道德的变化,不单单对于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而言,那些提出新的道德标准的人往往也是因为社会变化的原因,如苏格拉底提出的新的道德是因为旧有的道德在当时的雅典已经不再适用了[16]。因为“所有道德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行为规范系统。”[17],所以,道德不能仅仅是理想,道德必须具有可求性,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新出现的道德科学不但但要研究事实,还是试图改良它。
同以往的思想家一样,涂尔干也强调社会的作用,但是他也进一步强调了观念和表现也具有同样的原则。虽然集体表象没有个体是不可能出现的。但“集体表现外在于个体心灵。”[18]社会和一群人的全体是不同的,就单个的个人而言,是无法谈及道德的[19]。“如果道德存在”,那么道德的对于社会的作用而言便是,“把个人集合为群体。”即涂尔干所言的机械团结。从整个社会来看,既然道德是内化于社会的[20],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道德的实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下到个人层面[21],说法恐怕也会同原先的道德哲学相似。涂尔干很尴尬地在避免这种情况。他批评康德关于义务是因为感性和理性具有异质性的原因,称道德在某一方面也是欲望的对象。他在这儿引用了心理学的幸福论的一些观点,认为我们会在履行这些道德的规则时会发现其中的魅力。[22]我们会在道德行为中体会到快感[23]。在涂尔干看来,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道德提供了一种超越性,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实际上,道德事实的理想似乎不需要它来提供超越性。因为理想本质上是同宗教相似的[24]。
最终,社会成为了道德的无私和献身的起点。从社会和从宗教、形而上学来看待道德没有什么好坏之分。他本人则认为“上帝不过是社会的变形和象征性的表达。”[25]这样,似乎要认识道德,理论理性也不需要再从形而上学入手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的方式必然可以更好地知道我们走向美好的生活。
 
为什么?从伦理学到道德科学
              以形而上学作为纯粹基础的伦理学理论必然是会失败的。比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虽然他们意在关心尘世。但是完全没有顾及到,道德理论必须实现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开始注意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不是简单的伦理学原则可以处理的。所以伦理学有功用范围的限制。康德面对他所在的时代,面对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试图调节两种思路,提供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但这种承认人类的认知有限的举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伦理学的超越性。不需要超越性的伦理学自然是不存在,但是康德却希望能更简单的推导出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同人类的心灵一样不变的——便自然有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不过是一种神话。
              涂尔干则强调:道德,一定要具有实现的可能,某一种形式的道德,也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要用“复杂谈论复杂”,社会学将构建一种新的道德科学,用实证科学,一种更复杂的模式,来更好地指引人们寻找美好生活。纵使道德需要一种超越性,但是这种超越性也不需要由形而上学和宗教来提供,因为社会自身便蕴含了这种超越性。
              终归涂尔干还是走得远了些,他没有注意到理论的双重诠释的特质——正如托马斯公理所指出的那样——自我预言的效果。宗教和形而上学带来的超越性的震撼,对平常人而言,往往要大于涂尔干的社会这一个体自身所带有的超越性。但是现代化带来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式微,已经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实。伦理学需要补充新的东西来安慰和指导不安的、寻找这幸福的人们,故它只留下了经验理性,改变了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在伦理学中不再重要。这样说,也许真是社会的状况决定其道德理论,大概我们自身,同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一样,也落入了这种自我预言之中了吧,但这不是我们作出的,而是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自身。
 
参考书目:
1、《西方哲学史 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 S.E 斯通普夫 J.菲泽 著 匡宏 邓晓芒 等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A History of Philosophy 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 影印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商务印书馆 2007
4、《社会学与哲学》 涂尔干 著 梁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著 梁东 译 三联书店 2005
6、《伦理学与生活》 第九版 雅克·蒂洛等 著 程立显 刘建 译 2009
[1]S.E 斯通普夫著 匡宏 邓晓芒翻译 《西方哲学史》第八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P35
[2] 苏格拉底(或者说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本文对两人的思想暂不作区分)的知识即美德的观点就佐证了他对智者不关心自身的生活的批评。苏格拉底本质上就是个道德哲学家,他一生都在忠实地实践着德尔斐神庙前“认识你自己”的谏言。
[3]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做出了相应的尝试,但是我认为仍然不够充分。也就是说,“看上去善的人被认为过着幸福的生活”这句话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仍然有着契合,而柏拉图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具体如何实现,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差距是什么,虽然这个问题几乎就是理想国的主要线索。
[4]S.E 斯通普夫著 匡宏 邓晓芒翻译 《西方哲学史》第八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P79
[5] 因为脱离了《理想国》中间人与城邦的强力的比较论证,这而亚里士多德给自己了更多的论述的空间。但基本的论调似乎仍然建立在一种更加基础的工具类比之上。
[6] 这而又似乎包含着柏拉图的心理图示,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子了。
[7] 这种冲突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我们接下来再谈及。
[8]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9] 指“人”这个整体,而不是单个的人。
[10] 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大学文科教育的最终产品不外乎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男士女士;简而言之,即自由和理性的个体。”
[11] 这而说法比较多,似乎利己利他都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但是我倾向于认为是利己主义。
[12] 这本小册子是涂尔干的三篇文章的合集。为了行文方便,文章中不单独列出篇目而作为一部作品讨论。
[13] 但是涂尔干否认了那种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中的一些前提企图从科学中推导出道德的行动。他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科学的建立,即:方法是科学的(《社会分工论》序言)。
[14] 涂尔干 梁东 译 《社会分工论》 三联书店 2000年 P7
[15] 同上
[16] 城邦和家庭,神与城邦的冲突,什么是虔敬,这些都是古希腊悲剧和苏格拉底所讨论的内容,在涂尔干这,大概是“城邦”战胜了“神”。“神”虽然具有超越性,但是只用城邦才是正真可以依靠的手段。
[17] 涂尔干 梁栋 译 《社会学与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P38
[18] 涂尔干 梁栋 译 《社会学与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P25
[19] 实际上有问题,人们争论道:道德的来源也可以是神授或者由一些基本的原则推理出来,道德行为的对象可以是自身:人不应该自杀,不因该自残。但然,这些规则也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
[20] 即社会的本性蕴含着道德,没有道德,个体便不能聚集成为社会。
[21] 因为没有个体社会必然也不存在,道德规定必须被社会成员所执行。
[22] 因为人的冲动和渴望是与纪律和努力相伴而生的:这里暗含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律的。
[23] 涂尔干 梁栋 译 《社会学与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P48-49
[24] 涂尔干 梁栋 译 《社会学与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P50 对此 潘光旦先生在他为《生育制度》所做的待续中有过分析。
[25] 涂尔干 梁栋 译 《社会学与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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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作业,多有误解,多多包涵。抛开了黑格尔和孔德,也是不适合的,但是在时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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