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目光
近代中国发展史，用李鸿章的话讲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帝国转型的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费正清先生将其归入“冲突－回应”模式中，认为近代中国是在受西方文明影响，而展开自己的现代化过程，是非西方文明所普遍遵循的一种道路，中国文明被动的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虽然现在有人对这种模式提出了质疑，但是我认为就这本书我们仍可以在这个框架下讨论。在清帝国晚期，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系转化为条约体系现代化问题，那么中国必须从天朝上国的认知中走出，由俯视的目光转为平视。而这一阶段也是中国从王朝体制走向共和体制的转变时期，这两种内外体制都延续了两千多年，那么这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规模变动之深广自是可以想见的,就今天而言还远没有结束。佐藤慎一先生的这本书似乎可以让我们将回顾一下，看看上个世纪在帝国舞台上发生的一些故事。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的著者为佐藤慎一，本书是1996年于日本出版的，在后记中佐藤先生提到自己过了五十才出版自己的著作，可以想见其治学之严谨。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反映当时日本学界近代思想研究“水准”的著作，由刘岳军译介至国内。我想有必要知道著者的学术经历我们或许能更好的理解著者为什么能有书中所表现出的史观。佐藤慎一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其于1964年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在本科学习期间坂本义和的《核时代的中日关系》和福田欢一的《现代中国与政治意识的问题》对其造成了很大影响，并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供了冷静的认知中国的视角与方法，在与对象保持适当距离的基础上，证明社会科学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我学习社会科学而未学习中国学，在进行中国研究上，没有必要将这一点非视为不利条件不可”。而后进入法学部研究室作为助教，进行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在坂本义和的关照下进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习。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这是当时中国学的两个重镇，治学风格不同，佐藤先生在京都大学受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擎岛田虔次先生指导阅读章太炎的《四惑论》，“初次体验到在中国思想文献的精密的解读方法上所受到的冲击”。之后成为东北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在多种学科参加讨论的学术氛围中自由研究，并阅读到狩野文库中中国关于《万国公法》的资料。直到1987年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我们在其书中可以看到其另辟蹊径的史观，也许是因为著者社会科学出身的背景，使其有种较为超然的态度，能够对当时的一些思想和历史人物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乏关怀，完成了一次对对抗描述史学的反动。
我们在阅读时可以发现，越是小题目反而容易做出大文章，如孔令飞的《叫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是以小见大，那么本书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名字，著者可以驾驭的了么？实际本书由三章构成，是著者在不同阶段完成的三篇论文为底本，也许是风格并不太统一，是以就其中都有所关注的点来取名。这三章均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分别是“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以不同的历史问题作为横截面，纵向的考察当时的思想，来获得近代中国知识人思想观点的转变过程。著者想解决的课题是“生活在这种激荡旋涡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知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文明观的变化。这也和我们关心的现在“为什么是这样”有一定的关系。每一章的表现是与时间轴联系在一起的，层层递进，所以有种“剥洋葱”的感觉。
这本书除这三章外，尚有序章，这是佐藤氏在出书时所新写的，注重在于叙述近代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变化。佐藤氏自序做此章的目的在于“为那些非中国思想或中国史专业的读者阅读本书时……更好的理解本书其他篇章而写作的”。在序章中，佐藤氏对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所区分，这也是我前面更愿意将那一代的思想者统称为“知识人”，而非本书所译的“知识分子”，不然会使“知识分子”的概念过于宽泛，忽略其中文明观的转换，而其中佐藤氏所说的“不贴标签”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立场。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是东北大学时代的作品，论述中国知识人如何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以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大量签订的时空为舞台，细致地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万国公法”这一国际普遍规则的接受的历程。作者指出，“万国公法在本质上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万国公法重要性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与帝国主义相妥协而遭到非难”.是以“启蒙思想”为焦点研究中国思想的思路，也是对当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侵略－反抗”这一模式的“反抗”，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第二章“法国革命与中国”、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则是佐藤氏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后的作品，对问题的关注点和分析方法发生了变化，第二章以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起笔，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对法国早期的介绍，重点以康有为等给予近代中国现实的需求而对法国革命的强烈关注与介绍展开，围绕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法国革命的几个具体方面的论战展开，如“进化与革命”、“专制与革命”、“民主与革命”、“革命与国际环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对于革命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促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第三章则较为简略，探讨政体以及“专制与自由”这些我们现在也经常探讨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这些近代思想上的问题对于八十年代思潮的影响。
1928年，遗老柯劭忞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辑会议上郑重提出了一个提案：《四库全书》中只收录中国的书籍，据说西方各国近来学问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我想，这正是当时士大夫与西方接触时的目光，他们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不关心和对中华文明的确信，但是在后来的描述中他们都成了一些笑柄，这像是中华文明观向西方文明观转换的绝好注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一批人，是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件事。一直以来，我们在批判着他们的落后，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用后来人的目光来约束前人的看法吗？我们以自己的目光来观察他们，以现在的价值观要求他们，是一种已经知道历史发展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指责是否可以成立也是需要思考的，当时离康雍乾盛世并不太远，所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传统文明是错误的，对中国文明的反思，实际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佐藤氏在书中将中日两国改革进行对比，认为在早期的中国改革存在一种“附会”的逻辑，而在日本则是“文明开化”的口号。这其中所包含的正是对中华传统学术的确信，以此来减少阻力。假如你的知识结构是如此，你只能将新事物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去解释，所以一些所谓的进步者指责的是毫无道理，我们常常像是辜鸿铭所说的心里的辫子剪不掉，总是有着偏见来看问题，这是尤需注意的。佐藤氏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对中华文明“同情之理解”是我在其他近代史书中很难见到的，虽然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一些“逆潮流而动者”，如林琴南、学衡派等，但是只是断公案般的复原，仍旧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思想，而这点正是我所钦服佐藤氏的。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对这些传统学术也有所关心，但未注意区分其中的几种情况，而且其看来传统学术在20世纪也真成为了非主流，自己的师门也成了非主流史家。我以为似乎有必要对传统学术进行再认识，不要同新儒家一样为了同西方对抗而搞一套，最好是真正纯粹的传统学术认知，或许会有所得。
国人的历史观我有时觉得与戏曲里很像，通过脸谱一眼认定某也忠、某也奸，是一种二元对立化的史学，即是“贴标签”，这是很要不得的一种行为，进行研究应该深入其生活的社会来理解他的思想行为，用胡适先生的话说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非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顺着则昌、逆之则亡。评价固然是需要的，但是需要贴上“进步”、“反动”、“保守”等标签么，这其中是自认的社会真理在起作用。在书中我们往往也能看到论战的双方在用这种语言来攻击对方，总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基调上，而社会进化论又是我向来不认同的，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我以为是一个随机性很强的事件，并不认为有其绝对真理，当然这也是事后的一种评价，在当时这是普遍被接受的一种前提，是故双方都在其框架下论述。
书中有几段近代史上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如“革命问题”、“自由与专制”的争辩，这在今天仍在讨论，而有意思的是讨论的论点论据都差不多，是以常常有今夕何夕的感慨，我们并没有脱离前人窠臼。就像汤森在其《中国政治》中所讲“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有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的持续下去”，这其中即隐含这一种国人对历史的关注。
也许有时候会问，读历史做什么？或许是为了更好的认知我们自己吧！因为对自身的认知实际是与他者的对比中所得来的，而我们观看历史舞台所上演的戏剧与我们自身的现实又是如此的相似又如此难解，但是当我们以戏中的目光去看也许那又是最稳妥的选择，故此可以理解。贯穿本书的实际上是一种文明观的转化，从中国中心主义的转向西洋中心主义的文明观，这与我们今天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西方化道路是一致的。天朝的目光最初是俯视着列国的，但是当新的文明让天朝崩溃，我们又用哪种目光来看待他人和自己。在革命与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相互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恰当的平衡是什么呢？这也许就需要我们同佐藤先生一样，调整自己的目光来理解他们。
《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明》的著者为佐藤慎一，本书是1996年于日本出版的，在后记中佐藤先生提到自己过了五十才出版自己的著作，可以想见其治学之严谨。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反映当时日本学界近代思想研究“水准”的著作，由刘岳军译介至国内。我想有必要知道著者的学术经历我们或许能更好的理解著者为什么能有书中所表现出的史观。佐藤慎一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副校长。其于1964年进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在本科学习期间坂本义和的《核时代的中日关系》和福田欢一的《现代中国与政治意识的问题》对其造成了很大影响，并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提供了冷静的认知中国的视角与方法，在与对象保持适当距离的基础上，证明社会科学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我学习社会科学而未学习中国学，在进行中国研究上，没有必要将这一点非视为不利条件不可”。而后进入法学部研究室作为助教，进行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在坂本义和的关照下进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学习。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这是当时中国学的两个重镇，治学风格不同，佐藤先生在京都大学受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擎岛田虔次先生指导阅读章太炎的《四惑论》，“初次体验到在中国思想文献的精密的解读方法上所受到的冲击”。之后成为东北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在多种学科参加讨论的学术氛围中自由研究，并阅读到狩野文库中中国关于《万国公法》的资料。直到1987年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我们在其书中可以看到其另辟蹊径的史观，也许是因为著者社会科学出身的背景，使其有种较为超然的态度，能够对当时的一些思想和历史人物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乏关怀，完成了一次对对抗描述史学的反动。
我们在阅读时可以发现，越是小题目反而容易做出大文章，如孔令飞的《叫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是以小见大，那么本书何以会有这么大的名字，著者可以驾驭的了么？实际本书由三章构成，是著者在不同阶段完成的三篇论文为底本，也许是风格并不太统一，是以就其中都有所关注的点来取名。这三章均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分别是“文明与万国公法”、“法国革命与中国”、“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以不同的历史问题作为横截面，纵向的考察当时的思想，来获得近代中国知识人思想观点的转变过程。著者想解决的课题是“生活在这种激荡旋涡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知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文明观的变化。这也和我们关心的现在“为什么是这样”有一定的关系。每一章的表现是与时间轴联系在一起的，层层递进，所以有种“剥洋葱”的感觉。
这本书除这三章外，尚有序章，这是佐藤氏在出书时所新写的，注重在于叙述近代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变化。佐藤氏自序做此章的目的在于“为那些非中国思想或中国史专业的读者阅读本书时……更好的理解本书其他篇章而写作的”。在序章中，佐藤氏对于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有所区分，这也是我前面更愿意将那一代的思想者统称为“知识人”，而非本书所译的“知识分子”，不然会使“知识分子”的概念过于宽泛，忽略其中文明观的转换，而其中佐藤氏所说的“不贴标签”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个立场。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是东北大学时代的作品，论述中国知识人如何接受作为普遍规范的万国公法，以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大量签订的时空为舞台，细致地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万国公法”这一国际普遍规则的接受的历程。作者指出，“万国公法在本质上被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万国公法重要性的中国人也被视为与帝国主义相妥协而遭到非难”.是以“启蒙思想”为焦点研究中国思想的思路，也是对当时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侵略－反抗”这一模式的“反抗”，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第二章“法国革命与中国”、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体制构想”则是佐藤氏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之后的作品，对问题的关注点和分析方法发生了变化，第二章以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起笔，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对法国早期的介绍，重点以康有为等给予近代中国现实的需求而对法国革命的强烈关注与介绍展开，围绕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法国革命的几个具体方面的论战展开，如“进化与革命”、“专制与革命”、“民主与革命”、“革命与国际环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普罗大众对于革命的认识，甚至可以说促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第三章则较为简略，探讨政体以及“专制与自由”这些我们现在也经常探讨的问题，其中涉及到这些近代思想上的问题对于八十年代思潮的影响。
1928年，遗老柯劭忞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辑会议上郑重提出了一个提案：《四库全书》中只收录中国的书籍，据说西方各国近来学问也有很大的进步，这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也收录一些西方蛮夷的著作不好吗？我想，这正是当时士大夫与西方接触时的目光，他们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不关心和对中华文明的确信，但是在后来的描述中他们都成了一些笑柄，这像是中华文明观向西方文明观转换的绝好注脚。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一批人，是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件事。一直以来，我们在批判着他们的落后，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用后来人的目光来约束前人的看法吗？我们以自己的目光来观察他们，以现在的价值观要求他们，是一种已经知道历史发展的指责。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指责是否可以成立也是需要思考的，当时离康雍乾盛世并不太远，所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传统文明是错误的，对中国文明的反思，实际是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佐藤氏在书中将中日两国改革进行对比，认为在早期的中国改革存在一种“附会”的逻辑，而在日本则是“文明开化”的口号。这其中所包含的正是对中华传统学术的确信，以此来减少阻力。假如你的知识结构是如此，你只能将新事物纳入自己的认知体系去解释，所以一些所谓的进步者指责的是毫无道理，我们常常像是辜鸿铭所说的心里的辫子剪不掉，总是有着偏见来看问题，这是尤需注意的。佐藤氏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对中华文明“同情之理解”是我在其他近代史书中很难见到的，虽然现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一些“逆潮流而动者”，如林琴南、学衡派等，但是只是断公案般的复原，仍旧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思想，而这点正是我所钦服佐藤氏的。王尔敏先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中对这些传统学术也有所关心，但未注意区分其中的几种情况，而且其看来传统学术在20世纪也真成为了非主流，自己的师门也成了非主流史家。我以为似乎有必要对传统学术进行再认识，不要同新儒家一样为了同西方对抗而搞一套，最好是真正纯粹的传统学术认知，或许会有所得。
国人的历史观我有时觉得与戏曲里很像，通过脸谱一眼认定某也忠、某也奸，是一种二元对立化的史学，即是“贴标签”，这是很要不得的一种行为，进行研究应该深入其生活的社会来理解他的思想行为，用胡适先生的话说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非是以一种意识形态为主导，顺着则昌、逆之则亡。评价固然是需要的，但是需要贴上“进步”、“反动”、“保守”等标签么，这其中是自认的社会真理在起作用。在书中我们往往也能看到论战的双方在用这种语言来攻击对方，总是建立在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基调上，而社会进化论又是我向来不认同的，就社会历史发展而言我以为是一个随机性很强的事件，并不认为有其绝对真理，当然这也是事后的一种评价，在当时这是普遍被接受的一种前提，是故双方都在其框架下论述。
书中有几段近代史上讨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如“革命问题”、“自由与专制”的争辩，这在今天仍在讨论，而有意思的是讨论的论点论据都差不多，是以常常有今夕何夕的感慨，我们并没有脱离前人窠臼。就像汤森在其《中国政治》中所讲“影响中国现状的首要根源是其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有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甚至在新体制超出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也可无限长久的持续下去”，这其中即隐含这一种国人对历史的关注。
也许有时候会问，读历史做什么？或许是为了更好的认知我们自己吧！因为对自身的认知实际是与他者的对比中所得来的，而我们观看历史舞台所上演的戏剧与我们自身的现实又是如此的相似又如此难解，但是当我们以戏中的目光去看也许那又是最稳妥的选择，故此可以理解。贯穿本书的实际上是一种文明观的转化，从中国中心主义的转向西洋中心主义的文明观，这与我们今天走的现代化道路就是西方化道路是一致的。天朝的目光最初是俯视着列国的，但是当新的文明让天朝崩溃，我们又用哪种目光来看待他人和自己。在革命与工业化之间、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外来的与本土的方法之间、在相互依赖与自给自足之间、在物质的与精神的目标之间，恰当的平衡是什么呢？这也许就需要我们同佐藤先生一样，调整自己的目光来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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