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乱舞的沙子
2009-10-16 看过
      这本书,看到第三章时,我就想打上个五星,但是看到第六章了,我觉得差不多三星就够了,待到全部翻完,算了,还是给个四星吧。
      给上五星,是因为肖特基本上在给出一条与过去我所接触的福柯们全不同的精神病学史的梳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精神病人?按照福柯们的理解,精神病人,至少是刚开始被关进疯人院的那些“精神病人”只不过被体制排斥的普通人,他们的不正常,我们的正常,这种对立都是体制建构出来的。但是这种让人嗅到阴谋气味的结论总让我感觉到不安,尤其是在我接触过几个精神病人之后。不可否认的是,精神病人与普通人确实不大相同,就我所知道的几个人而言,他们的思想比起我或其他常人来说确实是“以妄想、幻觉和混乱”为特征的。不过,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特征所带来的评价是怎么样的?一般来说,精神病人更倾向于伤害自己而不是他人,但我们现在往往一听到“精神病人”,就有一种要“自卫”的冲动。并且,中国的“疯子”与西方语境下的“精神病人”也不尽相同,在中国,我们骂别人“疯子”,“神经有问题”时,通常是和“白痴”、“傻冒”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其中的内在联系,我似乎还没找到有哪个学者进行过梳理和分析。因此,似乎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对精神病人的理解和看法,确实和福柯的说法是匹配的,就是我们将某些人异化为疯子,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谁?肖特在书中所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我们”不是“权力者”,至少不是福柯论点中需要的哪些“体制内的人”。书中有一个很关键的证据,就是17世纪把疯子关进收容院的大潮时,“收容院都是私立的!”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被关进收容院的人都至少应该是或者大部分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家属(由于社会普遍害怕精神病,并认为精神病会传染和遗传,所以上流和贵族更倾向于选择把精神病家属关在家里)。这也就很难解释和论证“阴谋”的说法。但是,肖特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除了福柯所说的权力者,实际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大众也是把疯子当成疯子的主体,甚至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因为精神病严格来说无法为“现代科学”所证明。
因此,精神病学的两个面向:神经病理学和精神分析,前者是生物性,追求客观性的,后者则将精神病学归因于社会的原因,其中后一个面向则涉及到弗洛伊德始的精神分析。在肖特看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精神病学的发展来说只是一个“间断”,但是又“是一个带给精神病学大量后果的中断”、它“为精神病医师们提供了一条收容院之外的道路。”“间断”的说法清晰的表明肖特认为精神疾病具有器质性的倾向,而后面的说法则是基于“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得出的结论。由于当时精神病人都被容留在收容院,收容院却不去也不懂治疗,而精神病医师们只能挂靠在其他的私立医院进行诊断。当“收容院”容纳了绝大多数精神病人却又不治疗他们或者认为他们无法治愈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对“精神病医师们”更有用,而不是这些“医师们”相信精神分析有用。实际上,就书中后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传统的“精神病医师”和精神分析医师几乎是两种人,不论是治疗病人的方法,还是对精神病性质的理解,都根本是截然不同。
      如果说,肖特能够把精神病学史所走的弯路,原因,最关键是证据都叙述清楚的话,我认为这会是一本完美的书。但可惜的是,在看到一半多后,我感觉肖特几乎完全是在用批判的态度写这段历史,而无法在史料和证据上给我更大的说服。文中充满了讽刺和挖苦的语词,我认为这种修辞的手法在一本“历史学”(如果这本书还算的话)中偶尔用之可以加分,用的太多则应该减分了。并且,肖特在反对福柯对监禁的分析,以及解释之后18世纪“大监禁”的原因上,论述的还足够细致的话,那么,他在后面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浪潮的理解,以及对生物神经病理学的叙述则显得有点枯燥了。这也是我在中间想过只打3分的原因。
      而之所以最后决定打上4星,则是因为我发现,我上面的想法对肖特来说,却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在脑科学,心与脑、心智关系这一大类研究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要想把精神病学完全用生物学面向来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想,这必然也是肖特本人的难处,也正是因为这样,肖特只能用“药物”来论证精神疾病的器质性。但是,所谓的“百忧解”(其实也就是一种药物的名称)难道就与精神分析的社会性完全无关吗?不过,这种逻辑上的质疑和推断确实是无法反驳事实本身的。现在全球范围内的精神病治疗,已经是药物治疗为主了,精神分析基本上已经从疾病治疗转移到了其他有关理解主体乃至社会的理论领域当中,而很少涉及临床诊治了。
      总体来说,肖特的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至少在国内充满了福柯、弗洛伊德以及正在抬头的拉康、齐泽克的语境下,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思索路径可以相互印证或者对抗是非常必要的。最后,有一句题外话,以前我在看弗洛伊德时,发现他确实把他早期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当作没有一样,在后期的精神分析著作中几乎一字不提。我一直在思索其中的原因,在这本书的一段叙述里,或许与此有关,那就是弗洛伊德曾跟随他的老师医师参加精神病医师的会议,还兴致勃勃很有自信的叙述他的研究和观点,结果却被当时的几个权威贬的几乎一钱不值。我想,弗洛伊德没走神经生物学的研究道路,也是“塞翁失马”了。

下面是非常个人性的书摘:(讽刺和挖苦真是不少)

如果精神病学的诞生主要发生在私人“疯人院”,中产阶级和贵族家族自愿支付一大笔钱来摆脱发狂的亲属,那么,(福柯的)“大监禁”是什么呢?

海因罗特说,人们的激情驱使他们选择邪恶,而那种选择导致一种内心的堕落。一旦堕落了,恐怖、恼怒,或失望等一类事情会引发精神疾病。

19世纪的大拘禁中,我们如何来解释这种要将他们的亲人送走的这些富裕家庭的变化了的意愿?我认为它涉及到了家庭生活中的变化着的情感范式。当这种家庭开始日益把自身看成是一个感情单元时,家里捣乱的亲属开始显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在18世纪以前,这种家庭的维持更多地是基于财产和血统的纽带而非情感。(家族成员的经济分立出现在什么时候?)

格尔根说,精神疾病中存在一些固有的东西,它使患者把亲属们安慰的话语、未婚妻的焦虑与担心、亲近的人们的眼泪与叹息误解成……与实际上的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发育方面受遗传影响的疾病,可能肇始于自宫,也可能肇始于分娩时的外伤,因为孩子的大脑还没有适当地发育。

大众对退化这个概念感到恐惧,证明观念会产生后果(医师们在向大众宣布之前,他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的正确性)。

到了1899年,克雷珀林已经将这两大非器质性(“功能性”)精神病——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提升到了金字塔的顶部;……“老处女精神失常”、“偏执狂”、“月光性狂病”以及其他病症,都被化约成这两种疾病。

在精神分裂症里,没有什么是分裂的。这种疾病以妄想、幻觉和混乱的思想为特征。

至于精神疾病的原因,迈耶最终接受了这种立场:一切都是非常复杂的。

20世纪早期,正是神经疾病为私立的、以诊室为特色的、治疗神经症的精神病学提供了舞台。神经质于是成为精神病学历史的中心。

直到精神分析在20世纪40年代取得胜利,医师们都愿意赞同这种谎话,即严重的和轻微的精神疾病在性质上都是“神经性”的。

对精神病医师来说,神经质这块遮羞布提供了一个机会绕过收容院,来从事面向中产阶级患者的赚钱的私人诊疗。……不像精神疾病,神经疾病被认为大部分是非遗传性的,因而也是非污辱性的。

正是开始时处于对收容院和疯病医师的恐惧,我们才能够理解大众对神经疾病的强硬主张。

不难看出,精神病学要想在收容院之外有一个前途,它就必须呆在神经病这个题目下,而非这个恰当的描述性术语精神病学之下。

精神病医师在他们与公众的沟通中,当他们意指器质性的、大脑的、生物性的、体质的或那个主题的一些变体时,他们倾向于使用神经、神经性或这个主题的一些变体。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公众的欺骗;它大意是说疾病意味着神经的一种紊乱,然而实际上所意味的是大脑。

随着温泉疗法治疗的慢性疾病越来越变成精神病性的,温泉成为躲避收容院的首选之地。

神经质、歇斯底里和疑病症都是18世纪遗留下来的“超期服役者”,并且或多或少可以互换;歇斯底里用于患心身失调性疾病或看起来情绪失控的妇女;疑病症大约是男人有了这些相同的症状;神经质用于每一位体验了压抑、强迫性行为或焦虑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器质性,什么又是假想的器质性,这种医学上不确定性的情形,清楚地反映了患者们不能确知什么是疯狂和什么是神经病。

米切尔疗法的本质是一种医师的权威,而不是疗法自身特殊的物质性部分。

静养疗法、神经衰弱和所谓的面向内科和神经疾病的私人诊所的兴起的意义在于,这些明显的器质论者的概念帮助打开了通向心理疗法的道理,并为这种洞察——某些种类的精神疾病或许会屈服于人类声音的这种治疗力量——破土奠基。

涉足心理疗法的正是像弗里德伦德尔这样本质上是神经病医师的医师们,而不是传统的精神病医师。其原因在于,神经病学为患者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遮羞布:我们相信你的问题是器质性的,但我们或许能用这种新的有影响的方法来帮助你。

心理疗法通过两条路径走入了医学:早期的催眠治疗和私人诊所的心理环境疗法。

因为“神经疾病是非常社会性的”。由此,神经病医师应该从患者的青年时代起就予以关注,“建议他们去结婚什么的,甚至有时与他们结婚,并告诉他们如何管教孩子。”对于那些就在最近还在做脊髓切片的专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角色。

在20世纪中叶一段短暂的时期内,中产阶级社会沉迷于这种观念,即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在过去很久的事件上的无意识冲突的一个结果,特别是那些具有性本质的事件。……精神分析是一个带给精神病学大量后果的中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精神病医师们提供了一条收容院之外的道路。

精神分析并不比占星术需要更多的医学训练。……最终,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医师未能保住他们的垄断。20世纪60年代,各种类型的非医学人士都要求准许进入培训机构,因为不存在英语教授不能把精神分析做得像精神病医师一样好的任何内在的理由。……伴随着精神疾病生物性起源证据的积累,精神病学开始重新获得这种在精神分析流行之初就失去了的科学基础:脑的确是心的基础。……虽然非医学的精神分析仍然十分兴旺,但精神分析却大量从精神病学中消失,作为一种解决心和脑的问题的医学方法受到质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作为一套包含三个主要领域的学说走向了世界:有关患者对试图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心灵的思想的抵制的研究;对性问题的因果意义的关注;一种对以童年早期经历为中心的强调。

精神分析之于疗法,就好比表现主义之于艺术;它们都代表了一种寻求领悟的精致形式。

“通过精神分析寻求解救的这股患者大潮的出现,可以解释为部分因为宣传,部分因为我们时代对内向性(introversion)和内省(introspection)的接受。”

如果最后精神分析赢了,那么它未必是因为弗洛伊德理念的力量,而是因为精神分析为私人诊所开辟了一条道路。

在中欧这些精神分析闯入精神病学的努力就是沿着三条路线展开的:试图使医患关系在心理上更敏感;试图改善一个人在私营部门的竞争地位;试图在公营部门实现某种隐约的治疗的希望。

一个小学科如何开始吞并一个大学科呢?重叠成员资格是一种策略。

最有把握控制这门精神病学学科的途径,不是占领它的专业组织,而是控制精神病学培训。

“在欧洲,人们去看精神病医师是因为一种症状(symptom),在美国是因为一个问题(problem)。”症状源于疾病,问题源自社会。

万一有了烦恼,以为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专家,将会像一位眼镜商或一位律师那样,几乎近在身边。

对犹太人的两次打击,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犹太人去期望某种自我肯定的特殊象征,一枚在生活城市的混乱中的引以为自豪的集体徽章。我认为,这个象征就是精神分析。……对这些受到迫害和全然迷失方向的幸存者来说,精神分析成为能够当成一张入场券出示给东道国人民的、犹太人的成就之一。

这种真正终身监禁的恐怖,会出现在看护职能发育迟缓者的机构中,而不是在精神病医院。

“解型”即破坏原先的大脑兴奋丛(constellation)。

ECT用一个两难困境难住了精神分析。

“并非所有所谓的精神疾病都如此严重,以至于值得把它换成一种器质性的大脑症候群。”

社会和社区精神病学坚持认为,病因既不是患者的基因,也不是使他们患病的早期童年,而是社会环境。……这种治疗性社区,一方面对精神分析来说,另一方面对监护主义来说,它都是一种替代。

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在本质上是严重遗传的。血缘越近,其他家族成员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就越高。……到1995年,诱发精神分裂症的基因或是基因群被暂时排在了大约第6号染色体的某处。躁郁症,则涉及第18号染色体和第21号染色体。

氯丙嗪“像一阵旋风狂吹过这文明的世界,吞没了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疗法”。它是“精神药理学时代”的开始。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神经病理学上的证据压倒性地显示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作为一种器质性大脑疾病,精神分裂症看起来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在本质上是神经发育性的,影响十多岁和二十岁出头的男性多过女性。另一张面孔很可能不是神经发育性的(其原因尚不确定),并且侵袭中年人,影响女性多过男性。

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根本主张就是,精神病在本质上不是医学的,而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社会定义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是什么,而非性质。……换句话说,精神病这样的事根本不存在,它是一个神话。

“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是这些形式之一,即在这些形式中,常常通过很平常的人,觉悟开始冲破我们太过封闭心灵里的裂隙。”

“创造力和精神疾病是对立面,不是配对的东西。这是一种对精神疾病和创造力的混淆……疯狂是[想象力]对立物:它是一座拥有监狱的要塞。”

严格说来,去收容化是第二次生物精神病学而非反精神病学运动的一个结果。

新生物精神病学开启了精神病学中的一种分裂。一边是“硬头脑”者,以一种对医学模式、对疾病的器质性解释和对药物疗法的偏爱为特色;另一边是“软头脑”者,他们援引疾病的“心理”模式,把症状解释为这种生活上的问题的结果,倾向于心理疗法和家庭疗法。

对DSM-Ⅲ的起草者而言,政治是科学大道上的最后一个凹坑。……这些起草者所制订的东西,既是一份科学性文献,同样也是一份政治性文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神分析的失宠导致了精神病学中更进一步的迷失和混乱,而非使它走向科学。

精神分析并不是为了疾病,而是为了心灵之旅。
13 有用
1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4条

添加回应

精神病学史的更多书评

推荐精神病学史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