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读书笔记

toyman_28
2009-10-12 看过
    当初多少怀着好奇心买了这本书,一直看不懂,看不下去,今天上午花了半天算是将这本书翻到最后一页,里面的思想、政治和哲学挺难看懂得或者干脆跳过不看,但多少了解到些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翻译家、评论家严复的复杂、迷人之处和他所处的历史的复杂性,东西方最根本的差别是什么?确实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进化、现代化和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贤们无不深入探讨和实践那些古老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保守斗争了又何止百年。
   对于我来说,严复大概就是一个福建本地历史名人的名字,福州的鼓山脚下有严复的雕像,那时经常去爬山,经过却不记得雕像亦或是铜像的严复到底是西装革履还是大清褂子留着辫子,印象模糊记不清了,记得严复像不知为何设立在路的中央,除了是一道风景外,更多了却被路经的机车蒙上一层人世间的尘土。看完这本书,挺想看看严复的传记,历史和后人又是如何评价这位伟大的先贤呢?或许在那个巨大民族生存危机感、黑暗盖住了天地的年代,严复某些方面就像普罗米修斯一般,为人类带来火种(西方的火种),驱走黑暗、寒冷、恐惧,他被称为“西学圣人”,但他却一生没得到重要,或是进入权力中心,亦或者他也许没有真正渴望权力。从1895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他本人亲历过的历史,寻求富强,就是放眼看世界寻找新智慧的第一代的一生追求。
    抄出书中的部分内容,难免断章取义,总算是读书笔记:
  严复,生于福建侯官阳崎乡的一个村子里,绅士家庭,父亲的去世,使家庭陷入悲惨的困境,使严复科举致仕的憧憬成了泡影,寡母眼含无奈的泪水,被迫送他去上“洋务”学堂。严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得到了同省大员沈葆桢的激励和赏识。1877年,严复最终被送去英国深造,他似乎是带着一个已使他入迷的问题到达英国的,西方富强的秘密是什么?1879年,严复回国之后经历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事,这些事使他把个人的郁愤与对中国境况的愤激紧紧地交融在一起。一位传记作者认为,1879年,严复的靠山沈葆桢去世,对他的前程大为不利。李鸿章虽然器重他的才学,但他不是李鸿章的心腹,1890年成为北洋水师学堂校总办,表面看来地位似乎在平稳上升,但实际上,他始终是“局外人”。
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对只有通过科举道路才能得到权势的痛苦领会,终于使他1885年准备并参加了三年一次的科举,但失败了,并且在以后的三次考试,也都名落孙山。
    正像我们从其他人的经历中所知道的,这样的失败既不能被看做是严复才智欠佳的反映,也不能被当做他忽视中文学习的证据,而只表明他未完全遵守当时考试制度中古怪的形式主义框架。毫无疑问,严复在这些年经受的羞辱,在1895年后,使他这种个人的痛苦倾注到对考试制度的异常激烈的抨击之中。1895年,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文人学士对国事发生了几乎是创巨痛深的变化,这次惨败,连那些深知中国并不富强的人甚至也料所未及。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性,感到了中国可能最终会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深深恐惧(后面的历史正是如此)。严复这个看来本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用文章来呐喊了,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又翻译了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亚当.斯密(《国富论》——>《原富》)、孟德斯鸠、穆勒的著作,并加入大量按语(何为按语?),他振聋发聩地宣布了一个基本观点: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既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 正如中国古代圣人抓住了自然地静态和循环的表象,因而得到社会几乎不变的看法那样,近代西方的圣人抓住了“运动之所趋”,因而能使进化不受限制地转化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就是一种酶,它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在达尔文体系中,人口过剩扮演了一个正面的、原动力的角色。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导致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并且因此在人类王国中,导致了人类能力的最大展现。然而在中国圣人们看来,这种竞争和较量的前景,简直是恶魔般的最大灾难,于是,他们退缩了,不提倡发挥人类的潜力,而主张在人类成就的低水平建立和平、协调和秩序。中国人之所以“好古忽今”,人们好古,是因为古中包含着宁静、协调、简朴的价值观念,以及安定的社会秩序。只要中国依然孤守独处,就不会遭受因未完成进化过程赋予的任务而招致的后果的痛苦。然而,现在中国正在收获失败的苦果。
    严复把资本主义英国的“公心”和儒家中国的狭隘自私进行对比,用明显地深受严复这一论题的影响的梁启超的话来说:“在中国,只有个人对个人的责任,没有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与杰出同代人康有为相比,严复则认为没有必要为自己心目中的新观念找一件中国外衣。西方的力本论观念,坚持自我权利的观念,以及表现人的能力的观念,即自由、民主、科学的观念,同中国麻木不仁的自豪、乏味的社会和谐以及抑制中国人体力和智力的消极的权利主义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他作为思想家之大胆和在实际行动上的消极并非没有被注意到,在某些方面他被指责“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
    假如教育必须先行,那么,教育的内容首先必须是西方圣人的自由观念,而且最有效的方法是把这些观念以其原有的形式展现出来。严复的声望主要基于他作为一个翻译家和评论家的作用。
    译著最迷人的方面之一当然是作品的语言,译者刻意用汉语古文来表达18、19世纪西方思想的概念和范畴,这几乎可看过他在努力从事的一种完全独立的撰述工作。不必诧异严复为什么没有试图用白话文翻译,因为白话文运动还是后来的事,即使当时已倡兴白话文,他可能也会反对的。他所呼吁的对象是士大夫即知识分子阶层,因此他决心用一种投他们所好的语言。他并不奢望民众会直接阅读他的译著(我肯定看不通,文言文好像是很古的东西了),他所主张的优秀译著,信、达、雅。他力图用最典雅的中文表达西方思想来影响讲究文体的文人学士。新的词汇创造颇费脑筋,总的来说,他没有过多地采用日本人在先前几十年里创造的新词。这位高傲的中国人,完全相信他对于本国语言渊源的理解远远超过“东岛夷民”的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此外,他的文体的宗旨要求最大限度地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隐喻手法来表达西方概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由他创造的新词在于日本人所创造的新词的生存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了,随着放弃用古汉语作为翻译工具,随着中国学生大批去日本和将日文译著译成中文的潮流的出现,最省事的办法自然是大量采用日文新词汇。
    革命之后,严复对袁世凯的态度,尽管绝不是单一的,但又是完全一贯的。一方面,他对袁世凯作为政治家的天资没有过高的评价,他绝对不赞赏他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袁世凯是中国的唯一强者,即使他不能立即采取导致富强的措施,至少也能制止中国彻底分裂。
    他属于生活在最不幸的一段时期的那一代人。当这位富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在1921年即将走完他的生命历程之时,作为一个不特别具有乐观、自信气质的人,他看到中国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中。进化的力量不仅使中国的进化停顿下来,而且似乎把中国彻底抛弃了。他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不需要别人的任何安慰。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予关于大战的思想准备是像布尔战争这样很有限的19世纪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规模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给严复带来了畏惧和恐怖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才看到严复明确否定西方的态度。
   中国与西方的关键性差别究竟在哪里?关键性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是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不畏惧得不断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的自信和发掘所有的潜力。

    不过,事实依然是,凡在价值观念被认为是达到强盛的手段的地方,这些价值观念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无生命力的和被歪曲了的。

    记下这么多,因为这些并不是现在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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