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学术著作

热带植物
2009-10-10 看过
        我首先想说的是,我不仅仅把这本书看作是有知识有见解的学术著作,我认为它还是一本有性情有灵魂的书。当然,要进入这本书的内心,还是要先从其知识和见解的外壳开始。

    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在张新颖看来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不可含混为中国文学中的西方现代意识”。著者一再强调这里的现代意识是“中国的”:“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以这样的认识为思考的前提,必然导致一个基本立场的转变:摒弃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影响研究”的方法,在在强调“中国主体”的观念,凸显的是外来的思想如何融入自我生命的内部,如何由外在的东西变为感同身受的切己内容:“只有与个人发生密切关系、产生真正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才可能是个人的思想文化资源,而这种关系和意义得以发生,正是个人自主活动的结果。”在张新颖看来,假如没有这种“自主活动”,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拒绝接受外来事物固然可怕,因为这会遏制主体继续生长、变化的可能性;可是在外来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中丧失主体性也同样可怕,因为在外力之中消亡和由于自身活力枯竭而消亡同样是消亡。”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在本书所有的讨论中,“主体性”始终是贯穿一线的主旨——也可以说,“主体性”正是这本书的灵魂——章太炎以自身旧学新知为根基的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从“依自不依他”的理念出发的“以国粹激动种性”的主张;王国维将尼采、叔本华哲学内化为个体自身精神内容的过程;卞之琳对西方诗歌潮流的变“欧化”为“化欧”;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将异域文学启蒙与中国自身、个人自身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况的相互激发、摩擦……

    这里必须要谈谈专论鲁迅的第三章,这是我最喜爱的一章,也在全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新颖谈到鲁迅在其早期的论文《破恶声论》中对从西方引进的、流行的“恶声”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同时“标举出植根于个体之中的‘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著者指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即《破恶声论》篇首的两个字:“本根”。也就是说,鲁迅“以个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为根本要务,而要完成此种确立,则必须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必须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仅仅靠引进的西方近代观念,靠流行的种种新式说词,是完全不足恃的。”张新颖特别强调了鲁迅“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而“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像联系的‘白心’和与精神能力像联系的‘神思’,当‘迷信’与‘心声’交响、‘人各有己,不随风波’的时候,‘白心’与‘神思’就苏醒了。”鲁迅标举的“白心”和“神思”,“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正相反的东西,是被这一传统浸染之前的、执着于内部生命真实的心灵状态”,是一种还未被任何所谓的文化遮蔽、污染和毁坏的本真之心、朴素之心、赤子之心和与之相应的精神能力。只有理解了鲁迅所倚重的“本根”、“白心”、“神思”的含义和价值之后,再来探讨鲁迅用古字古义翻译《域外小说集》以及后来的小说、杂文创作中体现的“中国现代意识”才能见出深刻的意义,才能领会鲁迅在面对任何外来文化时吸收和转化为个体自我内部有机因素的“主体性”自觉。

    如果说贯穿全书的对“主体性”的强调是这本著作的灵魂,那么也许可以说,第三章提出的“白心”和“神思”是这个灵魂的核心。只有坚持用一颗“白心”来和由“白心”而出的“神思”来吸纳、淘洗、转换、扬弃,才能实现“主体性”的确立。这个居于核心的“白心”和“神思”在全书的其它章节也频频闪现,前呼后应。例如第七章探讨胡风的文艺理论和路翎的文学创作,著者特别注意到胡风和路翎共同的对于底层普通民众的原始强力的寻求。“把目光投向原始,返回到未受文化污染和精神奴役的状态,凭借生命的本真反应来做一次孤注一掷的冲撞——这样的思路,和青年鲁迅寄希望于‘古民’‘白心’何其相似。”

    再比如第九章谈沈从文,你也许会问,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为什么要谈沈从文?他不是一个自己口中的“乡下人”和文学史叙述里的“乡土作家”吗?著者指出:“沈从文的乡土创作,不是要为现代人构筑‘世外桃源’,不是要为精神上的逃避和单纯的审美愉悦而廉价地使用文字,他试图从乡土中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命的根,以救治现代文明的庸俗和堕落。”沈从文曾经挖苦年青人以求学名分跑到大都市里享受腐烂的现实,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沈从文敏感而尖锐地指出的‘依附性’,实因主体和‘本根’的丧失而生”。反抗产生“依附性”的现代性设计、坚守主体的存在,不正是现代意识题中之义么?而沈从文试图用“较少为现代文明污染和现代性设计改造的乡土”来找回和重造个人和民族的主体与“本根”,这样的思路同样是对“白心”和“神思”的呼唤和探寻,它与鲁迅、胡风的追求在根柢上也是相通的。

    这就不能不引发读者的思考:为什么这些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希望用“本根”、“原始”、“白心”来救治中国的种种弊病呢?为什么著者会对这个问题加以特别的关注,有意识让“白心”和“神思”的理想贯穿在整本书里,前前后后顾盼生辉呢?——地球是如此苍老,中国是如此苍老,随着年岁的增长,它竟不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懂得理解和珍惜,反而越来越世故、越来越衰弱、越来越千疮百孔积重难返。所以心系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人们渴望获得一种力量,能够穿越层层叠叠的历史的尘垢,重返人类最原始最本真的状态,追寻那未受污染之心灵的纯正和清朗,热忱和素朴。只有重获这样的心灵,我们这个民族才能重获生命力、创造力和新的希望。这是书中人的理想,也是著书人的理想吧。

    我在文章开头说到这是一本有性情有灵魂的书,这当然不仅仅是说它在内容上有贯穿一线的对于所论述对象在接受外来影响时所呈现的“主体性”的彰显,这只是最浅的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著者本人与他所论述的人物往往有一种内在精神的相通、著者思考和论述的方式与他在著作中称许的“中国的”现代意识的形成方式也有内在精神的相通。对“主体性”的强调不仅仅应用在所讨论的人物,也用来要求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一方面,他并不自以为是地把要讨论的对象当作一个自己可以一手把握、简单概括的“客体”,而把其当作一个“主体”—— 诚如著者在讨论胡风和路翎时所说“对象不是凝固的完成了的客体形象,而有自己的活的独立意志;他们之间的关系,究其实质是对话的交际关系”、“思想某事物,即意味着同某事某物对话”——讨论的过程是与“主体”进行对话和心灵交流的过程。我们注意到里面的讨论多是提问式的,通过提问来推进论述的过程。也就是说,写作者并非预设一个结论、结果然后用文字来填充;而是用写作这种形式来与要讨论的对象对话,这种对话通过一步步的追问来进行,通过对层层深入的问题的追寻来推动思考的进程,而最后呈现出来的文本,是通过写作来进行对话和思考、通过写作来探寻自己能够抵达哪里的整个过程所自然到达的终点。
    另一方面,著者也强调在研究和探讨过程中自身的“主体性”。在讨论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思想立场时著者曾有这样的洞见:“一个熟读尼采、甚至奉行尼采哲学的人,在尼采面前可能是一个不能以主体身份站立起来、开口说话的人;同样,一个能够跟尼采思想进行对话的人,也并不必须是一个深受尼采影响的人。”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著者本人“依自不依他”的思考和写作立场。在这本著作里我们看不到那些固有的或者引进的研究术语、理论和技巧,我想这是因为著者不愿意用这些东西遮蔽“白心”,他更愿意用朴素之心和一己的直觉和感受来面对要讨论的对象、更愿意用“白心”来触发“神思”。用未被任何东西蒙蔽的“白心”来观看和思索,所获得的往往也正是未被任何东西蒙蔽的事物的本质和根柢。同时,用自己的“白心”——也就是“个人最深切处”——直面对象,将自身的感觉、情感、体验融入其中,呈现给我们的自然就不是干巴巴的学术,而是一种情深意切的感性存在,它不只是一本讨论文学的学术书,它本身就富于文学性、本身就能给我们文学性的享受。

    ——我所说的“文学性”里面包含这样一个意思:著者写作这本“学术书”所用的语言是文学语言。这不仅仅是说它的语言富于文学的美感,最主要的意思还在于这是一种将著者“个人最深切处”与要讨论的对象互相磨砺和激发而产生出的语言,这样产生出来的语言其轮廓自然不会是光滑、平展、顺溜的,而是有缠绕、有纠结、有棱角,在在透显磨砺的艰辛与困难——然而,就在这艰辛和困难处激发出了“神思”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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