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williamball
2009-10-10 看过
                         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端上一杯茶,读过他的小说的人都可以说上几句;在街头书摊上匆匆翻阅的学生也好,在拥挤的汽车上偷闲浏览的上班族也罢,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正襟危坐的苛刻评论家们,心怀梦想的文学青年们,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
   面对卡佛的文字,我常常一坐就是很久。
  
   他又打电话过来说,艾德娜,从房子前面的窗户那儿,你可以看见海,你能闻到空气中盐的味道。我听着他说话,他没有口齿不清。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我确实考虑了。一个星期后他又打电话来,说,你来吗?我说我还在考虑。他说,我们重新开始吧。我说,如果让我来,你得为我做几件事情。你就说吧,韦斯说。我说,我要你尽量变回到那个我曾经认识的韦斯。那个老韦斯。那个我嫁的韦斯。韦斯哭了起来,我把这当成了他想改变的迹象。因此我说,好吧,我过来。
          ——《大厨的房子》

    简单。极其简单。他说,我说。一个生活的断片。虽然简单但是充满味道。生活的味道。卡佛不愧是个高手,不依靠华丽的形容,繁复的装饰,而是反其道行之,让简单的语言按照自己设定的节奏流淌。“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的可见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那些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我把不必要的运动剔除出去,我希望写那种‘能见度’低的小说。”卡佛是个把握语言节奏的大师,他巧妙地布置好每个字词,让它们都在恰到好处的时间发出声响。乐谱。语言的乐谱。虽然文字构成的表面一点装饰都没有,不过是一个个没有想象力的碎片,有些碎片甚至模糊不清,但是底下隐藏的却是生活的暗流。读者生活构成的暗流。读者生活的暗流才是真正的演奏者。也可以说,读者才是真正的演奏者。大道至简。简至大道。真是这样。就是因为极端的简约,简约到只剩下了钢琴的琴键,和几份不完整的曲谱,所以我们才有了自己诠释乐章的可能。
    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这个“我们”或许应该包括卡佛自己。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卡佛自然也不例外。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出身贫苦,过早地担负起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又经历了婚变,破产,失业,酗酒,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可谓尝遍人生酸苦滋味。卡佛的小说写的也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处于生活的低层,有着诸多不如意。契诃夫的目光也长久地注视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卡佛是把契诃夫当做偶像和导师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盲目的追随者。时代不同了。契诃夫的时代,小人物的悲欢并没有被社会的表象层层掩盖;卡佛生活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矫情而虚假的欢乐里。人们很可能天天面带微笑,但是内心却充满了空虚和悲哀。可怕的是,人们往往拒绝承认空虚悲哀的存在,宁愿醉死在虚假的表象里。卡佛对这点是清醒的。他曾经对村上春树说,他憎恨虚假的天空。所以他拒绝像契诃夫所做的那样,给读者构造一个可供想象的虚假的空间;所以他拒绝添加各种帮助想象的词句,为了避免读者陶醉在虚假中。卡佛把词汇的晚礼服撕得粉碎。卡佛拒绝想象。小说写的就应该是生活的真实面目,而当代生活的真实面目应该是读者的生活经验本身,应该是读者现实生活的暗流。但是,小说本身就是虚构出来的,创作虚构的小说何尝不是提供了一种虚假呢?这点,卡佛应该是想到了。但他同时也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想象,必须是在充分虚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卡佛的小说展现的都是眼前的现实,还有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回忆。这些现实和回忆很多都是卡佛的亲身经历。卡佛的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私小说”,和卡佛自己的经历有一种非常私密的关系。有时候,你很难判断小说的情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卡佛对自己小说中残存不多的虚构成份也很在意。在他的笔下,虚构成份无法让读者构造出想象空间。卡佛的小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像是一堆堆精心安排的粗线条的现实素描。他刻意把小说写成了无法构造想象空间的未完成品。这样的小说拒绝了想象成份,最大程度的削弱了虚假。能把小说写成这样就已经很妙了,但卡佛并不满足。他要更妙。他不给小说一个确定的结尾。小说很意外地结束了。就以未完成品的样子结束了。为了给小说一个确定的结尾,作者需要扮演上帝。可现实中没人是上帝。卡佛不是上帝,所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走向何方。生活中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既然小说很大程度是写自己,那自然也控制不了人物的命运。小说应该和生活真实发生的情形一样。他不想扮演上帝。
    这样的小说使得读者暂时放下对想象的渴求,把目光转向生活的真相。读者面对的虽是卡佛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如此的简略,读者无法构造出虚假的想象;这些经历又是如此的真实平凡,点点滴滴,琐琐碎碎,柔软地拍打着心灵,唤醒了读者有关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生活的暗流形成了。生活的暗流敲打着语言的琴键。读者诠释着语言的乐章。共鸣在语言和生活的撞击中产生了。假象的面纱逐层褪去。生活一点点地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这种共鸣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传统作品引发的情感共鸣在它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种共鸣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共鸣;它糅合了读者阅读中参与小说创作加工的成份;它引导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生活经历和人生思考的隐秘交会;它促成了读者和作者情感体验的碰撞和融合。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共鸣。当卡佛的小说在悬念或高潮嘎然而止的时候,生活的暗流汹涌澎湃,“非传统共鸣”的轰响也到达了最高潮。卡佛的文字就写到这里了,可是读者,或者说生活的暗流,加工创造小说的活动还在继续。创造成什么样,还要多久,完全取决于读者。卡佛只负责唤起读者对于生活真相的认识。从这点上说,卡佛的小说的作者应该有两个,卡佛和读者。卡佛只是完成了他写作的部分。他的小说本质就是未完成的。或者说,是等待读者完成的。等待读者完成的小说不应该有结尾。至少不应该有确定的结尾。读者的生活才是小说的结束部分。卡佛不是上帝。他没有权利支配读者的生活。无论过的如何,生活都要继续。生活不会停止。表现生活真相的小说也应可以永远不停地写下去。只有读者才有给小说加上结尾的可能。或者说,只有上帝,只有生活才有这个权利。然而生活是没有结尾的。这也是生活的真相吧。
    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我们可能只是只言片语,也可能滔滔不绝。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无话可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自然也不例外。大街上到处都是亲切的声音,商店里都是面带微笑的服务员,电视上载歌载舞的好不热闹,餐馆里也不乏琳琅满目的美食。我们生活的地方交通便利,设施齐全。好像我们见到的,听到的都很快乐很舒适。但是,生活真的快乐吗?扪心自问,我们普通人真的快乐吗?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一出怎么样的戏剧呢?卡佛的小说似乎暗示我们,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不是快乐的,只是相当多的人拒绝承认。敏感的作家和学者向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被忽略的悲剧性。尤金•奥尼尔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向我们展示了普通人生命悲剧性的一面。乌纳穆诺在代表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更是对这种悲剧性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卡佛的小说也是通向生活悲剧性真相的一个入口。有人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小说,太阴暗了,生活要积极点。还有人说,卡佛的小说只有那些和小说人物一样的生活不如意者才会喜欢。讽刺的是,不少说这些话的人又往往把卡夫卡萨特海德格尔海明威挂在嘴边。读卡佛小说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认清自身生活真相的过程。一个人走完一生,却对自己生活的真相一无所知,这才是真正的悲哀。生活的真相并不迎合讨好读者,它很可能会狠狠地抽你一记耳光。一个真正的勇士是不会缺乏生活的勇气的。真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卡佛的读者必然是坚强的。何况,卡佛的小说只是提供了一个入口。生活的路径如此之多,生活的真相也并不都是悲观消极的。我读卡佛小说,在黑白色中间总是会感觉到夹杂着的一点彩色。这里面有一种温情的东西。这也许是对我自己渺小生命的悲悯。杜拉斯和奥兹的小说总是柔情似水,情感充沛,但那绝不是读者的情感;巴尔扎克和鲁迅可以嬉笑怒骂,但绝代表不了读者的立场;萨特和加缪可以对世界提出自己的看法,但绝对不是读者的观点;而卡佛只把素材和半成品提供给读者,他声称自己对这些现实素材的加工到此为止,剩下的加工工作交给读者完成。卡佛在小说里说,我们不是在谈书,我们是在谈我们的生活。这和书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的小说就像一个不带家具的房间,读者需要自己把携带的家具搬进来。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卡佛。我读卡佛的小说,从中体味出一种生活的勇气来。虽然阴暗的生活一次一次威胁着卑微渺小的主人公们,但是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生活还要继续,我要坚持走下去。或许,这就是我的卡佛?
    谈论卡佛时我们都在说些什么?我们或许应该说说卡佛放在美国作家精神群像的什么位置比较合适。阅读卡佛的小说,我总是感到很多美国作家的隐秘存在。有梭罗,薇拉凯瑟,有杰克伦敦,德莱塞,有奥尼尔,还有海明威。或者,还有更多的人?美国文学的这股“美国味”到底是什么?不同时期这股味道又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又可以感觉到这些气味之间深层的联系。美国早期拓荒者的勤劳勇敢和自由民主精神形成了美国最早的认同价值。到了当代,美国人认同的价值早已变异,终日忙忙碌碌的小人物们所认同的价值离早期拓荒者的认同价值早已很远。但是每个美国人心中都播撒有早期拓荒者精神的种子,每个美国人心里都有“美国梦”。遥远的梦想和眼前的现实,被美化了的往昔和残酷的现世对比之下,这些种子难以发芽。小人物们的美国梦破灭了。他们不得不异化自己的价值认同,适应着社会价值评价体系的变迁。社会机器提供给美国人一种美好的假象,小人物们陶醉在假象中而不自知。应该说,很多美国作家对于这种假象的认识是清醒的。梭罗和薇拉凯瑟敏锐地感觉到了社会机器对普通人精神的摧残,他们歌颂自然山水和先民的美好生活,企图唤醒人们心中的种子,企图通过这种方法对抗假象;杰克伦敦和德莱塞着力刻画美国梦破灭的现实,企图唤醒人们认清现实;奥尼尔对假象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看清了小人物自身力量和社会假象的力量对比的差距,认识到了个体和社会对抗的悲剧性,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悲剧。他用厚重的悲剧作品揭示出这些事实,企图让人们去思考美好假象产生的原因;海明威也看到了假象的存在,但是他对假象产生的原因很困惑很迷茫,于是把注意力转到探讨与社会假象对抗的可能性上。他认识到了华丽辞藻的虚伪,认识到修辞对构造假象的重要性,所以他力图把英语的乱毛剪的一干二净。卡佛对社会假象的认识也是清醒的。他看出了美好假象的虚伪,看到了现实的无奈。他认识到了小人物的力量和社会假象的力量的差距是显著的,和社会假象的对抗必然是充满了悲剧性的。他审视了其他作家和假象对抗的各种方法,意识到他们都是把社会假象放在一个对立的位置上斗争的,本质上都是用自己构造的艺术的假象来对抗社会的假象。即使是想到了用剪乱毛的方法来打击社会假象的海明威,在本质上还是创造了一个艺术的假象来对抗受伤的社会假象。卡佛不走老路。他摈弃了这种传统做法,用小说帮读者彻底剥离消解掉社会的假象。假象根本就进不了搏击场的大门。社会假象被彻底的从读者的观念里放逐了。文字底下流淌的仅仅是生活的暗流。读者正视着生活的真面目。把卡佛和其他美国作家放在一块,可以发现卡佛只是在写作技巧上不同于他者,其实他和其他作家在写作的目标上有着惊人的一致。可以发现他们都是直面现实的冷静的思想者,都是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批评者。从骨子里他们都是敏锐的社会情态观察家。从这点上来说,卡佛其实继承了美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美国文坛不能算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卡佛自己也拒绝被人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换一个角度来看,卡佛又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继承者。他为对抗社会假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给小说的写作带来了一套新的方式。更贴切的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有魄力的改革者。
    有人说,卡佛是海明威之后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这当然是一种很夸张的说法,而且也站不住脚。对文学和艺术作品动不动就贴上“最”的标签,本身就是一种很不负责的态度。卡佛的创作理念,已经使得他的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之间不具备可比性。即使是拿他的作品来和同样被贴上了极简主义标签的安•贝蒂的作品做比较,也不可能成功。卡佛的小说写的除了卡佛自己,还有读者。读者是如此的多,读者的经历是如此的复杂,这就使得小说的内涵和深度难以确定。卡佛的小说是难以准确概括的。自身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使得批评者所有企图作出概括和比较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功。一个被传统观念淹没了的批评者在卡佛的小说面前将变得滑稽而荒唐。在这点上看,卡佛是一个很有魄力的改革者,他把僵化了的文学批评逼进一个死角,而给新的思想留下了一道门。他的写作方法给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卡佛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各种生活的威胁中度过,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写作。他终于在临终前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卡佛的一生就是一篇很卡佛的小说。离世前的最后一个下午,卡佛一直长久地注视着自家屋前一丛火红的玫瑰。没有人知道他对着玫瑰花说了些什么。王尔德曾经写过夜莺和玫瑰;蒲宁也用满怀深情的笔赞美过神奇的耶利哥玫瑰。夜莺血尽,玫瑰变红;久旱逢雨,玫瑰花开。卡佛的人生终于像他的小说一样,在辉煌的顶峰嘎然而止,与作品合为一体,留给后人续写一抹玫瑰红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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