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才能走出“革命文化”?

见色起义
2009-10-10 看过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革命文化”?
  —关于黄纪苏《与精英保持距离》
  文/学林
  
  (一)红旗下的蛋
  
   在这地儿,越是热闹的东西,越没多少看头。所以,《中国不高兴》热闹那一阵子,我抱着不屑的态度,认定黄纪苏们是爱国主义加民族主义的老愤青。当我敲下“愤青”这词时,犹豫了一会,考虑是否换个词比较合适,比如“狂热分子”。犬儒化的今日,中国需要真正的愤青,一种基于理性敢于愤怒的声音;加上自己本身是个热血青年(假如这是赞美,请诸位原谅我的臭美),不愤青一回,简直对不住我党和祖国人民嘛。当看到网络上恁多狂热声音,怕了,愤怒了:丫的,愤青的纯洁,给你们玷污了。
  
   当拿到黄纪苏的首部个人文集《与精英保持距离》,心里多少有反感,当然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想出了两个段子,用来说下自己的感受。一、《董存瑞》是我小时看的一部电影,印象深刻,里面有这么一段炸碉堡的镜头:“为了新中国,前进!”这段特写也可以用在黄纪苏身上,只不过要炸的“碉堡”是用“金钱和特权筑成的”,对了,碉堡上贴着一条显眼的广告:“大甩卖啦,出售良心,一块钱一斤”;二、“嘿,纪苏哥们,为了同贺新中国60大寿,俺决定送你样东西。”“啥玩意儿?”“一个奇特的蛋,你猜下啥蛋?”如果照平常人的思维,可能会先问:“鸡蛋,鸭蛋?”“你这蛋是资本主义国度下产出的蛋,还是社会主义国度下产出的蛋?”“哥们,俺也不卖关子,给你,拆开看下就知道了。”打开礼盒,里面放着一卷起来的条幅,条幅上涂着几个金光灿灿的字——红旗下的蛋。
  
   阅读这部作品,发现自己变得“伟大”起来:黄纪苏们的声音在时下的中国也是一种代表性的声音,你可以对他们的声音不苟同,甚至愤怒、厌恶,但你得正视他们的声音。培育一个自由与宽厚的环境,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偏见摆在公共台面上竞争。从这点上说,正视异己的声音,对自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社会也是一个积累理性的过程。
  
  (二) 与精英保持距离?
  
  《随笔》(0901期)上曾刊载罗瑾瑜女士的一文《精英与伪精英》,讲了作者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她采访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美里女士时,提到现在有一些中外学者质疑所谓的“精英文化”,认为过分唯“精英化”会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的不公平。
  
   阿美里女士的回答让罗瑾瑜女士感到比较意外,她说:“在英文里,meritocracy和elitism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翻译成中文都是精英,也许是翻译言辞里的一些误读。elitism比较强调的是除了本人具有精英素质外,还有来自家庭背景的因素在其中,也就是所谓的世袭精英。而meritocracy强调的是精英治国,精英治国完全是真正的精英凭着自己的才干,通过国家提供的职位参与管理国家,这跟个人的家庭背景或其他背景是毫无关系,而是体现:一个人,只要他具备了能力,他就可以参与治理国家。精英治国代表着美国的理念。同时,这并不代表着政府要忽视弱势群体而是要为改变这些群体的现状作出更多的努力。
  
   我琢磨着,假如让黄纪苏们看到我掉书袋,要批我对美帝国主义献媚了。黄并未正面定义他眼中的“精英”。他感叹:眼下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给人越来越坏的印象呢?因为他们成了“唯物主义者“,围着“基、股、房、车、乳、臀诸物五蹄生风,忙得恨不立地成佛-千腿千眼佛”(《“读书人”:把两条腿人读成五条腿驴》),他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有些话语上的便利,那么就用它为无法自外的群众,为底层人民说话,想方设法讲出他们的疾苦,表达他们的愤怒。简而言之,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可以看出,黄眼中的知识分子,指向的是“公共型知识分子”,与之相对的是“书斋型知识分子”(用“不好听”的话说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与精英保持距离”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或者说它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当黄在批评眼下知识分子的犬儒化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他眼中的知识分子具备“人间情怀”,你不能因时代出现问题,反过来否定“知识分子”、“精英”。换句话说:与之保持距离的应当是“伪精英”、“伪知识分子”。
  
   伪精英的主要姿态是反对山寨,抵拒传媒、拒绝沟通,表现出道德优越感,凭着种种特权,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做维护小集团利益之事。我想,黄纪苏也会同意罗瑾瑜女士的感慨:“尤其是知识界的伪精英,他们的所作所为,败坏了知识分子的清誉,使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愤怒。”
  
  (三)将“革命”进行到底?
  
   黄在《两个中国》里对为什么写《中国不高兴》有如下一段解释:首先是对自己不高兴,只有对自己不高兴,有了忧患意识,才可能解决问题、获得资格,在“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的歌声中继续混日子,是混不出资格来的。事实上,也可以用这段话来解释黄纪苏为什么出《与精英保持距离》。或者说,《与精英保持距离》实际上是《中国不高兴》的翻版、私人版。
  
   黄是快人快语,他批评范跑跑发表了“伸手不见五指”的言论;批评“李安们依然跪着”;批评知识分子“犬儒化””;批评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批评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等等。
  
   抛开此书中诸多引人争议的观点不论,就作者写作的态度而言,还是能读出他的“公共情怀”,读出他对如今进入“野蛮女友阶段”的忧患。只是,他的话语方式,无法不让我对之保持警惕。“继承并发展了数千年虎狼之道的当代资本主义,不可能给人类带来和平”、“世界从来就是一个阶级结构”、“我也希望能建设一个比穷奢极欲破坏环境的资本主义更有趣一点的文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缺少同道,,“辉煌六十年”也可以换成“伟大六十年”了吧。
  
   再引用一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话——
  
   在这样一个时候,需要有新的力量出来,参与世界的管理以及世界体系的改造,把人类带出死胡同。中华民族以其人口规模、历史积累和文明境界,有理由也有义务成为这样的力量,联合新兴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世界中的健康力量一道,从欧美资本寡头手中夺过世界发展的领导权,为自己也为人类寻找一条量入为出、合理发展、真正价值多元的人间大道。(《大剧院挂中国房梁上,中国站历史关口》)
  
   不知道是否有读者觉得这类话语很熟悉?在我想到了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如今网络上随处可以这样的言论,可以说一脉相承。从那时代过来的很多人沾染了这样一种病:浓厚的“大国情结”、爱国爱得没商量、“革命话语”深入骨髓、“二元论”思维、喜欢宏大、漠视或者逃避个性个体。
  
   在《革命及相关词语》中,黄就毫不掩饰自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使人类社会跳出以恶易恶的历史循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的大同世界。他批评时下“革命成了思想禁忌”,存在着“概念上的混乱”:“革命”一词就像公共楼道,早被家家户户的东西塞满;也是由于任意的诬陷-革命成了慈善家,大凡杀人放火走极端的事情,都归他结账。换句话说,在他看来“革命”本身是纯洁的,只是被环境污染了,糟蹋了名声。他将纯洁的革命归之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也可以分阶段走:反抗压迫的革命与消灭压迫的革命。“二者虽在同一方向上,却不在同一历史阶段。不在同一道德层次上,其运行的动力、实现的条件、采用的方法等等自是全然不同。”他对以往的革命也有反思,认为“失之于急进,总想朝发白帝而暮至江陵,于百年之内完成千秋功业”,结果,“使普通人民颠踯长途短途,无辜生命凋谢风里雨里”。
  
   与某西方外交官谈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的表现,黄纪苏感慨他们这茬人走出了“文革”的阴影,能够正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了,他寄语80后:“经历多可以是有点,但也可能是缺点。被某种恐怖经历吓出心理疾患的人,满脑子幻觉,他们对现实世界的判断也许有深刻之处,却可能是一种深刻的错误。而80后经历虽少,但生长在中国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没那么多真的假的极端经历,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杯弓蛇影、没事往床底下钻的情况。他对现实的判断也许不深刻,但是一种不深刻的正确。”
  
   在这段文字里,我看到了黄纪苏的反思,而不是给人只会吵骂(因为我之前只停留在这个印象上)的“泼男”形象。只是,我想问:黄纪苏,你真的走出了“文革”的阴影吗?在结束本篇时,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黄纪苏们跪着,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蛋;黄纪苏们站着,还是因为他们是红旗下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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