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历程

戎比
2009-10-09 看过
我承认,读这本书部分出于对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好奇。科尔奈(Janos Kornai)似乎看穿了读者这一意图,在序言中特别声明“本书没有承担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没有尝试客观全面地描述,或者解读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我想描述的,只是我本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各个时期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个享有盛誉学者出版自传,自然举目关注。目前,匈牙利语之外,科尔奈这本自传已有6种译本。中译本由刁琳琳翻译,科尔奈得意门生之一许成钢通读译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对翻译没什么意见,就是对某些时候逗号的使用觉得奇怪,明明有些就是完整连贯的句子好像不需要逗号)。

家庭背景和经历

正如副标题“irregular memoirs of an intellectual journey”所示,全书对科尔奈私人的生活谈得极少,而主要谈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回顾和评价自己的学术观点。

科尔奈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他似乎不太愿意过多提及犹太人身份,甚至为了抵制被歧视的痛苦,把姓从德国味十足的科恩豪泽(Kornhauser)改成更匈牙利的科尔奈(Kornai)。

科尔奈童年时家境优渥,家庭住所和父亲的办公室乃当今匈牙利首相办公室所在地。可惜好景不长,二战期间父亲被德军扣押后失踪,死因不明。在躲避对犹太人迫害的逃亡生涯中,科尔奈只能迅速成长,十六岁开始为自己做主。

战争结束后,年轻的科尔奈逐行阅读了《资本论》,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自愿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起供职于匈牙利共产党的中央日报《自由的人民》,8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报道生涯,科尔奈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55年由于对党的批评受到纪律处分被报社开除。

1955年可谓科尔奈人生转折点之一,被报社开除的科尔奈进入匈牙利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从此脱离政治漩涡,踏入学术研究领域,广泛阅读自学西方经济学。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在科学世界里,选择一个完全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我最希望做的,是理解并且研究身边的事物。我极度希望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症结所在(pp.120)”。

1967年科尔奈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6年被评为匈牙利科学院院士。1986年获聘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56岁上第一次执掌教鞭——科尔奈对于垄断了匈牙利经济学高等教育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大学(MKKE)处于政治的原因,没有早些伸出橄榄枝,从而没有机会教学,不是没有遗憾的;及至卡尔马克思大学邀请姗姗来迟,科尔奈书面回复:“可以说在我接受哈佛邀请之前的三十年里,我无时无刻都在准备,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为贵校服务的工作中。……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专门培养青年经济学家的匈牙利学院,始终没有邀请我前往执教,这让我感到极其痛苦,也难以接受。MKKE既不愿给予我教学的权利和相应的学术影响力,也没有给我与青年人亲密接触的机会。这对我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是其他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pp.271)”。此后18年科尔奈保持每年在美国和匈牙利各居住半年的生活,直到2002年从哈佛退休彻底搬回匈牙利。

科尔奈有过两次婚姻,甚少言及第一任妻子,对第二任(陪伴至今)则着墨甚多。三个子女,分散在匈牙利,瑞典和美国三地,每一个都有所成。

人生的选择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没有选择的绝望境地,人们也不能逃避作出决策的责任(pp.168)”。科尔奈解释了人生中的几大抉择:参与政治活动与全心投入学术工作的抉择;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和移民的抉择。其中第一个抉择贯穿其一生,也是贯穿自传始终的主题。

政治与学术
科尔奈对于1947-1955在报社8年生活评价为“自己从事的,一直都是政治职业,而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到底是青年运动中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党报记者,倒是次要问题(pp.118-119)”。科尔奈极为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当年写下的新闻文章,“充斥了大量对于社会成就,过于简单化的赞扬,令人感到很不舒服。在那个年代里,无论我发现什么社会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祈使语气,鼓励人民竭尽全力纠正错误(pp.66)”。他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我真诚地向所有曾经被我的文章伤害的人道歉,但是行动始终比真诚的话语重要(pp.68)”。他认为罪孽是无法弥补的,不认为“人们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造成的破坏,可以被其他阶段的功绩所抵消(pp.68)”。

科尔奈感觉自己被政治欺骗了,但他也承认,“欺骗的元素通常由两方构成:骗子和允许自己被骗的人(pp.119)”。经历了政治理念从幻灭到苏醒的过程,“我亲眼看到醉心于权力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我最终决定,不再努力追求政治上的成功。我会拒绝一起与政治有关的职位(pp.119)”。“我不仅认识到自己成年以后,在第一个人生阶段中,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而且我还坚定地踏上了新的道路(pp.68)”。1959年,科尔奈为自己未来人生作了基本决定: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不会移民海外;献身于学术研究,而不会从事与政治有关的职业;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科尔奈如是说:“我在研究工作中,获得莫大的快乐。和受访者谈话的过程,让我着迷。我怀着愉悦的心情整理自己的笔记,同时,写作也给我带来莫大的享受。当我感觉到自己被什么绊倒,但紧接着我就有所发现时,那简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pp.107)”。

但是政治活动还是会主动找上门来。没有答应朋友的要求为地下出版物写文章,或者在抗议信上签字,科尔奈坦承“拒绝与自己拥有共同政治目标朋友的要求,是一种非常痛苦不安的经历(pp.330)”。他坚持通过国内正式出版物发表观点,哪怕经过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例如《短缺经济学》一书出版当时仍有许多未尽之言。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定期与西方同行见面,或者在西方最优秀学府停留较长时间,融入西方学术界,透过合法出版发挥影响力。

匈牙利体制转型之后,科尔奈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小心谨慎避免一切政治职务。1995年,科尔奈出任匈牙利中央银行理事会成员,因为宪法保障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直到2001年,新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理事会所有成员必须是国家银行的雇员,乃辞去该职。

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
《资本论》深深影响了年轻的科尔奈。“我被《资本论》的逻辑性恶化透彻性深深打动,不过我尊敬和热爱它的另一个理由,则是作者创作这本书时,倾注了满腔热情,而不是超脱地置身事外(pp.41)”。“当我积累的马列主义知识愈来愈丰富后,我便愈发相信我掌握了了解世界的钥匙。……生活中没有什么现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协调体制来解释,也没有什么现象,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反驳(pp.43)”。

1953-1954年间,随着苏联政治形势的逆转,匈牙利国内领导更迭,局势动荡,经济困难以及政治压迫的现实使科尔奈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动摇。阅读和与朋友的交流对科尔奈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 “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马克思主义的泥沼中拖了出来(pp.96)”。科尔奈发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身边发生的一切,提供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憾之处——没有反复运用实践检验理论(pp.161)”。

“大约在1955年底,我终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我首先对自己宣布,我不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不会排斥这个理论的任何研究方法或观点,但是我不再接纳所谓‘主义’(pp.100-101)”。尽管如此,从《资本论》中学到的分析方法,至今仍然影响着科尔奈的思考方式。

移不移民?
科尔奈对于移民问题所费笔墨颇多。1956年,匈牙利出现庞大的移民潮,但科尔奈决定不移民。
1986年受聘哈佛后,科尔奈仍保留匈牙利护照,始终没有申请美国国籍,亦放弃申请绿卡。他自己的解释,一是热爱匈牙利,热爱布达佩斯,有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民族优越感,哈佛住所挂着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的相片;二是朋友,虽然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科尔奈结交了很多朋友,但他认为“永远无法企及我们在匈牙利的朋友身上找到的东西(pp.419)”,因为“我们分享共同的过去”;三是专业研究的考虑,从第一本书到最后一篇文章,尽管研究了许多具有普遍性的主题,但还是以匈牙利作为研究范例,都是“我亲眼看到,以及亲身体验到的在匈牙利发生的情况(pp.406)”。

科尔奈认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在那里的崇高权利(pp.406)”,不移民并不意味着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于他人生活的道德评判,应该基于他们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取决于他们选择在哪个国家定居(pp.407)”。

这个世界会好吗?
科尔奈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短缺现象的消除,个人自由的改善等),但是他也承认有许多问题:通货膨胀,失业,腐败,收入差距扩大等等。不过,科尔奈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痼疾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自己的痼疾(pp.507)”。

科尔奈更进一步描述了匈牙利的传统:“你可以听天由命,或者绝望,或者愤怒,未来的美好前景,并不确定,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然而,你必须诚实勤勉地工作,以改善现状(pp.512)”。科尔奈从制度变迁之前的悲观主义逐渐向乐观主义倾斜,“我已经转变成一个发现问题后,便着手舒缓它的乐观主义者(pp.513)”。

强大的制度对个人生活影响之巨,在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明显。“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室,我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伟大的制度转轨,如何不可思议地在弹指一挥间,迅速完成(pp.520)”,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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