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至名归的“汉学界第一人”

沙迎风
2009-10-08 看过
实至名归的“汉学界第一人”
——简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希望仍然惨淡,但这似乎并没有打击中国学人们的信心,反而让他们有了更多改造这个国家的动力。是时,清华大学名师云集,恰逢此时,杨联升先生进入了清华大学。他的老师都大名鼎鼎:朱自清、陈寅恪、陶希圣、赵元任……而他和胡适之谊兼师友,论学谈诗二十年更是人间佳话。此后,他留学哈佛,并留下任教,不仅桃李满天下,也被誉为“汉学界第一人”。
与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同为治史学的人物,这位“第一人”所作的研究似乎并不像他们那般宏大和掷地有声,如《科举时代的赴考旅费问题》、《中华帝国的作息时间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目与单位》、《中国历史上的人质》、《佛教寺庙与中国历史上的四种募钱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等,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小而杂,乍一看来,甚至并不那么严肃,但却恰好可以体现出几分趣味,语言上也可以更为活泼,既完成了学术的任务,也让读者轻松愉快。这正是杨联升先生细致入微的精研能力——既博学,又能从小中见大,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实际上,在中国史学的范畴里,很少人去认真研究经济史、社会史、家庭史之类的专史,更多的关注都在权力的持有者与挑战者身上,是以两相比较,杨联升先生的研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可谓别有洞天。
不仅如此,在杨先生以前,美国的汉学家们有一种“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的通病,杨先生深以为戒,坚持“训诂治史”的理念。因此他写下来的东西,大多并不多加评论,而是让详尽的历史倾泻而出,让读者阅读到尽量多的先辈们完整的生活——礼仪社交、通商买卖、节日庆典等等,而不是以概念和逻辑将这些历史牵扯入争论的漩涡中,导致一叶障目的结局。这正是现代史学研究的一大要求和特点。
例如,杨先生用大量的史实通过最常用的“报”字,点明了它在中国人的“关系-信仰”模式中的社会基础作用。虽然只是一个字,但所引出来的历史及其影响让人不得不钦佩,就像说故事一样,杨先生用解说家的姿态完成了宏大的中国古代宗教、神人信仰的解说。这样的方式,尤其是在面对莘莘学子和对中华文化并不是太了解的西方人士之时,更凸显其意义的重大——不是用让人目不暇接的概念,而是用通俗的语句来向他人解说中国的历史。
正是这样的能力,才让他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这一赞誉。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杨联升先生的伟大,他上承考据的传统,师承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诸先生的学风,融贯陶希圣先生的社会经济史成果,最终集大成“转益多师而自成大师”,“汉学界第一人”的称谓真正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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