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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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08 看过
在过去的三天里看完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契约论,经常有看着下巴也要掉下来的感觉。大概就像豆瓣上某位评论的一样——民主还是暴政,有人说卢梭就是举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在宣扬专制主义的精神。可自由主义到底是怎样的一面旗呢,估计这样评价卢梭的人自己也未必就说得清楚,恐怕但凡见着有限制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的东西,就打上“专制”的标签了吧。评论卢梭没有社会的概念且不讲人权,这我觉得完全就是在用当代社会的口号(还不是理论)去批驳以前的理论,而完全忽视理论本身展开的过程,这做法是极其肤浅和幼稚的。

好吧,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卢梭是不是也像洛克那样假定人是有理性去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和政府的呢?应该是有的吧,不然国家从何而来呢?但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觉得这些人都很容易被个人的私立所影响(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这帮子人缺少美德呀~),而且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总不能明白究竟什么是对自己好的。所以一个国家建立的过程还是个改造人的过程,要把他们从那种原始的冲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一个有理性的公民。他们失去的是消极的自由,因为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里你并不总是能够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的;但同时会得到积极的自由,因为这些人学会了用理性来判断,从而使得自己的想法总是能够与公意相符。所以国家要对民众的道德和教育情况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不能任由他们发展,相反要在法律制定之前就先把他们变成他们应该成为的那一种人,而不是依靠强力去矫正每一个人的行为,因为如果真走到那一步了,就说明一切已经太晚了。(看得我惊诧莫名——“塑造新人”之类可是我们的说法,不应该是你们的说法呀!)而这一切又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想要劝服生性懒惰鼠目寸光的民众去接受一个在他们眼里看来并不会带来好处的东西,单靠讲道理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民众的理性又体现在哪里了呢?)所以很多国家在建立初期的时候都不得不通过寻找一些宗教的和神秘的力量来为他们英明的法律制度设计打基础。(这不成了意识形态灌输了嘛~)

卢梭对我来说counter intuitive的地方还在于他似乎很鄙视那种协调平衡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利益的政治,因为当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能够思考公意,且没有党派利益纷争的时候,政治不应该是那种讨价还价以及无休无止的争吵。如果民众的意见全然被一个个利益集团所代表,最后出来的就不是公意而是众意了,因为那只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的简单加和。为了防止党派纷争,公民应该各投各的票,而不是凑一块图谋点什么事。这一说法与Hobbes很像,在他们眼里好像就没有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常常挂在嘴里的那个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当然不仅仅是基于利益的团队,但谁也不能说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完全不顾及利益,这个又要引起利益的纷争了。卢梭肯定是看着不惯的。有评论说他眼里没社会,不知道是否出于这一层。

我估计哈贝马斯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还是挺乐的。啊哈~批一通然后倒过来说就变成我的沟通理性理论了嘛,以及民主的三种模式……

我丝毫不怀疑公意对于我们政治生活的必要。可现在大家好像有点懒得去理解和体会什么是公意了,政治学研究要问的理所当然是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如何公意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真的很重要的话,我们如今为何不研究公意,而偏去关注“众意”的形成和转变呢?

卢梭偏爱小国寡民,同时也认为只有在那些社会资源分布比较平均的社会里,民主制度才有可能更好的运转。而大国家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通讯的不便,为了使整个国家机器运转起来,我们就需要极其庞大的官僚体系(卢梭好像还没有用官僚制的概念吧)。这群人自己就有可能有私心。他似乎认为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地方拥有更多自主权,倒和现在颇为盛行的decentralization文献的主张一脉相承。而Peter Evans讲什么from institution monocroping to delibrative democracy的时候,也可以引用一下卢梭,因为卢梭比他早了几百年就已经提出复制一个“好”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家得因地制宜寻思合适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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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卢梭是举着自由主义的大旗宣扬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卢梭不讲人权没有自由没有社会观,甚至有人说他应该为此后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暴行负责。这个大概是因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几段看起来非常“吓人”的描述。比如进入契约的人就不应该有私利,而要把自己完全交付与公共的利益;再比如国家和政府必须教育民众,使他们在变坏之前就先变成国家希望他们成为的那一种人;还有说如果一个决议是出自于公意,那么即使作为个人的民众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也必须服从。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没有个人权利的体现。但我觉得这种误解的产生主要源自于他们对于“公意” (general will)这个概念内涵的忽视。

卢梭确实在一些地方声称“公意”就是参与投票的大多数人的意见。但首先“公意”在定义上就应该是一个对“公众”有好处的东西,这是卢梭自己给出的定义。其 次,“公意”不同于“众意”(will of all),后者只不过是各种自私的个人的私利的加和而已。前天就说过,“众意”的想法更加符合现代人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无外乎个人和群体基于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政治制度向为政者施加压力,使得他们做出对于自己有利的决策。而卢梭说的“公意”并不基于自身利益,而基于换位思考。他说的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想知道你的想法是否出于公意,那么就请你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有人要对你做你希望对别人做的事情,你是否愿意?这个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还得算“己所欲施于人”,卢梭相信这个可能,这是基于他对于人在自然状态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性的判断。

既然公意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东西,那么服从公意,甚至强迫人们服从公意,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多人觉得这个不现实,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其实比比皆是。好比以现在的眼光来看,racial segregation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再往前退两百年,甚至只退五十年,答案都不那么明显。取消segregation是公意,某些群体提倡 segregation是出于众意。这时候众意当然应该服从公意。据我所知这个过程确实是存在的,比如为政者会有一些近乎强迫的举措来促进不同种族的人能够混合居住。这种liberal的想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的阻力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大多数美国的白人都认为社区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美国社区建设、环境、以及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仰赖property tax,而property tax的高低就决定了一个社区里居民的经济社会地位),他们享受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保护自己的财产都是天经地义,且不应该受到政府的干预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讲,你固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政者提倡“积极的自由”从而侵犯了“消极的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仅仅是响应那些白人的号召,维护了他们“消极的自由”,另一些人的“消极的自由”恐怕就是过上很长时间 也难以得到保障了。

卢梭说的其实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政治确实是要满足个人的私利,但是政治不能只有私利,很多时候民众是需要伟大且有远见的领导者带领他们去做一些看起来暂且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追求一个远大理想的事情。所以卢梭会特别强调“立法者”的品质。所谓立法者倒未必真是制定法律的人。

当然我们也会担心“伟大的理想”被那些动机并不怎么纯粹的人利用,我们也担心万一立法者的理想错了该怎么办。这也是Berlin不喜欢卢梭,且提倡消极的自由的原因。只是他对于“消极的自由”所产生的消极的后果没有足够的重视。“消极的自由”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造出一些“快乐的奴隶”出来。当一个人认为自由仅仅是不受干涉的时候,他会渐渐失去追求自由的勇气的。也许“消极的自由”是我们的底线,但是为了保住这个底线,我们心里必须有对于“积极的自由”的渴望,一个没有做自己的主人的能力的人,即使受别人恩赐免受干涉,他仍然不可能是自由的。

我们当然要想方设法阻止那些打着光明的旗号四处行骗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民众,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被当成国家实现某一种理想的工具。我们必须在所有大的政治理想中都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否则就无法安心。但也不能因为这种对于积极自由的提倡有可能会被人利用就干脆退到了最后面的底线。

写不动了,先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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