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是不易的,不沟通是可悲的

大而化之
2009-10-07 看过
这是一个相当具有戏剧色彩和讽刺性的事件。本来只想当闲暇的谈资,但又觉得又有点记录下来备忘的价值。

这个事件的关键词有:施特劳斯、波普尔。很显然,前一个关键词有激素的作用,很容易刺激人们的肾上腺素,让人们心跳加速、血液沸腾。而后一个关键词多少有点让我不好意思说出口。在现在的学术氛围里,读波普尔好像总有那么一点“品位低下”的感觉。别人问我在读什么书,我只敢含糊地说一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不敢在后面加上作者。就好比说自己在读《哲学史》而不敢说作者的那一定是读罗素,读黑格尔的一定会用充满胸腔的充沛真气吼出来。

施特劳斯和沃格林联手封杀波普尔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但为什么封杀就鲜有人去剖析了。这当然是因为施特劳斯本就以特立独行著称,他和沃格林在背后嘲讽波普尔的书信中也称“这封信不适合给没有资格的人看”。而且当时波普尔在美国学术界声名鹊起,“熟悉他的作品好象成了教授们的一项职责似的”,施特劳斯本就对学术界不抱信心,不站起来正面攻击波普尔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波普尔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去了芝大讲席。不过他也并不是毫不知情,因为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第二版里,他的一些声明和修改、补充明显是针对施特劳斯和沃格林两人的。
如果把两人书信中的那些谩骂的成分去掉(具体有:不值鄙视、厚颜无耻、一知半解的废物、每一句话都是胡扯、不成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产物,卑鄙、粗野、愚笨、半吊子的毫无价值的思想作品),剩下有价值的成分其实并不多。再把主观性的意见去掉,例如沃格林说波普尔对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但他忽略了施特劳斯才是以否定整个西方现代学术界著称的,剩下的只有两条。一条是:波普尔的意识形态倾向太强了;另一条是:波普尔并没有读懂柏拉图。
这两条批评都是成立的,但都有问题。因为第一,波普尔虽然摆明了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反对经典政治哲学,但他总不能高呼“极权主义就是错的,因为民主主义就是对的”吧!他在《开放社会》一书中系统阐述了民主主义相对于极权主义的优势(无论是原则合法性上的还是实践效用上的),至今仍少有匹敌的著作,施特劳斯不从这些具体的地方批判,而只针对人家的政治倾向,未免太过狂妄。第二,“没有读懂”这个评语是多少有些暧昧和含糊的,谁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柏拉图?
所以当1987年施特劳斯学派真正浮出水面的时候(施特劳斯本人已于1973年逝世,而波普尔也于1984年逝世),相当具有喜剧色彩的事情发生了:当时的学术界铺天盖地的批评和嘲讽几乎彻头彻尾是波普尔民主主义的山寨(请原谅我用这个词)。所谓“民主与哲学”之争不就是施特劳斯批评过的“意识形态色彩”吗!当初波普尔试图用理性、合法性和效益原则建筑“民主优于哲学”的大厦,施特劳斯不愿意跟他辩论,多年以后,面对他的是“民主就是优于哲学”的罗蒂等人,这不是相讽刺的事情吗。据说“白痴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没有理性、没有共同语言,任何人都没法说服他。现在施特劳斯学派面对的“愤青是不可战胜的”的局面,未必不用归罪于当初施特劳斯对待波普尔的态度。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当时的古典政治哲学权威批评施特劳斯“根本就没有读懂柏拉图”。可以说,当初施特劳斯以狂妄于矜持加之于波普尔的一切,现在都原封不动地归还于他的徒子徒孙身上。此时他已经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辩论了,而反对派里也已经没有波普尔这样出色的对手了。可以想见,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他的名字必将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就算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再把持美国政治界20年,只要“施特劳斯与波普尔”的争论没有完成,施特劳斯的思想就永远不可能被学术界承认。
当然,同样讽刺的是波普尔时至今日也同样被冠之以“冷饭”之名。柏拉图说“民众是善变的”,波普尔反驳:就算民众是善变的,为了他们的利益,也应该容许这种善变。结果随着人们关注的中心逐渐中冷战两极的意识形态之争转移到权力与道德之争时,施特劳斯和罗尔斯就浮出了水面,他自己的思想也就迅速被善变的民众所抛弃。
许多人都知道,沟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对手是狂妄的或者好辩的,这就更加困难。我们在沟通中所面对的沮丧和劳而无功都迫使我们把这个时间腾出来投身自己的学习。然而,如果不敢于面对对手(当然,还要选择对手、时机与讨论方式),就算我们的思想有一天能成为学术界中的显学,终有一天它也会要么被民众的意识形态巨浪所吞噬(施特劳斯),要么被善变的民众所抛弃(波普尔)。

附:施特劳斯与波普尔争论的进一步论述(主要是关于柏拉图的)
脱离了施特劳斯本人对波普尔的否定,其实甘阳先生有段更精彩的说明,认为施特劳斯之所以反对波普尔,是因为他相信任何政治形态都是封闭社会,不存在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即使民主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封闭社会。
然而要知道,波普尔本人是最擅长这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把戏——明言人都知道,历史上不存在一种哲学被这种攻击摧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套空洞的科学哲学,而是对同义反复逻辑的深刻攻击。波普尔本人当然知道开放社会的开放性本身是成问题的,而且有理由认为,第一个系统提出这个问题“民主悖论”的正是他自己——“倘若民众一致选择了某个专制君主,那么依照民主的原则,究竟是否应该给予他权力呢?”波普尔辩称,民主社会就算是封闭社会,也是最开放的封闭社会。它唯一的封闭性正在于保证它的开放。
不过,波普尔认为苏格拉底用理性追求道德原则是平等主义的高扬,而柏拉图是对苏格拉底的背弃,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如果同意了有一种共同的“善的追求”、有一种确定性的知识,那么在这个标准指引下,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把政治建立在这种共识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相反观点的保护上。这就意味着在苏格拉底的“理性”、“善”的标准光照下,让民众都承认一个权威,从而建立一个封闭的阶级社会就是必然的逻辑终局。而这就是“理想国”,是理性主义在政治上的必然产物。而如果承认民主,就意味着承认矛盾的观点可以同时被允许,承认我们的部分观念是没有必然的评判标准的(在波普尔那里,可以通过试错最终接近真理),这就必然导致道德失去根基。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对政治的越位要求是“哲学的癫狂”,必然导致道德、宗教和价值的崩溃。他要求哲学家“温良”,对政治保持清醒而又服从的态度,当然是比波普尔正确的多的。
可以说,两人并非是没有共识的。波普尔虽然没有施特劳斯那样的预见性,认为现代性的终局必然是后现代(也许是因为志不在此),但他也敏锐指出了在道德崩溃之后,必然要寻找一个新的根基。只不过他要求把这个探索交给民众的理性,而施特劳斯要求回到道德、习俗与宗教那里去而已。
但也许是施特劳斯的学院派背景,他的视野显得那么偏狭。至少有两点是他没有看到的:
第一,“摆脱幼稚的人,是再也难以回到幼稚去的”。我们中国人对着一点是有切肤之痛的,在鸦片战争甚至是列强瓜分中国之后,你让中国人再回到君臣父子、天道人道的那一套去,无异于痴人说梦。洛克也指出,有一些民族不信仰上帝,这个经验本身就是对宗教的动摇。更何况地心说、进化论呢。施特劳斯以为说知识分子“温良”就可以让民众“温良”,就可以拯救道德和宗教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未免也太过幼稚。
第二,他没有看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原则、“德性”,已经与政治哲学中起规范和契约作用的道德不同了。——波普尔用“理性主义道德”和“禁忌式道德”来区分这两者。苏格拉底所做的努力恰恰不是让青年回到作为社会规范的道德那里去,从他所轻蔑的“伪善”、从他对“助友害敌”的批判就可以看出来。他所做的是为道德寻求一个新的根基,这恰恰是“哲学的癫狂”,也就是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在青年时才做的事情。再说,苏格拉底整天和青年讨论,最终以“蛊惑青年”为罪名之一被处死,这好像也和“温良”扯不上关系。
这两点,似乎可以用政治学的稳定性(建筑于自然状态之上)与历史的变动,以及政治学对道德的规范性看法和伦理学对道德的自主性看法的区别来解释。施特劳斯只看到了前者而没有看到后者,将这一理解强加于苏格拉底之上(某人说是对文本的强奸),这就算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牵强的。
以上,是我对两人思想交流做的一点努力。

补充:施特劳斯对波普尔的批评还有一点:“(波普尔的演说)是最过时、毫无生命的实证主义试图在黑暗中吹口哨,尽管冒充‘理性主义’,却完全没有‘理性地’思考的能力”。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无法理解,因为我一直相信正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立足于休谟问题提出“没有真理标准,只有试错法则”,才把实证主义推翻的。要说实证主义还有什么缺陷和问题,坦率说我是说不出来的。
后来看了刘小枫的一篇文章,才知道为什么施特劳斯认为波普尔是“实证主义”。他指的是,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追求的都不是“为什么”的知识,而是“是什么”的知识,这种承认不同价值的“诸神之争”不可能有结果的看法,必将导致道德虚无和败坏。只有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诸神共舞”,才能得到经典政治哲学的精髓。
这实际上与我上面所作的描述如出一辙,我就不另行评论。不过这一点相信可以把两人的争执焦点更加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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