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散原须知

能工巧匠沙门哥
2009-10-04 看过
散原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辛丑年(1901)已48岁,其自编诗集即从此年开始,而之前几十年间的诗作尽弃不录,此中关节颇值得寻味。
观散原辛丑以前的残存诗作,如光绪十九年(1893)纪庐山游的《发通远驿遂过渊明故里》(转引自胡迎建《一代宗师陈三立》P.34):

  残雨扫回一千里,猛接啼莺万山起。
  鬓外犹分草木凉,坞边已散岚霞绮。
  自从苦霖滞晨夕,有足不到苍崖趾。
  翻风飞云同眼前,独抱天光颇荒诡。
  长林酣尽笙竽声,篮舆来看山中晴。
  层霄青空纤雾了,峰峰叶叶如新生。
  游蜂舞蝶暖相见,电竿湿翠明如线。
  石气能侵大九州,翻从斜日思乡县。

情调上似乎比后期显得明朗一些,但从艺术水准上则与辛丑后诗并无轩轾,特别是像“猛接啼莺万山起”,“鬓外犹分草木凉”这类的句子,更是带有鲜明的散原诗风。由此可见,散原的诗歌造诣在辛丑之前早已成立,因此,自定诗集中“截断众流”的做法绝非出于艺术性的考虑,与一般诗家所谓“悔少作”者全不相同。
实则辛丑前一年(1900)发生了散原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桩事件,即父亲陈宝箴的逝世。
宝箴光绪二十一年(1895)授湖南巡抚,思“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次第设施矿务局、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等新政,散原更荐梁启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一时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维新自强的模范,时人以日本幕末时期的长门、萨摩目之。然而,仅两年之后,戊戌变法失败,慈禧训政,宝箴以“滥保匪人”(即变法四章京之杨锐、刘光第)获罪褫职,永不叙用。
次年,散原母丧,葬于南昌西山(又名散原山),宝箴以一齿同埋,作诗云:“一齿先余同穴去,此身犹自落人间。青山埋骨他年事,未死还应饱看山。”筑“崝庐”于墓旁,欲以山水自娱终老;而天不假年,次年宝箴即辞世,与夫人合葬。
故从戊戌开始,连续三年,散原连遭大难:首先被剥夺政治的生命,然后连丧双亲,于是其生命遂于辛丑后断裂为不可弥合的前后两截——从此绝意世务,定下“不治产、不问政”的家训,而开始了其后半生近四十年“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诗人生涯。
散原之为“神州袖手人”并非甘心情愿。其《先府君行状》云:“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椎心釃血者也。”又记在崝庐时“独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语,仰屋唏嘘而已。呜呼!乐天而知命,悲天而悯人,道所并行不悖,府君生平所自得,盖非不孝所能测矣。”其《崝庐记》又云:“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也。”
这两篇文章应该都是写于辛丑年,由此可见散原当时家国之恨交相煎迫的心情,也可见散原所谓“神州袖手人”并非一般人政治失意之后的消沉和放任,而包含着“悲天而悯人”、于“君父家国”一刻未尝忘怀的儒者情怀的。
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重新试图振作、推行改革,于是诏戊戌党人复职,散原却坚谢不赴。由此可见,宝箴父子所“仰屋唏嘘”的并不在名位之失,而在道之不行,否则不可能放过这重返仕途的好机会;而且此番散原之所以不应诏,很可能是对当时主政的袁世凯不抱希望。这一点有一事可证:光绪三十二年(1906),袁世凯想借助散原的维新声望来推行立宪,于是试图利用与散原私交颇厚的直隶布政使毛庆蕃等人邀散原入京议事;此意图被散原识破,因此散原虽北上,却只到保定和天津,访友之后立刻返回南京。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能更好地理解《散原精舍诗集》何以竟从四十八岁以后编起这件怪事。可以想见,庚子年父亲逝世之后,散原或许在内心发了一个极大的誓愿,即从此与过去的生命做一了结,而摒弃辛丑以前诗作的行为,或许便是这一种决心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其作为诗人的重新开始一段新生命的象征。
辛丑之后,散原决然远离政治,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前此所遭遇“君父家国”的创痛(君囚父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基于对清末政治必定无所作为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散原对于现实政治情境的判断往往比同侪高明,辛丑之后,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民初弊政到溥仪伪满洲国这一系列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与散原背景相似的老一代人物多牵涉其间,乃至晚节不保、沦为历史的丑角或罪人,唯有散原以天下重望而能始终不为所污,保持全节,最后更因民族大义而死于兵临城下的北平,一方面固是识力过人,另一方面也实在不能不说与其庚子、辛丑间所发的大愿无关。
散原辛亥年诗句云:“平生所学终能信,功罪旁人未许窥。”此处所谓“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毫不相干。盖古人之学不是“学知识”,而是学“道”,故其“学”乃《大学》之“学”,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而按照王阳明的说法,能知即能行,能行即能知,故散原“平生所学终能信”应当是指对自己实践心中的“道”的笃定和自信。
散原所学的道,毫无疑问即是以“君父家国”为核心的儒家之道。
《散原精舍诗集》开卷第一首是辛丑所作的《書感》:

  八駿西游問劫灰,關河中斷有餘哀。
  更聞谢敌誅晁錯,儘覺求賢始郭隗。
  补袞經綸留草昧,干霄芽蘖滿蒿萊。
  飘零舊日巢堂燕,猶盼花時啄蕊回。

诗中“补袞經綸”之“袞”即皇帝的礼服,“經綸”则是指宝箴父子戊戌斥废之前的种种维新自强的政治举措,这些革新的目的仅限于通过富国强民来修补清朝的政治,而并不包含对帝制秩序的变革,因此宝箴“康有为之初召对也,即疏言其短长所在,推其疵弊,请毁其所著书曰《孔子改制考》。……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为论荐张公之洞总大政,备顾问。”(《先府君行状》)因此,尽管宝箴父子在戊戌政变后受牵连而遭惩治,实则其政治立场与康梁不同而近于张之洞(可见陈寅恪先生所谓“思想寓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乃源于家传)。就扎根于儒家传统的旧式士大夫阶层而言,这是他们为适应晚清这一亘古未有之变局所做出的最大努力,而这在近代中国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潮流中,却很快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而变成了保守、落后的立场(此后中国政治变革的主导者将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占据主流的官僚士大夫阶层,而是来自边缘的社会成员,如沿海通商口岸的西化中国人或没有功名的下层知识分子)。
戊戌之后,宝箴父子“永不叙用”,这意味着通过“君、国”而履道的途径被“永久”地阻塞了,履道的空间只剩下“父、家”这一维。庚子丧父之后,散原更是将其对儒家道德理想的热忱几乎全部寄托在“孝”这一传统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上,于是父母合葬于斯的西山崝庐墓地就成了散原心中集情感与信仰于一体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为什么,在移居北平之前,散原每年必从南京赶往南昌拜谒崝庐,偶尔几次例外则是因为战乱、天灾或疾病造成;而散原诗集中,凡作于谒崝庐者往往都是杰作,如樊增祥所评:“泪血交模糊,气魄转沉厚。平生忠孝心,值此天地覆。…句挟风雨鸣,笔与雷霆斗。…语佳不在多,真气塞宇宙。”
身为诗人而捐弃旧作(其中不乏佳作),身为传统士大夫而绝意仕进,身处礼乐崩坏的晚近中国而笃守孝道如古人,举凡散原的种种行事,置于其所处之世代,若非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凤毛麟角——正如苍虬所赞叹的:“硕果惟此翁”、“老辈谁等伦”(陈曾寿《散原先生挽词》)。
散原于“道”所信至真、所守至笃,这里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心灵的诚挚和超强的道德能力,一种与儒家传统密不可分但又近乎天性的“良质”。在我看来,这所谓“良质”当然是一种道德领域的东西,但它并不是指对具体道德指令的服从,而毋宁是一种实施善的行为的能力,甚至可能是善的行为的内在根据本身。
如果说道德准则是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改变(或者说进化)的,那么良质却可以超越于这种历史变迁而指向一个永恒的、无限的价值领域;也就是说,道德领域内不仅有正确-错误这一种判断维度,还有优良-低劣这一种判断维度,而后者或许比前者更加永恒。
具体到散原的例子,显然,随着近代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散原所信守的那一套“君父家国”的道德理想本身无疑已经丧失其有效性和正当性,今天的我们谁也不会、也无法再去恢复“君臣父子”的纲纪,但是,其“所守”虽已失效,其“所以守”却未必失效。
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大概可以说这是意向内容和意向性行为之间的区别,而许多对待或评价历史中的道德行为的偏差和谬误,或许正在于对这两者的混淆。如果从意向内容来看,以今天的道德准则去衡量古代美德的典范,大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比如荆柯是恐怖分子,岳飞是军阀,文天祥是愚忠,等等,实际上,在五四以来的价值重估中,这些判断或许已经被真实地执行。
在我看来,这种评判方式有明显的弊端,它或者是虚无主义的,或者受制于一种“现代人的骄妄”,即把当下的道德看成是终极的,而意识不到当下道德自身的历史性——即潜在地认为:一切以往时代都受制于其历史性,只有“当下”除外。
而如果能够区分出上述“所守vs.所以守”或“意向内容vs.意向性行为”这两个不同层面,或许能够避免这种由概念混淆引起的思想谬误和道德虚无主义。也正是以此,我们可以赞叹散原的人格伟大、经受其熏陶而不必为此成为一个复古主义者。
遵照中国的诗歌传统,散原的全部诗作可以看作其人格的一种写照。当然,高超的人格并不必然意味着伟大的诗才,但就中国诗而言,伟大的诗人却必须要有高贵的品格——诗人的特出之处只在于他能够使其人格通过语言流溢出来。
中国(特别是儒家)的“道”是寓于人伦日用的,因此,中国的诗也无所不可书写。以西方纯艺术的观点看,中国诗的缺点在于不纯粹:它的题材、体裁似乎都过度受制于日用交际的功能,中国的诗题往往记录着它产生的具体情境: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而诗作往往有除了“美”之外的功用:它可以是赠品、信件、答谢、庆贺、哀悼、应酬,乃至游戏。
我不否认许多应酬之作平庸而令人厌倦,但许多以“纯艺术”为标的的现代作品同样如此。从总体来说,中国诗歌的功用性只是一个特点,而并非缺点,因为它根据的是属于中国文化精神之本质的那种“在世性”,即:人类此在的价值只体现于我们以何种方式与日常事物和其它凡俗个体相互交往和共同存在于这个世间。
接受了这些前提,我们就准备好了就其本来面目阅读一部古代中国人的诗文集:即不只是从中挑选出适合我们现代人西化的口味的那些断片,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意义整体来把握。
如此阅读散原,将使我们抵达一个已然逝去却又已经化为了永恒的美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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