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现代性:维奥莱-拉-迪克(Viollet-le-Duc)在维孜莱的古建修复》

城市笔记人
2009-10-03 看过
《记忆与现代性:维奥莱-拉-迪克(Viollet-le-Duc)在维孜莱的古建修复》
作者, Kevin D。 Murphy

第二章,古建修复的民族国家化the Nationalization of Restoration

维奥莱-拉-迪克与梅里美在维孜莱的古建修复展示着他们自己对于历史的热爱,以及将大量机构整合到一起去支撑二人工作的法国国家的历史投入。对于圣玛德琳教堂德修复既展示了一个国家化的修复行动的诸多可能性,也展示着某些危险。这一活动直接有赖于“基佐时期”( le moment Guizot)发起的那些历史保护动议,以及法国政府建筑部门的行政组织。在本章中,我将描述在“七月王朝”期间这些行为人和机构对于对于古建修复的立场和发展变化的。

在那时的法国,教会的权威变得相对下降,在政府机构中有关历史相对性的认识正在兴起,在这样的状况下,当时政府负责的保护计划多半只能是放在那些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教会建筑身上。在教会内部,对于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是存在争议的,我们稍后会看到,因为这种修缮乃是一种由国家机构准许的反教会态度在地方上的体现。当时的法国人普遍怀疑,永纳(the Yonne)地区的教会仍在支持倒台了的波旁家族势力:反过来,复辟王朝也曾立挺教会,那么就不奇怪了,很多教会成员都渴望回到之前的王朝去。1830年颁布的法国宪法废止了将天主教当成法国国教的地位,天主教只是“法国多数人持有的宗教”而已。不仅天主教的法律地位一降再降,新教教徒基佐(Guizot)在路易-菲利浦政府里的走马上任,加剧了天主教的失势。基佐创见的机构以及他所指派的负责法国宗教建筑的人选,使得那些对于天主教根本不感兴趣或是不友好的人,成了法国教会中世纪建筑的监护人。

在这些负责人当中,就包括了维奥莱-拉-迪克和梅里美。如Jean-Michel Leniaud所指出的那样,维奥莱-拉-迪克这位建筑师,是巴黎小资产阶级社会圈子的产物,他对教会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这样的态度随着维奥莱-拉-迪克在Fontenay-ax-Roses接受到了Morin的教育得到了光大。Morin本人是个“顽固的反(天主)教会的共和派”, 维奥莱-拉-迪克是通过叔叔Delecluze的引见认识Morin的。在Morin的指导期间,拉迪克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最初并没有走向Morin的立场上去,却在后来发生了剧烈的转变。拉迪克对于教会作为一种机构的厌恶甚至影响到了他对中世纪建筑的解读,他强调建筑的结构问题、世俗功能,就是不去谈教堂建筑怎样服务于旧时的宗教制度或是怎样代表了宗教信仰的。

梅里美来自跟维奥莱-拉-迪克相似的背景,也讨厌教会。梅里美的反教会情结可以在他担任法国历史纪念物委员会主席时的工作中,以及在他的写作中体现出来。例如,在1846年,梅里美匿名发表在Constitutionnel上的小说《奥般教士》里,描绘了一位年轻的乡村牧师和他那个郊区里一位巴黎贵妇之间没有成功的浪漫邂逅。在小说里,梅里美通过奥般教士对于“时髦女性”的贪视,讽刺了牧师们臭名昭著的对于富人的卑躬屈膝,“巴黎淑女”的性感和城市范儿最终成了对他的威胁。梅里美对于教会的态度让他成了维奥莱-拉-迪克理想的合作者。二人都把自己所要修复的众多教会建筑当成了见证了法兰西民族世俗历史的纪念物。二人的合作,就始于对维孜莱的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

梅里美和拉迪克二人影响力的上升以及他们在政府架构中位置的巩固,都和他们保护中世纪建筑有关。而法国人对于中世纪建筑的关注出现在18世纪末叶、法国大革命之后,并在1830年革命之后再次升温。有趣的是,砸碎跟旧王朝有关的贵族和教会纪念物的破坏行为,是当时官方倡导的,而设立一种中央政府保护法国建筑遗产的机构的主意,也是革命时期的一种发展。不过,这种对于历史重要纪念物的保护是与清除法国压迫制度时代的痕迹的欲望共存的。1789年11月2日,法国教会的教产被全部国有化,1790年10月,国家代表大会则颁布律令,让各有关部门“尽其可能,评估并保护国家财产下的纪念物,教堂,宗教建筑”。保护的过程受到新近成立的国家纪念物委员会的监督,这一组织1791年10月听命于一个公共指导小组的领导。法国的艺术委员会是在1793年8月成立的,同年年底,这一委员会和纪念物委员会合并,变成了临时性的艺术委员会。这一新组织主要负责国有化之后放到了公众手上的法国艺术性遗产明细。到底这个组织是否真地做过什么具体工作,放下不谈,这一组织奠定了未来不断要争论的有关历史纪念物的诸多条款:像对于有价值老建筑的破坏是被禁止的,转而提倡对于遗产的协作保护。

临时委员会也很早就强调了在保护法国历史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各省份工作的监督作用。1795年2月临时委员会向公共指导小组提交了一项建议,建议成立“一个负责巡视法国各地区保护工作的流动性机构,为的是发现历史纪念物仍然受到“可能伤害”的地方。这一早期努力最终迎来了7月王朝时法国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设立,这一委员会集中管理全法国的历史性建筑。

在革命期间,法国有好多勇敢的个人由于他们的行为激发起人们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热情,他们当中就包括格里高利修士(Abbe Gregoire)和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后者就是法国纪念物博物馆的发起人。不过,Anthony Vilder在谈到格里高利修士时,他还是修正了我们对于革命时期历史保护的认识,他认为,格里高利修士1794年在大会上提交的3份报告中所倡导的历史纪念物保护都是出于对老建筑“没有个人好恶”的爱,Vidler觉得,格里高利修士是一个在语言和民主主义式的“革命者”,他改变了人们对于纪念物讨论的侧重点,他告诉人们破坏古迹是“反革命行为”,因为那将剥夺法国人们的历史和学习历史的机会。Vidler认为,格里高利修士能把破坏文物和保护文物弄到一起去,说它们都是革命过程的需要。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勒努瓦的博物馆里,对于文物的破坏和保护也是彼此相连的。勒努瓦的博物馆搜集了源自圣德尼的皇家修道院处疯狂破坏之后抢救下来的墓葬雕塑。博物馆里,建筑残片被组织成为一种时间性和风格性的顺序,勒努瓦以为,7月革命之后全法国都会建造这样的博物馆,好构成一种从史前到19世纪的综合大观。

由于拿破仑时期官方对于中世纪建筑兴趣不大,珀蒂-奥古斯坦(Petits-Augustins) 的前修道院给了美术学院,而勒努瓦的博物馆也在1816年被拆除。只要我们看看拿破仑在政治上和视觉文化上更倾心于罗马帝国而不是之前的法国王朝,这一点也就不太难理解了。跟拿破仑正好形成了对比,波旁复辟后的政权在政治上把自己当成是对前革命时代王朝的一种恢复。如Stephan Bann所言,尽管波旁复辟由于有了大革命在前的记忆,就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政治,不过,波旁复辟倒也唤起了法国人对于保护古建的热情,并最终开始“修复”古建。“修复”一词具有着双层的意思——建筑上与政治上的复辟——它也意味着在政治和文化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波旁复辟是一种孱弱的最终不太可信的历史延续的意像,而建筑上的复辟过程却最终生产出来了既依赖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断裂、同时又否认这种断裂已经发生了的对于过去的憧憬。

在维孜莱的修复工作显示着一种实质性的政府资源对于修复古建的投入,以及在古建修复问题上某种在哲学指导下的方法的确立。拉迪克和历史纪念物委员会之间的合作也显示出来,那种在革命时期还是个体私人的保护运动,到了7月王朝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丰满的政府计划。1844年,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书记Ernest Grille de Beuzelin勾勒出来在革命期间和7月王朝早期那些缔造了保护运动的重要发起人:

“诗人、文人、学者们带到了人们保护的热情。MM.Gerville, LePrevost, Deville,de Caumont等领导的诺曼底文物保护协会,是法国第一个组织起法国中世纪艺术史要的组织;为了相同的目的,Baron Taylor组织起一些艺术家, Charles Nodier为他撰写了文章;雨果先生引导了年轻人关注中世纪,M. de Montalember把这一热情带到了教会,M. de Caumont在在法国各地的科学协会内部,激起了人们对于中世纪艺术的热情”。

Francoise Berce最近在谈到在复辟阶段法国诸省考古学会的分布时,她认为,诺曼底因其靠近巴黎、历史上跟英格兰有关、经济繁荣、并且存在着跟商业小资产阶级合作的强势土地乡绅,所以就成了当时考古学会最为活跃的地区。在诸多始建于复辟时期的诺曼组织中,就包括了由Count Arcisse de Caumont (生于1802年)在Caen组织的诺曼底文物协会。10年之后,这一区域组织扩大成为法国纪念物保护协会,出版了《纪念物简报》,举办过考古年会,专门研究法国某地区的历史遗存。这样,考古活动从其初期的分散化运动,逐渐具有一种国家特征。

复辟时期由德高蒙(de Caumont), Auguste Leprevost等在法国诸省发起的保护历史纪念物的工作到了1832年时就得到了蒙塔朗贝尔伯爵(comte de Montalembert)的承认。在一封发表在《两个世界导报》上写给雨果的信上,蒙塔朗贝尔告诉雨果说,“对于我们古代杰作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成了诸多著名建筑师的共同兴趣”,只有巴黎还“不关心保护,并且在面对破坏时毫无举措”。 蒙塔朗贝尔对于巴黎中世纪纪念物的保护呼吁得到了一群年轻浪漫主义者的相应,他们则是受到了雨果1831年《巴黎圣母院》的影响。虽说7月王朝古建修复的根源源自法国各省的机构——特别是在诺曼底地区——到了路易-菲利浦时代,巴黎的行政官们还是成功地将这一运动集中到了首都。这一努力特别受到了蒙塔朗贝尔的支持,他让那些在世俗行政架构中的官员在管理起天主教教会的历史建筑时有了一个主导的声音。

当de Beuzelin历数曾经对建筑修复运动做出贡献的各方势力(除了各种的考古学家们之外)时,他还包括了诗人和文学家。这里,他想到的肯定是浪漫主义作家雨果。作为一位作家以及7月王朝期间几任政府委员会里的要员,雨果大力提倡对历史遗存的保护。即使在发表《巴黎圣母院》之前,雨果就写过关于当代保护问题的文章,特别是针对所谓的建筑破坏黑帮(Bande noire)行为。在复辟期,这一名词说的是有那么一群专门倒卖废铁的人,他们会买来历史建筑,然后把建筑拆了,卖废料。1819年,位于Blois的一座古堡就卖给了这样的黑帮,引起了争议,招来保护古建人的反对。雨果也参与了对于古建拆毁的抗议——并在1823年写过一首题为《黑帮》的诗,发表在他自己于1824年1月帮助创刊的《法国博物》的杂志上。

转过年来,雨果的文章《破坏建筑的战争》呼吁要保留那些列在《旅游景点》中的中世纪教会建筑。这里,雨果将“中世纪值得珍爱的纪念物“当成了“古老民族的光荣的证据,上面记录着有关国王的记忆以及民族传统的记忆”。历史建筑因此既受保皇派的尊重,也受共和派的尊重。

雨果对于古建保护最为著名的呼吁出现在后来被拓展开来的《破坏建筑的战争》的长文里。这篇长文发表在1832年《两个世界导报》的3月1日刊上。这篇长文是对1831年在Laon城市政府指挥下对于路易国王行宫建筑(the Tour de Louis’d Outremer)破坏的讨论。,雨果反对Paul-Louis Courier发表在1831年12月6日《埃纳报》上的观点,认为那些塔楼唤起的“可耻的腐化,臭名昭著的叛国,刺杀,屠杀,折磨,恶行,奢华,教士和僧人们的愚昧,还有虚伪”。雨果认为,来自国王时代的建筑并不该因为它们和压迫势力有关就要被砸掉;在他看来,这些建筑物同样讲述着法国人民的历史。将过去王朝的纪念物保护下来,就是一种政治进步的表现(而不是反动或是反革命的表现)。这也是之前格里高利修士的看法。在雨果和他那一代人的心里,这一态度是7月王朝期间确立了政府保护机关的根本基础。



7月王朝古建保护的管理体制

1830年之前,负责宣传古建保护思想的主要是个体行为,特别是像雨果和夏多布里昂(Vicomte de Francois-René Chateaubriand,1768—1848)这样的个人。他们向人们展示着中世纪建筑不仅可以被主观地体验,还可以被历史地科学地研究。夏多布里昂在其1802年的《基督教特性》一书中渲染地描述了天主教的复兴以及他对中世纪建筑的关注。该书发表的同时,也正是拿破仑和罗马教皇签协约的时候,准许教会在法国重建。由于在天主教在法国被废止的那段日子里,教堂们都破败了,这种衰败的景象就成了夏多布里昂写作的动力。例如,他在对圣丹尼修道院的描述中写到,“圣丹尼被遗弃了,鸟在教堂里飞过,破碎的圣坛上长出了荒草,死亡赞歌在穹隆底下回响,人们可以听到漏屋顶上滴下的水声,听到石头从残垣上滚落,或是空荡荡的墓地和破败的地穴里回荡的钟声”。

当时流行的关于老建筑的浪漫情怀跟基佐和他的手下所享有的历史概念并不矛盾。作为第一任法国历史纪念物的总监理人,维提特(Ludvoic Vitet1802-1873)就说过,像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给出的如此生动对建筑身上历史事件的联想描写,会比那些艺术家和学者的文字更能说服大众去喜欢保护建筑。在维提特看来,对于纪念物的“科学”分类和比较太过“冰冷”、非人性;而讨论建筑历史则会让人们觉得那些老建筑更加亲切。正是由于在7月革命时在中央政府里有了这么一批浪漫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当权,才让这个政权设立了专管历史建筑修复的机构。如Christopher M. Greene所言,维提特代表着那批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们在7月王朝中走上了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维提特在政治上关系灵通,他的朋友Marie Tannegue作为Duchatel的勋爵(1806-1867,曾担任过1840到1844年间的内政部大臣)以及他的夫人——Casimir Perier的侄女——都很神通广大。维提特从1834年到1851年曾经担任过Bolbec的代表,在政府中一直连任。在此期间,维提特认为,建筑纪念物“是历史信息最可以倚靠的资源之一”,他特别赞扬哥特式建筑,因为它们代表了法国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在12世纪时的崛起。

在基佐的推荐下,维提特于1830年10月末成为了法国纪念物的总检查人。这一职位的设立动机展示了某些人对于法国建筑遗产的兴趣:“研究中心已经成立;纪念物应该被保护起来不受破坏;政府各部以及市镇为了保护设立的专款;教会已经不能自己做主去随意对历史建筑进行可怕的改动”。可见,政府的修复计划当时是被解读成为跟天主教教会的一种对抗。基佐同时也焦虑地描绘了在政府部门中由非教会部分专管保护运动的职位特征,他认为,之前进行的建筑保留太过有限,现在,必须通过一种“指挥中心化”的方式,去规范整个法国的修复行为。通过强调系统化和集中管理,基佐对待建筑修复的政策跟当时更大范围内的现代化现象保持着一致。

基佐用来描述总检查人职位的词汇显示着中央政府想要对各个省份的修复活动所要实施的监察程度。在基佐递给路易-菲利浦的报告中,他说,那位总检查人:

“必须要经常寻访法国各部,保证自己抵达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纪念物的所在地,收集任何有关此类或是相关物品的信息,能够揭示每一栋老建筑的由来、变化或是毁坏;从记录、档案、博物馆、图书馆或是私人搜藏中,找到对建筑身世的证实;亲自接触每个地区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权威和个人,告知重要建筑的房产主人以及房客建筑的重要性,它们的保护需要这些人的努力,最终,总检查人在指导工作的同时,负责极大各地政府各个部分对于保护的重视,达到重要的纪念物将来不会再因为人们的无知或是怠慢受到毁坏,有能力的当权人将尽其所能保护纪念物,这样,当局和私人个体的良好愿望和辛苦不会白白地付出”。

这件关于历史纪念物总检查人职责内容的第一份官方文件确定了这个职位最为重要的责任:这位负责人要亲自跑遍法国去监察各省的历史建筑维护。显然,在涉及到建筑纪念物的价值问题上,这份文件表明巴黎人并不信任巴黎之外的人的判断,尽管事实上是那些当地人的努力才让政府关注到历史建筑的保护。这一明显的悖论体现着这个国家级的政府正急于在政策上对修复进行中央集中化——而这一举措似乎也受到了全国的普遍支持。

尽管总检查人要尽可能地跑遍法国各地,他还是在那些他几年之中都很少去的偏僻小镇上需要能够代表中央政府利益的代理人。于是,基佐建议在每个省都设定一些通讯员,给总检查人通报各地的历史纪念物的保护行动。

至于对历史纪念物的分类人物,基佐交给了“文学、哲学、科学、艺术新发现纪念物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是基佐1835年1月在“公众事务部”下设立的。在这个委员会里任职的都是一些浪漫派的作家、考古界的泰斗,以及一些后来在历史纪念物委员会里很有影响力的人:雨果,Victor Counsin, Charles-Augustine Sainte-Beuve, Vitet, Merimee, Charles Lenormant, Adolphe Napoleon Didron。这一始于政府在革命时期发起的委员会原来的5组之一后来被分成了“艺术与纪念物组”,“历史纪念物组”。最终,小组承担了将委员会接纳来的法国各地历史纪念物进行分类造册的任务。

1837年9月29日,市政建筑内阁的主席Jean Vatout向内政部部长——当时是Camille de Moontalivet——提议设置历史纪念物委员会。Vatout的理由是,总检查人需要资金的援助,另外,就是历史纪念物各部的设置。Vatout本人变成了委员会的第一人主席,里面的成员有the count of Montesquiou, Vitet, Leprevost, Baron Insidore-Junstine-Severin Taylor, Nicolas Caristie(市政建筑内阁的建筑师和成员), Felix Duban, Merrimee是秘书。

根据当时的美术部主任Cave的提议,这一委员会最初排除了考古学家的位置。为了修正这一缺憾,委员会在1839年拓容,接纳了Alphonse Denis。他是Chamber of Deputy 的成员,从1830年起就担任着Hyrese的市长,还是《瓦尔省景点和统计一览》的作者(1833)。另外一位是Charles Lenormant,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作为阿塞纳尔图书馆的馆长,后来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文物库的馆长,Lenormant还是梅里美的私人好友。还有一个席位于1839年给了律师Philippe de Golbery,他也有着15年业余考古的经验,并在1823年发表了一本题为《Alsace地区的古迹考察回忆录》。1840年的5月,count Xavier de Sade也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一直到1846年去世为止。这就是维奥莱-拉-迪克开始维孜莱修复项目时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构成。

当Cave在1839年时建议要拓展委员会时,他也注意到因为预算增加了一倍,委员会的工作量也要拓展。为了减轻梅里美的工作负担,Cave在1839年9月30日指派de Beuzelin担任了委员会的秘书。5年前,de Beuzelin曾发表过一份对于Ratisbonne 地区的Sainte Jacques或是Sainte Jacob des Ecossais教堂和修道院的研究,1837年他曾为公共事务部准备过一份关于Nancy和Toul地区城市中的建筑纪念物的调查报告。梅里美此后把与地方通讯的部分任务转给了de Beuzelin,当他到各省巡查时,de Beuzelin负责在巴黎处理事务。在维孜莱的那个项目,肩负着展示新政权在修复问题上的力度的重担,因此受到了历史纪念物委员会和委员们直接的组织管理。

设立这么一个历史纪念物委员会,并在其中配备各种成员,并非只是针对各个修复项目如何分钱这样的实际事务那么简单。在建立这一机构的过程中,Vatout也提出政府在花费每年用到历史建筑保护身上的15万到20万法郎的方式,要进行改革。1837年, Vatout的报告中建议委员会最好投资那些上马快周期短见效快的小项目,不要对“那些老得不行的废墟做无谓的修复”。在历史纪念物委员会设立之前,法国的修复项目一般都投资不足,从事修复的建筑师也对中世纪建筑根本没有任何热爱。结果,过去的修复项目通常会拖上好多年(甚至几十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Vatout建议中所要求的更加全面的修复,则需要一些真正能够全面了解古建筑的建筑师,而不只是一些建筑的小修补,而且建筑师还必须有能力能够保证把修复工作完成。

在维孜莱,维奥莱-拉-迪克就为这类新的修复要求提供了一个早期且具有影响力的榜样。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委员会对于效率的要求,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维奥莱-拉-迪克工作的性质。Francoise Berce说过,在1840年,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挑选修复项目的建筑师时最看重建筑师身上的两种品质:图面表达能力,以及指挥施工按时完工的能力。维孜莱的例子证实着Francoise Berce的说法,因为在1840年的历史纪念物委员会里,那几位建筑师和考古学家当中,并不是人人都赞成维奥莱-拉-迪克的雷厉风行的作法,但是对于当局来说,赶紧完成一个修复的实例有着特别的重要性,除了维奥莱-拉-迪克,谁又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事实上,维奥莱-拉-迪克是委员会第三个候选人,前面两位项目太多,没有可能,他才补上;另一个事实是,整个建筑的修复持续了10年,所以,这里的“效率”跟今天人想象的“效率”还不是一回事】在维孜莱的修复中,因为重点强调从罗马风建筑到哥特建筑结构发展的重要性,并致力于让建筑拥有更强的统一性,维奥莱-拉-迪克毁掉了老建筑身上的许多肌理,在委员会里的考古学家们看来太令他们遗憾。还有,维奥莱-拉-迪克所采用的激烈修复手法也是诸如Duban这样的建筑师不会在工作中采取的手法。不过,委员会对于维奥莱-拉-迪克递上来的计划只是做了微调。之所以委员会最后全票通过了维奥莱-拉-迪克的修复方案,还在于委员会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如果在政府内部总是存在着明显的内讧的话,一事无成,通过团结,委员会想提高自己的威信。

像维孜莱这样的项目,如果成功了的话,就会支持梅里美对委员会设定的核心目的:拓展委员会的权威。在1830年代到1840年代,虽然委员会获得的预算在逐步增加,梅里美总是觊觎着从文化部那里获得更大的款项。早在1834年7月,梅里美就对内政部部长抱怨说,无法控制住每年花到大教堂修理的百万款项,他建议,由天主教教会发起的修复项目,以及造价在3千法郎以上的修复项目,都应该报到市政建筑处去审批,而市政建筑处自1793年设立一来一直在监管着各类政府投资的建筑建造。他的这一倡议早于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成立,事实上,梅里美是在建议大小教堂的修复项目应该由审批他自己机构发起的项目的同一机构来审批。

梅里美的心思主要在(天主教的)大教堂身上。他认为这些建筑都是重要的建筑作品,不止是满足某种宗教功能的建筑物。1838年,他就说过,负责建造的内政部应该承担起对大教堂修复的工作,因为内政部比文化部更加中立,他认为,文化部在拿修复的资金去服务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梅里美宣称,内政部能够抵抗得住大主教们的压力,而“主教们总是强调教堂使用的个人方便,而不估计建筑的美和优雅”。梅里美根本不信任天主教的教会,这一点,他跟基佐站在一个立场上。还有,梅里美已经把一个批评性的认识的种子播撒到了同事的脑子里:某些过去服务过天主教仪式的老建筑,是可以只看它们的艺术价值,而不必去解读是否具有实用价值的。宗教建筑身上这种突出其“艺术重要性”、并放弃实用性的认识,就体现在了维孜莱的修复项目身上。

对于教区里的那些教堂,梅里美把它们分成两类:“它们有些可以被叫做纪念物,必须归属内政部管理;另外一些,就是信徒的聚会场所,可以放到文化部手下”。如此一来,内政部就应该获得部分现在文化部的预算,因为某些教堂被划到了第一类型中去了。虽说他的这一建议从来都没有变成官方政策,梅里美最终还是在对宗教建筑的管辖上获得了更大的权限,1848年,文化部组织了一个对于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审察小组,他成了3人小组的成员之一。

差不过10年前,就在维孜莱项目启动的时候,梅里美当时还呼吁应该由历史纪念物委员会将重要的历史建筑管理权集中起来。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其它部分也在呼吁将7月王朝分散在好几个部分的对于老建筑的控制权集中起来。例如,1840年,预算委员会就曾建议,把宗教建筑的管理权转移到公共设施部门去,但没有成功。在预算委员会的报告里,我们会看到,当时能够管辖到老建筑(包括重要的历史建筑)的部门包括了施法部、文化部、公共事务部、内政部、农业部、商业部、公共设施部、财政部。在一个日益集权的时代,对于建筑管辖的权力的分散显得效率低下。1839年,就在维孜莱项目筹划阶段,就遇上了法国当时对于政府负责监管建筑的权力是否该集中起来的讨论。既然如此,在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中展示一下资金雄厚、没有其它部门拖后腿的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效率,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对于年轻的维奥莱-拉-迪克来说,这一来自行政当局的压力就带来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使得他的工作潜在地会成为委员会成员批评的对象。

对于梅里美而言,集中化还不仅意味着提升自己的官运或是让政府管理更加统一。通过拓展委员会的势力,梅里美相信,他能够把老建筑的修复工作转化成为一门可操作的特殊行业。在一封没有日期的信里——可能是写于1848年的5月,梅里美谈到了整个政府架构都需要重组。他认为,“当下政府事务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把建筑视为是一种职业。一个小青年,在美术学院里获得了大奖,即便不获奖,在巴黎泡了5年,就能够获得那些没有经过美院训练却有着实际经验的人相同的位置。他们拿着丁字尺和三角尺,就把自己称为建筑师”。在梅里美看来,美院的训练并不能够保证一种专业的素质,更不能说美院毕业的学生就一定能够胜任对于中世纪建筑的修复,因为美院的教学中根本就不重视中世纪建筑。还有,一方面,梅里美认识到,要抗击当时建筑师天下混乱的无组织状态就是要在中央政府周围形成组织,另一方面,他也说,“要想集权,你得先有中心,现在的市政建筑处肯定不是这样的中心”。那么,历史纪念物委员会就被他视为是一种行政中心,能够修复项目带向专业化和更大官僚化的地方,他建议,要坚持雇佣那些对中世纪建筑有专门研究的建筑师。因此,在维孜莱的项目上,维奥莱-拉-迪克的任命就标志着维奥莱-拉-迪克职业的起点,也标志着梅里美本人想要把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打造成为建筑管理中心的起点。在政府官员的眼里,维孜莱如果成功,那就能证实梅里美的观点是对的,之后,就不再把美院布扎体系教育当成是修复中世纪建筑的建筑师的必要条件,这就等于缔造了一批新的能够影响到官僚的政府御用建筑师。

维奥莱-拉-迪克有关法国保护活动的描述,通常会掩盖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1840年代,修复项目在法国日益频繁地落到了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熟悉的建筑师小圈子里。大约在1843年,梅里美对维提特说,他们应该讨论一下“把法国的认可中世纪专家如何分成维奥莱-拉-迪克帮,以及Questel帮了”。实际的情况是,由巴黎美院培养出来的古典派和教会建筑师的重要岗位,都让那些通晓中世纪建筑并且和委员会有关系的建筑师篡夺走了。

不过,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都很老道,他们不愿激起来自政府其它部门(特别是专门宗教事务部门)或是其他建筑师的不满与批评的。他们巧妙地打造着正在浮现中的政府架构,并把自己的触角同时伸到了好几个相关的平行机构之中。维奥莱-拉-迪克和梅里美关于建立专管宗教建筑的机构的呼吁,很关键地受到了来自天主教阵营内部人士的支持,就是有钱的Charles de Montalembert伯爵的支持,他也是Chamber of Peers里的成员。此人1810年生于伦敦,在巴黎接受了法学教育,并于1830年7月返回英格兰,但是当年的革命之后,他又回到了法国。此时,他已经成为天主教教育的最有名的支持者。Charles de Montalembert是推崇教皇集权的最响亮的发言人,他建议把法国天主教的控制权交给罗马教皇,越过国家。教皇集权的美学计划则是“要还艺术以简洁性和象征形式,就是文艺复兴之前的状态”。 Charles de Montalembert之所以经常呼吁保护中世纪建筑,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在一封1832年3月写给雨果的公开信里,Charles de Montalembert公开表示要反对对老建筑的破坏,这一观点跟维提特、梅里美、维奥莱-拉-迪克的观点都很相似。Montalembert觉得革命时期人们出于政治动机对老建筑进行的摧毁尚可原谅,但是革命之后的摧毁则是一种“理性化的罪行”。还有,他分出了两种类型的破坏:由破坏带来的破坏,由修复带来的破坏。在修复性破坏中,Montalembert说他不得不说说教会,教会“总是出于好心,可是,却总是不懂得修复,一修复,就破坏”。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Montalembert在批判修复的问题上立场独特,因为我们很少看到天主教徒批评教会,赞同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立场。

1847年7月26日,当Montalembert直接在Chamber of Peers演讲时,他在历史建筑的集中化管理的道路上,可是比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所起的作用都要大。演讲的场合是一场有关预算法的辩论会。在演讲中,Montalembert就像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在不同场合里所做的那样。抨击了巴黎美院,说他们生产了一堆只能够“复制适于所有人的劣等模式建筑”的建筑师。像诸多19世纪的其他观察者那样,Montalembert讨厌新古典主义建筑一统天下。在这种有关建筑的辩论中,Montalembert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把通常在7月王朝内部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的两股势力统一起来了:一种是那些想要复兴天主教宗教的人,另一种是关心考古和修复的人。

在关乎历史建筑的宗教功能上,Montalembert的思维已经跟历史纪念物委员会那个圈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Montalembert把19世纪考古学的复兴同人们对于天主教的重新关注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作为法国的国教值得用修复完好的中世纪教堂和大教堂去做精致的建筑表达。Montalembert吹嘘,文化部应该去负责管理全世界的最美丽的建筑,包括Reims,Amiens, Bourges,Chartres的大教堂,也包括巴黎的大教堂在内。Montalembert坚持说,虽然教会比内政部更有钱,却缺乏像历史纪念物委员会里的知识人士。出于对Montalembert演讲的回应,1848年3月7日,法国文化部内部成立了一个职能与历史纪念物委员会近似的部门,宗教艺术与建筑委员会。该委员会里的建筑组的早期5成员于1849年1月24日首次组织起来:他们是Cuvier,Labrouste,Vaudoyer,Merimee,Viollet-le-duc。在第二次会议上,Fortoul与Duban加入进来,1849年10月24日,又加入3位:Daly, Questel, Garrez。

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二人在文化部的新组织里的当选,让他们在文化部里获得了某种权力。这也正是梅里美从1830年代开始就一直图谋的事情。就在该组织的建筑组成立之后的一个月时,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二人颁布了对于宗教建筑特别是中世纪大教堂的保护、维护、修复的一整套指令,这些指导肯定就在整个政府架构和各省的教会里传播了出去。二人如此迅速地要把他们的修复理念在教堂架构内传播出去,显示了二人的修复项目在重构法国政府负责的修复项目中的重要性。之前,他们总是不能够彻底地把宗教建筑划到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名下,因为教会仍然强大,不会轻易地让他们便利得手,最终,梅里美和维奥莱-拉-迪克在宗教历史建筑的管理架构内部上谋得了席位。

宗教艺术和建筑的委员会的建立是一系列始于1830年从历史纪念物首位总检查人的设立到7年后历史纪念物委员会设立的集中化过程的颠峰。这一国家在建筑行业管理权限的扩张与维孜莱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项目是共时的。这一项目因此也成了中央政府里在涉及到宗教历史建筑时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之间一种更大的角力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到了1848年,在中央政府的宗教部门里,当出现了类似历史纪念物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后,二者的角力基本结束,而维孜莱的项目也接近尾声。这一修复项目的完工速度支持着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所倡导的管理方式的效率,以及负责人在选择建筑师时的睿智判断。(本章完)

该书目录如下

前言:
一章, 基佐、梅里美、维奥莱-拉-迪克
二章, 修复行为的国家化
三章, 19世纪背景下维孜莱修复项目的意义
四章, 维奥莱-拉-迪克与维孜莱圣玛德琳教堂的再造
五章, 维孜莱:争议不断的法国民族国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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