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爷的大作

老醜頹·肥🐰
2009-09-30 看过
     今年年初,我老板很兴奋的告诉我说,曹先生的旧作现在由三联书店重印出版了。曹慕樊先生算是我的师爷爷,我硕士导师的导师,西南大学的治杜研杜的传统,就是从曹先生那里开始的。曹先生早年师从金陵大学的刘国钧先生学习目录学,后又跟随熊十力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对于杜甫,有种格外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直薪火相传,在我们这一辈致力于杜甫研究的中青年来说,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先生七十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对庄子、苏东坡也颇为醉心,我研究生时候的苏轼专书教材就是先生编著的。然而在杜甫研究方面尤为著力,著有《杜诗杂说》、《杜诗杂说续编》、《杜诗选注》。听我导师说,先生晚年视力不济,往往是整个人伏在稿纸上,凭借仅存的视力写出来的。这本《杜诗杂说全编》,深刻的体现了先生的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本书绝不像某些读者所言,“功夫好,见解平平”,殊不知在当时的时代,意识形态意味还很重的时候,也没有今天的快捷检索工作的条件下,能写成这样一本兼具考据和义理甚至亦不乏辞章的小书,是多么的艰苦卓绝。就见解来说,很多前人都很难疏解、存而不论的训诂,先生勇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且有理有据,最重要的是敢于突破前人的畛域,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基于相当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思辨能力。比如《杜诗的起结》、《杜甫的诗艺》尤见功力。而更有建设性的是,他对于杜诗修辞的重视,直接启发了后学者的诸多法门。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方法论,比如读书应读专书,而不是读选本,这些对我们现在都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尽管限于意识形态,里面有些看似生硬的东西,但是就像我们不能去要求杜甫超越他的时代,一定要表现出一个“民主性”而忽略他的“人民性”,反而会落下像郭沫若评价杜甫一样,处处挑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这些时代的烙印,就不要去强求了。总之这本书是治杜研杜的一本重头书,稍有沧海遗珠之嫌。在此我也要借此表达对师爷爷的敬意,是您带我走进了杜甫研究的世界,安身立命。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达到曹先生的高度,但是必须仰望他。

    附:老板之文——刘明华《博学·刚毅·睿智——曹慕樊先生印象记》

    (一)
    第一次见到曹慕樊先生,是大学三年级下期。那学期,中文系在文革后第一次由几位老先生开选修课。曹先生讲“杜诗选读”。学生要确定选修的课程,一般根据自己的兴趣先听各课若干节再确定。教师在第一节课,照例要讲讲本课程的设想。记得曹先生说,一个文科大学生,在有了一定的文艺理论、历代文学基础知识以后,应该直接面对本国第一流的哲学、史学、文学的伟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自由的学习、钻研,尤其应该读专书。学术之宫,千门万户,但总得经由一门进入。唯有深入学习大家,大开眼界,才能通向一“四通八达”之境,并由此及彼,深入其它大家之室。任何一部社会科学原著,既是衡有的宝藏,又是善巧的桥梁。凡是名著,研究成果多,注解多,更有启迪指导意义。由此种种条件,杜诗无不具有。
    这些话大家听了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尽管最后以杜诗为例,现在看来,有些广告的意味,但事实证明先生之言却不是为了自我推销。接着,先生又在黑板上大书一行字迹遒劲的警言:
    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
    并作了解释,大意是高年级学生应该读原著,不能满足于选本及别人的文章,更不宜不加选择,没有目的地乱读书,浪费光阴。
    这番开场白对我的震动尤大,上大学以来,颇珍惜光阴,说“手不释卷”也不过分,但在怎样读上却一直无人指点。当时的感受的是,为什么系里不早点让老先生们开选修课?!我在下乡当知青时即读过苏渊雷先生选注的《李杜诗选》,颇喜李杜二位,一国庆夜屋漏,被秋雨淋醒,当时竟未怨怼什么,吟哦的却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今日能有老师指导系统学习杜诗,岂有放过之理。这门课,甚至可以说是这节课,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想在大四认真读几本书。后来曹先生招研究生,研究方向又是杜甫,我便毫不犹豫决定报考,结果如愿以偿,在先生指导下学杜研杜,获益非浅。
    曹先生的课很吸引人,主要是自己有心得。杜甫是伟大诗人,有高尚的人格精神,诗歌有丰富的内涵。先生讲课,常常融入自己的情怀,给学生以较大的影响。我们在学杜诗时,就时时受到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无愧于中华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教育。在为杜甫的胸怀所感动时,也对先生的情怀肃然起敬。1990年秋,我到北京师大访问学习,一日饭后散步,路过报栏,无意中看到《中国体育报》上有同学杨君一篇散文,写的是他现在怎样在中学里培养儿子圆自己的世界冠军梦(杨君因身材限制未能上体育系),文章开篇记的便是先生讲杜诗的印象,说瘦小的曹慕樊教授站在讲台上,讲着杜甫“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诗句,整个教室充溢着庄严肃穆的氛围,那白鸥奋飞于天地间的自由翱翔的意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由此给儿子取名“昊鸥”。
    先生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他的课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听一年“杜诗选读”,学生不但基本了解了杜诗的特色,同时还增加了对李白、王维、白居易等诗人的了解,以及唐代政治文化诸方面的知识,很多同学由此掌握了读书的方法并产生了治学的兴趣。
    先生教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决不“捧杀”。结业考试时,是不给人情分的。有同学考得不好,担心入党、评先进受影响,到先生家中暗示,先生认真开导了许久,说分数只能说明考试时的成绩,并不能证明一切,并一题题指出错在何处,最后一分未加,记得那时先生常常流露出对我们这一代人学术功底差的忧虑,其严格要求,也可谓一片苦心。这一点,我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感受尤深。那一年,全国共有20余人报考先生门下,最后取了两名(另一位来自华中师大),尽管是择优录取,但我们的水准与先生的要求相比差距甚大,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和别的先生称自己的学生为“英才”相比,先生对自己的学生评价很谨慎。从旁得知“老实,但还用功”。四川人常称愚笨者为“老实人”。当我把这意思解释给湖北的师兄时,我们都有一点紧张,难道先生认为我们是“朽木不可雕”吗?但“用功”二语却是事实。我们自信不是最“老实”的,只要用功不辍,总有一天会改变形象的,憋着这股劲,也得认真学习下去。
    先生认为研究生学习只是治学生涯的基础阶段,应抓紧时间读书、思考,不必急功近利地为发表文章而写作,他认为那样实际是得不偿失。毕业以后,时间空间多的是,何愁无用武之地。入学刚二月,我们随先生去成都参加全国第二届杜甫研究年会,会上有知名学者谈杜甫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的问题,有首开之功,但论证欠严密,返校后我写成《“随时敏捷”辩析》一文,自我感觉不错,送先生斧正。先生阅后,说基本上说清了这个问题,这就行了。我本意是想得到先生肯定并推荐发表,那时发表欲正强,可谓梦萦魂牵,不料如此结局。颇扫兴,将稿子存之箧底,从此不再想发表之事。(那文5年后寄出刊用)现在想来,幸有此碰壁,否则,成天想的可能就是些零星的题目,将分散不少精力。再者,那文章尽管有破有立,毕竟属于商榷性质。先生一生从不与人打笔仗,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课题,写出的都是有心得之作,对于一个希望有所建树的学者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些四面“商榷”的学界的“造反派”,先生是不以为然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时他没有表示出多大的热情吧。
    先生是目录学出身,在教学上亦体现出他的风格。在给我们上“目录”学时,辅助性的练习便是注释唐诗。二学生各指定一唐代小诗人作品,从版本、校勘、到注解一一做起,最后还详批详改,批改过程中又亲自翻检各种版本,其工作量等于自己重做一遍。我们写毕业论文时,先生多次叮嘱引文要核对原文,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一次,我的论文中引用一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一名著中的材料,心想该无问题,照抄不误。结果该书校对不精,我跟着写错。先生在文章旁批了一大段话,很不客气,大意是引书照抄,学风有问题等等。当时很难过,认为小题大做。但自那以后,写文章时尽量做到不抄二手资料,并力争做到有确切出处,坚持下来,竟也发现和解决一些问题。学界你抄我抄,以讹传讹的情况严重 ,一些权威出版社的书也不例外。“尽信书不如无书”,此之谓欤?“查原文”蕴含的是一种求真求实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学风,也是一种人格风貌。
    受业多年,对学生治学经验中印象最深的是他平日常讲的一句话:“说有易,道无难。”即对某个观点,某个现象,要证明它在此前或此后有,是容易的,要说它在此前或此后没有(换言之,是迷信它此时才有或仅有),则很难。说有易,因为只要随便找到一个证据就够了,不必通检所有资料;道无难,则必须通读现存的浩如烟海的全部材料,而以一个人的精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六个字我视为“六字真诀”。日后发议论,总想到,不敢妄用第一、创新、首创诸词,留有余地为是,这不会使人丧失斗志,同样是培养一种求实精神。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生对我讲,以前对你们很严格,不对就批评,现在我们是同事了,要互相帮助,言下之意是不会对我发火了。确实,工作以来,先生便将我当同事、朋友对待,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读书心得,客气多了,但并不生分。我的头几篇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先生主动推荐的。之后,我们就自己“闯天下”了。当我们的毕业论文修改后先后出版时,先生的喜悦并不下于我们自己。
    曹先生给77级、78级开过选修课后,便专带研究生,不再给本科上课,我一直认为这是很可惜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因为先生带研究时已近“耳顺”之年,精力有限。要不,在治学和做人上会影响更多的学生。78级的邓小军、杨胜宽二君,实为先生编外弟子。先生带研究是一届毕业再招,78给的学生只好报考外校,邓、杨二位便是。但他们从大学起,便得到先生悉心指导,即便在外地求学也时时与先生保持联系,请教问学,先生毫无保留地传道授业解惑。杨君读书广,有才气,写文章涉及面多。先生在肯定他的兴趣时,又屡次提醒他要突出重点,学有专攻,以免精力分散,多而无当。杨君逐集中精力研究苏东坡和杜甫,近年来成就斐然。邓小军受先生指点,很早便注意宋明理学到新儒学的发展演变,潜心读书思考,数年来已有不少见解获得学界好评。1993年8月,他参加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后,论辩时舌战群雄,获高度评价。《柳州日报》作了专题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记时,说大学时结识了曹先生,“受他的影响,我才开始醉心于中国古代文学,醉心于韩愈,柳宗元…………而曹先生又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派代表熊十力、梁漱溟的弟子。”

    (二)
    文学批评上有一句话叫“风格即人格”,先生教书认真,治学严谨,性格上也可用一个“真”字来概括,即“真性情”。这一生不改的真性情,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也给他一生带来坎坷。
    研究生学习时,上课三人相对,课间休息或课余聊天,他常讲些往事。今年8月,在林园开会认识薛新力兄,在歌乐山公园的吊床上,新力兄告诉我《重庆诗词》拟发表先生部份作品,并约我写一篇文章。为写此文,10月初,我采访先生,作数次长谈,由此通过这些片断,我了解了到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这些片断构成了先生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
    先生读中学时,便是一“鲁莽的青年”(自我评价语)。他那时最喜欢鲁迅,受艾思奇《大众哲学》一书影响最大,信奉唯物论。学校当时流行青年党主张的国家主义思潮。青年党在公告栏张贴布告,常在旁边贴条子,上写“谁敢撕毁,请吃匕首”,他不信邪,偏要当众撕毁。平时又戏称该党党员为“狮子狗”(青年党办有《醒狮》杂志),遂成为注意目标,匕首未知,有一回早起锻炼差点吃了黑棒。
    高中毕业回乡,即被聘为中学教务长,一干便是七、八年。1938年,与人创办“三八读书会”,会员以师生为主,每人交少许会费,有书大家读。“三八”与“三八妇女节”本不相干,但引起军方注意,认为有亲共嫌疑。18师政治处长调查读书会书目,发现全买的生活书店出版的书,还有斯诺写长征的书及莫斯科版的列宁著作。惟独没有三民主义及“总裁”诸书。军方下令没收书籍并找会员一一谈话,责令创办者悔过并登报声明,被先生及友人拒绝,由于地方知名人士支持读书会,军方不便扩大事态,只没收书籍了事。但此事却埋下祸根。几年后,先生目睹农村抓壮丁,农民磕头求乡长亦无救,路见不平,便带头联名到师管区状告一姓魏的乡长违背当时的军役法。军方迫于舆论压力,抓了该乡长,魏家四处找人说情,希望原告不要催案,被先生断然拒绝。该乡长有亲戚任重庆警备司令,姓颜名琦,黄埔二期毕业。他说只要抓了曹某,才可能放人。于是,当地军警便以共党嫌疑为由抓人。又值当时刚发生皖南事变,泸州城一夜间贴满共产党宣传品。宪兵队采取高压诱供方式,让先被抓的人供认是先生所为,以此为据,秘密逮捕了先生。先生进去,乡长立即出来。
    关押期间,先生写有狱中怀人诗数十首。托人带出,这些思亲怀人之作部分被印行,立即传开。于是教育界老辈谒了专员程革与宪兵队交涉,要么出示证据,要么放人。而宪兵队并无实据,他们以前通过邮政检查,早就截获过一些学生写给曹先生的信,信中颇多不满现实的言论。审问时先生驳斥说:学生写给我的信不能作为给我定罪的证据,你们有我写给他人的这类信件吗?宪兵无言以对。在当地士绅的压力下,他被取保释放。出狱后,受到学生热烈欢迎。先生原立志终身从事中学教育,他认为提高国民素质,中学教育最关键,这是救国的基础。但家乡已无立足之地。除以上事件外,他平时爱坐茶馆,恃才傲物,常辱骂泸州党团头魁,说他们斗大字不识一箩筐。为此许多要人对他恨之入骨。无奈,只好离乡赴蓉,当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是年已届而立。先生的人生道路从此出现转折。(这一点后面再谈)。
    先生的这种性格,不能逃过57年的厄运自属必然。对这一次大坎坷,他很少提及。偶尔言及,只说当时患有幼稚病,“背时”很正常。开始也诚心检查错误,以后渐渐醒悟,反倒坦然了。因而不知不觉地,有时“旧病复犯”,管闲事,自找苦吃。
    “文革”期间,西师迁校梁平县。中文系工作由“造反派”头头主持,大多数教师受到批判;唯有吴宓先生和曹先生例外。先生找军代表,要求解释为什么。军代表云:吴宓是花岗石脑袋,不批判,你是过去的老帐,已经算清,现在全免了。先生却说:“吴先生的问题我没意见,但我不行,听了这么多批判会,我要求听一听大家对我的意见,领导讲也行,大家讲也行。”领导小组同意,批判会上却奏出不新调。头头总结时说:“此人的帐清清楚楚,现实无问题,坦白最彻底,思想深处的问题也讲了,但很刻毒。你如要问不揭‘帽子’的原因,我可以答复你:很简单,就是你‘傲’!”先生认为他的批判倒很中肯,当时的态度确实如此。
    先生与吴宓交情颇深。1974年某日,他到中文系资料室上班,在校园小径上逢吴先生,见神色不对,泪痕犹存,便问何事。吴先生大哭。原来吴先生妹妹来看他,临行前他想送她70元钱。而吴先生手边却无现金,他平时领工资后只留饭钱,其余多资助他人。不过,当时他补发工资有一笔钱,却被系总支指示扣留交财务处,要用必经领导同意。这回他写了呈文要求取几十元,却被一领导撕毁,并大骂他平时把钱拿去支援牛鬼蛇神,跟党捣乱。吴先生一筹莫展,只有伤心落泪而已。先生听罢很气愤,当即安慰吴先生一阵,并说再想办法,他不顾自己牛鬼的身份,去找办公室一领导,说:“吴先生是中央和省委保护的人,扣他几千元钱不发,反映上去,你负责吗?院里也负不了责。”对方一听急了,怕出事,问怎么办?“我们一起去取了,交给吴先生不就行了”。吴先生得到这笔钱,大喜过望。为感谢曹先生的侠义,几天后送了一笔钱给他,并写有二指宽一便条,专门说明此为赠款,作为维持生活的资金,而非借用,并签名、盖章。这笔钱确实帮助先生渡过一阵难关。那便条至今还保存完整。这也是段佳话。
    先生真率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这方面的例子不少。远的不说,就近的,如1991年左右,上面突然下指示,要研究生导师自己检查历年的教材、讲义及研究生的论文中,有无不合原则的言论。(具体指“自由化思想”。)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些作法。层层下达,部门领导自然传达下来。大多数教师都应付了事。先生却拍案而起,指出这是不信任他的工作,弄得来人很尴尬,仿佛是他们要先生检查似的,不得不反复加以解释。这种“不识时务”的作法,倒显出先生“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些古风犹存了。原本,先生坐拥书城,生活在学术的世界,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了。

    (三)
    先生上金陵大学,师从刘国钧先生,专攻目录学。他在班上年龄是大哥。成绩亦是老大。英语特棒,高中时即能读原版英美小说。金大外语课由外国教师任教,目录中的参考书均是英文原版。先生后来喜欢西方哲学,与此有关。他曾讲过外国文学课,参考书也是直接读原著,不用翻译的二手货。讲课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后话了。刘先生爱才如渴,十分器重先生的才华。不过,在大学也不安宁,时时有特务来找麻烦。一次,一个陌生人约他坐茶馆,刚落座,那人便掏出手枪放在桌上,威胁说,泸州的事还未了结,你要继续交待,否则枪子不认人。还有图书馆一借书员(古振华,江津人)更直截了当,在路上相逢时大声嚷嚷:“你老实点!”这些,使他对特务政治深恶痛绝。
    金大快毕业时,适逢教育部委任刘国钧先生为国立第二图书馆(创设在兰州)馆长。刘先生希望他一同前往共事,并已上报任他为中文编目部主任,并拟两年后选送留学。先生欣然从命。毕业后回乡省亲,母亲也很高兴。不意先生母亲发病。一病九个月后逝世。当时刘先生已托人在重庆买了直达兰州的汽车票。先生不能成行,只好去信说明违命的原因,刘先生表示理解,来信安慰。解放后,刘先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还常有信来。
    上大学是先生从立志中学教育得不到已走向治学之途的一次转折,而他对母亲病逝感到极大痛苦,乃向熊十力先生求教佛学,从而在思想上发生极大变化,这又使得他的学术成就颇具特色。
    先生高二时接触佛学。学校聘成都师大教务长蔡松佛先生给他们讲“人生哲学”课,蔡不用规定的教材,却讲一年佛学(概论性质)。先生极感兴趣。他母亲病逝后,精神痛苦,顿生“不向空门何处消”之感。在泸县中学校长的支持下(付工资,不上课)便写信给熊十力先生,请求前往求学。熊先生极富同情心,为人豪爽,回信表示同意。
    8月,先生赴北碚金刚碑勉仁斋,受教于熊先生门下。熊先生命先读唯识宗名著《成唯识论述记》三十卷,说:“读通此书,佛学皆畅通无碍了。”为读此书,又建议先读他所著的《佛家名相通释》(北京大学版),这书是解释佛学术语的,懂了术语,方可读原著。于是每天晚上读,每二天熊先生抽问所读部分,有不懂之处再解释,再问,直至弄懂。到年底,唯识宗之学毕业了。
    之后返乡教书。不久,熊先生受黄海化学社之聘,在五通桥创办中国哲学所。他不当所长,只作主讲,约了4人前往,先生又从十力先生治佛学及宋明理学,还读康德哲学。熊先生每日讲书一次,指导4人读书则各有侧重,熊教学生,每日读少读精,认为一目十行者,必终生无成。不到二年,抗战胜利。黄海化学社迁回天津,4人皆南方人,不愿随往,哲学所撤消,熊先生到了浙江大学。曹先生的佛学和哲学功底便是这期间奠定的。
    之后又回乡教书,不久为梁漱溟先生聘为勉仁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并听梁先生讲《中国文化要义》,此书30余年后才得以出版(1982)。梁先生把山东乡村建设学院的书全带到了勉仁,梁夫人请曹先生到图书馆指导,他趁便抽读了《藏经》要籍,佛学修养日深。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梁先生等人的缙云山闭关修行一事。当时西藏贡噶(CQ)派喇嘛为宏扬佛法密宗,在文化中人传大手印法。1947年秋,由梁先生的学生罗庸(膺中,北大教授)领头,梁先生、罗庸夫妇、谢无量夫妇和曹先生一行六人,坐滑竿上缙云山,进三十里到石华寺。寺前有合围粗的桂花树,清香四溢。白云深处,时见路旁有虎迹虎粪。所谓闭关,即划一范围不出,每日做法事修行。到来后,先生整夜打坐,入定,并发现灵迹:满室透明。可谓达到妙境。罗庸说他根性极好,学得最好。一月下来,神完气足,面有异采。梁先生不能坐,但精神极好,每天下午在长廊拍手走来回,入忘我之境。
    在勉仁期间,与梁先生交谊甚深。当时,位于歇马的乡村建设学院图书馆长伍宗华是曹先生大学同学,地下党员,那馆长有事要辞职,希望曹先生接替,任馆长,教授,每周上二节课,月薪付大洋,但条件是不兼职。曹先生不愿辞去勉仁教职,只好婉谢,并推荐了他人。他对梁先生的学问人品极为佩服,有几件事对他影响极大。解放前,梁先生曾去延安,与毛泽东在窑洞夜话,纵论天下事,晤谈甚惬。返回勉仁后,先生问梁观感,梁答道:毛泽东是一伟人,将来必领导中国,但他说话,“斗争”不绝于口。主观性极强,难免不令人担心。1953年,梁先生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提出国家大事应让群众多知道,受到严厉批判。以后毛泽东在会上痛斥他(详情已有公开报导,不赘)。这场公案今日已大白于天下,梁先生的方论正是为了避免毛泽东少犯主观错误而发。1975年,梁先生坚持不批孔,又受到攻击,当一德高望重的领导希望他表态时,梁先生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些情况,曹先生一直都很了解(通过梁在川的朋友)。1986年,梁先生写信给曹先生,写满两大张荣宝斋稿笺,意在鼓励先生保持知识分子的品格。
    这些都给先生极大勇气,既影响他的学识,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

    (四)
    曹先生的专攻是唐宋文学和目录学。治学主张文史哲学不可分。治学要求专精;但文史哲不可偏废。研究虽不能无重点,却不宜割裂时代精神,凭空逞臆而谈,又以为文史哲即文化之总称,所以研究者不可悬空谈作家与作品。他写有两篇文章以见此意。一篇叫做《杜诗所含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篇题为《论杜、韩、苏、黄诗》。在唐宋文学研究上,以杜韩带动唐史,以范仲淹苏轼带动北宋史,黄庭坚陆游带动南宋史。
    先生著书,的确算得上不为稻梁谋,是典型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60年代初,他一边劳动,一边夜读,有一二心得,使顺手写下,几年下来,成书稿数种,文革中大部散失,其中谈杜诗的部分被长子拿去看,得以保存。文革结束,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为《杜诗杂说》。取名“杂说”,含有谦虚之意,该书在当时影响颇大,治杜者从此知道了四川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后来杜甫草堂的一位同志对我讲,第一届杜甫年会时,他们尚不知曹先生治杜,见到他的专著吓了一跳,眼皮底下有如此高人竟不知道。这也难怪,几十年万马齐喑,何况先生失去发表文章的权力,又从不看重声名。他的第一本专著出版时,他已是70高龄了,从心之年才看到自己的成果,该生多少感慨!但先生没功夫叹息,在1980-1990十年中,他共招研究生三届七人,教学之外,还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著书六种,其余五种为《杜诗选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杜诗杂说续编》(巴蜀书社,1989),《东坡选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目录学纲要》(西南师大出版社,1988),点校《范仲淹全集》(待出版),总计二百余万言。而他的眼睛因文革被打残视力仅有0.2,说来不得不让人感慨,几十年的运动耽误了多少事。
    先生精研佛理,却绝少专门著述,但在论文学时,却时有发挥,从容道出,便不同凡响。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的《杜诗客难》,便是一篇奇文。该文采用问答论辩的形式,挥洒自如,对杜甫诗律的整体精神和美学原则、对杜甫“以诗为文”的原因和得失、杜诗的哲学意味等作了精辟的阐释。充分展示了先生经、史、子、集融汇贯通及学贯中西的特点。纵论杜之拗变律绝,“不是有意在音调上避熟滑,不是在韵格上标新取胜 。只是诗人心中自有这种兴会,即是天地间本有这一种旋律,自与诗人胸中现量凑泊,它是极其个人的,又是极其普遍存在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经验的,既是局限的,又是超越的”。又认为谈诗“必须理解诗篇中的阴阳刚柔错综的韵调,才可以由诗人的声音渗入读诗人的心,所谓声入心通…………一篇之中,必是阴阳交接,生机盈溢,乃能成章”。又纵论唐代哲学思潮并以大量妙谛破读杜诗理句,凡此种种,令读者耳目一新。一些教授,博士来信,高度称赞这篇重要文章,对先生的博学、深刻和睿智表示了由衷的敬佩。我曾摘录过部分评论,保存至今。如邓小军博士云:“深入杜诗精髓,阐说中西哲理,辩才无碍,至于化境,从来论古典文学者无此境界。”熊笃教授称:“先生学贯古今中西,融文、史、哲、美学、艺术、宗教学乃至自然科学于一炉,博大精深,泛滥停蓄……宏观之‘宏’,已叹为观止,而微观之‘微’,直又鞭辟入里,探幽掘微,以‘答客难’之问答出之,较习以为常论文之构架,不也是一种以‘变’易‘正’么?……”泸州退休教师王德宗认为:“不知中国之哲学,何论中国之文学,先生之所以不同流辈者,其在斯乎?”乐山师专中文系主任杨胜宽来信谈到:“读先生大作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先生思想既精深又宏通,大至古今中外,小至作品的一字一句,皆有所发明创获。此虽不是纯考证,但在我看来,先生能为纯考证,而纯考证者不能为先生,何故?盖先生深而能通,纯考证者不能也。”……
    先生终身读佛学,却并不着文字,我想,这或许是为“为己之学”的表现吧。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先生之学问,总的说来都是“为己”之学,因为他不象我们这一代,著书写文充满着较强的功利色彩(也有不得不如此的时代原因),而是读书有得,不写不快。在已出的著作和曾涉及的领域中,不着文字的部分却是先生毕业关注最多的。先生曾说自己:“学老庄久,有心得难。”其实,他对《庄子》内篇部分颇有心得,曾有一个写作计划,并已写出一些章节,90年代以后,先生因年事已高,不再招收研究生,读书时间更多了。他近年读书,重在佛学和西方哲学,思考的问题集中在中国文化的特质方面,最终落实到终极关怀上。
    对儒道释三家,先生有一些简要的论述。他说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借用《中庸》语)概括儒学,但先生认为道家亦可如此说,不如梁漱溟先生借用《大学》之语总结恰当,即“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儒家重情感,而西方哲学中没有把情感作为根底的。这是儒家的最大特色。儒家先讲是非,反对功利,“正其宜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关键时刻显出人格力量,不计个人得失,这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道家不讲是非,但承认变化,讲宇宙大化,有流转,腐朽神奇互相转化。佛学经典浩如烟海,但在人伦一点的看法却很中庸、平和、通达,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先生认为《华严经》中的偈语“心如工画师,能出种种相”可以修正科学绝对真理的观点。此偈亦可解释目前还在中国升温的气功热。他认为宗教之所以在现代仍有立足之地,就是因为科学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类已知和未知的种种现象。对于中国文化的命运,先生持乐观态度,这种信念使他生活得充实。
    这种充实感是长期的读书习惯换来的。先生读书勤奋,美名在外。几年前,我听在外省工作的一位中文系学长讲,50年代他念大学,西师流传一句话“×××最有才气,曹先生最勤奋”。才气和勤奋并不是不可兼顾的,但先生之勤奋确实很突出,而他的勤奋又是那么超脱,不带利害关系。他晚年读书,涉及面之广,令我辈自愧弗如,西方的海德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依德、伽达默尔的各种学说……无不涉及。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上介绍的新书,重庆无售,则必邮购一睹为快。我90年在京学习,常大街小巷逛书店,出门怀中必揣有先生开列的书单,遇则购之寄回。91年他邮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佛学丛书费用就达600余元。如此读书为哪桩?为消磨时间吗?显然不是,否则可以去读武侠言情热点追踪。先生是在求道。他读最传统最古老和最现代最新潮的书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为己”之学,为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正是有了这等修养,先生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怡然自得。这种重内轻外的品格,熟识他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我曾问过先生,回首往中,有什么遗憾的吗?他沉吟片刻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要说有遗憾,就是尚未闻道,从而大彻大悟,进入极高的思想境界。苏东坡曾云:‘垂死方闻道’,而自己尚无此体会,所以遗憾。除此之外,并不遗憾。人生如大海中一个波浪,起起伏伏,转瞬即逝。过去的脚印不必珍惜。”

    严师、益友、哲人;博学、刚毅、睿智——这就是我对曹先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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