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看法以及一个商榷

danyboy
2009-09-27 看过
6月8日,读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本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写的不错,无论是材料的分析解读,还是文献的搜集征引,都绝对堪称细密扎实。

一点看法是,我还是不能满意。这主要在于:《春秋》毕竟是经,所以本书走的是以史学入经学的路,换句话说他已经先有了史学的思路,史实先于价值,所以他描述了《春秋》学对当时政治的种种影响,并随文讨论。但我总是觉得缺了点什么,想了想,问题在于:

“你凭什么说某件史实体现了《春秋》学对政治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仅仅是有个看似严密的史实的时间先后么?”

我想不是的。要谈“影响”,事事皆有影响,《春秋》和汉代政治肯定有影响。但是一种书面的经典和一个活的制度如何关联,断不是用影响能说清楚的。

所以,我更希望他能由经学入史学,就是把先把《春秋》内部如何切入进汉代政治的具体运作讲述清楚。一个公羊家,一段经说,一个灾异现象,一个相关的政治事件,这几个要素之间的联系究竟如何展开?只有先立足于《春秋》作为不易之经的地位,由经学入史学才能说清楚。

我认为,要谈《春秋》学和汉代政治的关系,不在于搜罗到更多的史实,而在于讲清《春秋》在哪些典型的史实中实现经典对政治的干预。所以,史实不需要太多,关键是能够完美体现《春秋》的经学性质。这是我对本书的一点看法。此外,本书前两章过长,交代背景过于繁琐。亦不是令人满意。

再来谈一点商榷,是关于汉宣帝在民间时期,他的《诗经》学老师所传授为哪一派的问题。

汉宣帝生于皇室,长于民间。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是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据死后,当时尚在襁褓中的汉宣帝大难不死,养于民间。《汉书•宣帝纪》称:“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

东海澓中翁是何许人也,文献不足征。是故,汉宣帝对《诗经》的学习究竟得自哪一家亦不可考。但是,据《汉书•戾太子传》,戾太子刘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可知宣帝的祖父是兼习齐学、鲁学的。所以,陈苏镇在阎步克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的论文《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的基础上认为,戾太子刘据身为太子时,周围之人多为《榖梁》学者,太子失败后,《榖梁》学深受打击。直到宣帝即位后,追思其祖父,方大兴《榖梁》。陈苏镇于是认为:“《榖梁》、《鲁诗》皆传自申公,实为一家,太子一派于《春秋》即好《榖梁》,于《诗经》很可能是鲁《诗》学者。”(第329页)

但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汉宣帝应该学齐诗。理由有三点:
首先,陈先生认为存在一个和汉武帝的思想意识截然对立的“太子党”,所以太子党们重《榖梁》,必然隐含着排斥《公羊》。但从宣帝一朝的政治来看,公羊学并没有受到额外的打击。且刘据本人也修习《公羊传》。所以难以推断汉宣帝幼年时,“太子党”们抑制公羊学。

第二,据《后汉纪•孝章皇帝纪》袁宏追述汉宣帝事,曰:“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乃求能为《榖梁》学者”云云,可知宣帝是在即位后才学习《榖梁》,而从东海澓中翁学《诗》乃在即位之前。所以陈氏之推论不确。当然,袁宏是东晋时人,但袁宏著史乃在范晔之前,也有更多的资料可供拣选,向壁虚造的可能性甚小;
第三,又考《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有籍贯为东海的儒家学者,发现几乎全部东海人都是齐学传人,计有:“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人也,治齐《诗》”、“后苍,字近君,东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萧望之,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也”、“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马宫,字游卿,东海戚人也,治春秋严氏”、“(京)房授东海殷嘉”、“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也”、“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案:这几位东海人氏全部都是齐学传人,如孟喜、疏广、翼奉、匡衡、萧望之都是齐学的大师级人物,且时期大都与宣帝同时,前后相差不过百年。唯一一个出自东海而不治齐学的是《后汉书》所载“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但是,卫宏是东汉中期人,与宣帝少年时差了两百年,实乃两汉学术风气转移后之例外。

再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两汉的东海郡疆界虽然略有不同,但位置大致一直,都在今江苏北部连云港附近,北邻琅琊郡,皆为齐国故地。虽然说汉代的经学学派与地理位置并非一一对应,但从西汉儒生的地域与学派关系看,的确齐地主要出齐学学者,是故,我推断东海澓中翁亦应传齐《诗》,则汉宣帝所受诗学流派应为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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