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离散之书(旧稿)

思郁
2009-09-25 看过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以下统称《最后的天空之后》)在萨义德的所有著作之中绝对是一本奇特的书。不仅仅是说萨义德的书绝大多数是学术著作,而这本书却运用了散文的笔触来揭露一种存在的真实,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图片部分的穿插。假如把书中的图片部分当作“形式”,文字部分看作“内容”的话,一般我们书写的习惯是“内容”大于“形式”部分,也就是说,图片是文字的补充。但是萨义德的《最后的天空之后》最奇特的部分就是:文字是图片的延伸。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问了出来:为什么萨义德要用这样的书写方式写这本“形式”大于“内容”的书?
萨义德在书中用了一句很巧妙的话回答了这个隐密的问题:我在远方写作,我并没有经历创伤。分析这句答案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首先,“我在远方写作”可以看作萨义德对巴勒斯坦人这一身份的偏离。事实上,加入美国国籍的萨义德,是否就可以轻易的舍弃和遗忘自己的巴勒斯坦人身份呢?萨义德身前出版了他的自传,翻译成了中文出版就是《格格不入》。这个很值得玩味的词语证明了在美国的生活中他所不断的遭遇到的身份方面的尴尬。这种身份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外界的歧视,更多的来自内心严重的失落感。失去家园的漂泊者在远方是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家园的。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书写就成为了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西弗福斯行为。而“我并没有经历创伤”则直接指向了自己曾经神圣现在却离散的家园以及在那片天空下艰难生活的人们。他们经历的创伤不仅仅是来自战争,更多的来自世界对他们的漠视和误解。萨义德说,即使有所有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人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对于大多数来说,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贱民……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我们忽视了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另一面的关注,也许这种忽视本身就有了意识形态的介入,所以我们的憎恨和厌恶深深的支配了我们对生活在世界上另一端的同样是人类的成见。萨义德也许很幸运,他走出了这种柏拉图神秘的洞穴,走出了被蒙昧和成见环环包围的环境,但是,在远方,他依然对自己的家园念念不忘。
身份。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身份是建立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之上的,但是对于萨义德来说,他根本不具有这种最基本的身份。“身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很难在流散中继续维持。其他人大部分把身份视为理所当然。三年巴勒斯坦人却不能,他们或多或少经常被要求出示证明……在西方大量的修辞中,我们被偷偷地称作一个充满纳粹党和反犹太人的地方;我们全体除了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悄无声息和迁移,再无其他渴望。”身份的危机和焦虑是萨义德在走出柏拉图神秘的洞穴之后无数次遭遇到的尴尬,所以他和那个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的最终的选择一样: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洞穴。当然,对于萨义德来说,这种返回不仅仅指真正的回到他的家园——事实上,那片家园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的返回更多的是精神上回归,在书写文本上构建自己的家园,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今天这本书《最后的天空之后》。
我觉得“离散”是阅读本书最关键的词汇。不仅仅是萨义德在书中无数次的来回的提到处于“离散”状态的“我们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我认为,“离散”状态无论在萨义德私人生活意义上还是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意义上都被赋予了丰富而重要的内涵。萨义德在书中第一次提到离散:“离散是一系列没有姓名和上下文的肖像。画面大多不加解释,而且无声沉默。当我注视着他们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精确的信息和知识,但是他们现实主义的精确却比单纯的信息留给我更加深刻的印象。”这些画面是由摄影师吉恩•莫尔拍摄的,选取的都是巴勒斯坦人平时生活的瞬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情绪加入。萨义德被在这些照片所震撼,于是他拿起笔,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言说的机会。.
离散是另一种真实的流亡,这种流亡性质的悲剧在于它已经不是萨义德一个人的流亡,而是整个民族和集体的流亡。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流亡状态,当数以万计的人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携家带犹,走向远方的时候,他们的天空已经完全变成灰色了。“离散”成为了一个残酷真实的代名词。
在书的最后,萨义德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和吉恩•莫尔一起告诉人们我们目前本质上的民族不完整性,“我相信这种不完整性只能从巴勒斯坦人的内部充满同情与协作地进行描绘,”还进一步强调说,“这本书中缺少解决方案正反映了实际情况:它源于离散。”因此之故,我称这本书为“离散之书”。
思郁
2006.12.10书于破碎虚空
12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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