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欧洲

思郁
2009-09-21 看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离开了他的国家捷克,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惊讶地发现,他竟然成了一个来自东欧的流亡者。他无数次向人解释他的民族和国度,但他的法国朋友们对他的国家知之甚少。尽管他一再描述捷克人的历史,正如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的历史一样,都是纯西方的,与遥远的俄罗斯根本没有关系,但周围的人都以“共产主义化”作为衡量标准,很少用地理上的概念来判定他们的归属地。事实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从来都不是它们命运和边界的主人,昆德拉就此写道:“它们绝少是主体,几乎总是历史的客体。它们的整体性是非意向性的。它们互相临近,既非出于意愿,也非出于好感,也非出于语言上的相近,而是由于相似的经历,由于不同的时代将他们汇集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形状,有着变动的、从来都没有确定下来的边界的共同的历史处境。”(《帷幕》)与我们了解到的欧洲形象大不相同,昆德拉笔下的这个欧洲是一个被遮蔽被掩盖甚至是被强制认同的欧洲,正如来自波兰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的一本书的书名所言,这是“另一个欧洲”。

法国思想史学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他的著作《欧洲精神》中选取了三位代表性人物阐述他重拾欧洲精神的观点,第一位就是这位来自波兰的诗人米沃什(1911—2004)。三人之中,他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一位,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余两位分别是捷克政治家雅恩·帕托什卡(1909—1977)和匈牙利政治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1911—1979)。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拉瓦斯汀的主题是“欧洲精神”,但选取的三位人物却都是来自东欧弱小国度的知识分子。难道在拉瓦斯汀看来,如此不同的三个人更能代表一种整体上的欧洲精神?难道我们在一贯熟悉的二十世纪的法国、德国如此群星璀璨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就没有比这三位更能代表欧洲精神的么?抑或,拉瓦斯汀的这种规避了欧洲的大民族,特意选择小民族中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是为了彰显出另一个被忽视已久的欧洲?拉瓦斯汀解释说,这三位知识分子作为二十世纪的见证,无论是否被流亡生活留下烙印,他们都分享了共同的命运,“另外连接这些轨迹的,是他们在相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参与。他们被一种同样深刻的机体经验所扰乱。所有人都在国内处于社会边缘,却在国外获得认同,在那里他们的目光变得异常敏锐。对于少数近距离观察他们的人来说,正是这些的社会团体中的本质思想把思想家们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的确分享了共同的命运。昆德拉在法国遭遇的尴尬处境,早在1951年,也是米沃什在法国避难时需要面对的现实。米沃什当时很悲哀的发现,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所有小国刚刚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但在西欧,这个悲剧的发生几乎没人关注。正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中1964年,他在法国出版了《另一个欧洲》的法文版,这是一本在想让欧洲人更好地了解欧洲的欲望驱使下写成的书。他在文章中说:“无疑存在着两个欧洲,并且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第二个欧洲的居民们,命定坠入了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米沃什在法国的生活并不如意,在《米沃什词典》中,他说他到过许多城市和国家,但并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所以他看不惯波伏娃所代表的巴黎左派知识分子的习气,但同样不能接受“资产阶级审慎的魅力”。与昆德拉用法语写作不同,他始终坚持用波兰语写作。但对于一个流亡者而言,尤其是来自一个国土被纳粹和苏联瓜分占领,人民遭受到大屠杀的国度的流亡者,他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始终无法愈合。对他来说,逃离自己的国家所产生的负罪感只能用坚持说母语来赎罪:“说波兰语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我对波兰语的执着仅仅出于作为幸存者的罪疚感。”事实上,国土被侵占,人民遭受到血腥的屠杀,知识分子的流亡……这些才是另一个欧洲的共同命运和真相。而对于那些对这种真相和苦难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依然陶醉于资产阶级优雅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对于那些迷恋于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性变化的知识分子,欧洲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个体意识、沉思精神、灵魂的忧虑都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浑浑噩噩的沉迷于物欲和情欲的生活方式……

1977年,哈维尔邀请帕托什卡成为了“七七宪章”运动的创始人和发言人。此后不久,帕托什卡遭到了政治警察逮捕,因为无法经受长时间的审讯而死于狱中。哈维尔后撰写了《无权者的权力》这一长文纪念这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哈维尔看来,帕托什卡给欧洲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哲学遗产:我们需要的不是技术或工具,是源于自身的伦理;道德的存在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我们生活的动机不再是源于恐惧或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应着眼于对人的尊重,对义务和共同价值概念的认同;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艺术和文化这些高尚的事物,那么我们只剩下“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了”……帕托什卡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欧洲诞生自“灵魂的忧虑”,因此想成为真正的欧洲人,就是要有能力摆脱日常生活强加于我们的束缚和匿名性:“克服日常性,但不能迷失自我,掉入愚昧无知的深渊,尽管它有时显得相当迷人。”

而对于拉瓦斯汀笔下最后一位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我所知甚少。尽管我了解到他与米沃什同年出生,于帕托什卡去世3年后逝世;尽管我了解到他可能是二十世纪最为深刻也是最为怀才不遇的的思想家之一;尽管我了解到费尔南·布罗代尔称毕波为大师;尽管我了解到他对纳粹主义和“政治歇斯底里症”的分析极富洞见,但我对他的了解也仅此而已。难道就因为他来自匈牙利并且使用匈牙利语进行写作的缘故?面对毕波的这种失语状态让我觉得十分地羞赧,因为我无法用洋洋洒洒的文字概括他的思想,描述他的为人,只因为我对他一无所知。这种无知正是对另一个欧洲的无知,反而暴露了我内心中对另一个欧洲认知上的势利和浅薄。

我们能否从拉瓦斯汀的这本书中概括出某种“欧洲精神”的核心?当然不能够。在我看来,拉瓦斯汀所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让我们重新关注另一个被遮蔽被忽视的欧洲,她还想让我们认识到,所谓欧洲精神更多的是体现在这三位知识分子与他们弱小的国家、民族以及二十世纪灾难深重的历史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他们的流亡生活,他们的不屈抗争,他们对人类暴行的控诉,他们对人类苦难的哀思,他们对人的尊严的坚守,他们对自我权利的确认,他们对技术时代的忧思,都不过是源于对个体生命的基本诉求。换句话说,“欧洲首先是一种责任感,而非一种命运”。

思郁

2009-9-15书

 

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炜 戴巧 翁珊珊 吴幼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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