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威权。民主----由《袁氏当国》谈社会转型

启风
2009-09-19 看过
帝制。威权。民主

               ----由《袁氏当国》谈社会转型

                              启风(杨津涛)

    近期笔者拜读了唐德刚先生的名著《袁氏当国》,感慨颇多,深觉民主共和尝试破产,袁世凯集权一身实非偶然。由1912年民国创立,到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是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若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能走好这一步,那我们的民主之路必然会少去许多坎坷。

 

《临时约法》不合国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旋即全国响应,各省纷纷独立,清廷摇摇欲坠。10月14日,清政府被迫起用院士开,在武汉镇压革命军。如唐先生在《袁氏当国》中所说,袁世凯在复出组阁,掌握清廷内外大权时,其策略“实为养敌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世凯之所以能如此自信,那是因为,在他手中握有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北洋军。乱世之中,枪杆子无疑是解决政治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此外,再加上袁世凯“多年从政的经验,圆滑老到的政客手腕,遍及朝野的人脉关系”1,自然可以轻易赢得清帝退位、民军拥护的胜利。

    客观地讲,在当时的局势中,的确唯有袁世凯有实力、有威信出任大总统,以稳定时局,进而谋求国家发展。所以笔者认为,由袁世凯执政中国也实在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当袁世凯就职的时候,虽然同孙文一样,还是临时大总统,可他这个总统却已非“美式”,而成“德式”了。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过于理想主义,以为凭一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临时约法》便能够约束袁世凯了。他们犯的更为严重的错误就是,竟以为一个在北京总揽朝政的枭雄,会去做一个虚位元首。要知道,在政坛中权力必然要与其本身实力相适应的,这也是构成日后袁世凯力主修宪的原因之一。

    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国内形势是否可以实行责任内阁制?责任内阁制是否可以有效解决国内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留在后文讨论,这里先来谈一谈后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清末民初,内有地方割据,外有列强侵扰,正所谓内有外患,因此“似乎应该采用总统制,给总统更大的权力,以便能够根据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做出更加迅速和灵活的反应”2。对于这一点,孙文先生或许早有预见,因而在建国之时就力主实行总统制。可在防止袁世凯独裁的动机之下,最终《临时约法》中采用了责任内阁制。如此一来,“由于超越了当时的条件,致使民国初期国家权力的运作极为不顺畅”3.

       综上所述,《临时约法》在政体设置上,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既不能使总统权力与袁世凯自身实力相一致,又不能保障中国的稳定,发展。当然,宪法一经确定,其权威性便不容置疑,袁世凯的种种违宪行为自然万分不对,可这就只关乎其个人有无宪政思想了。

 

政党政治在中国实验的失败

 

    虽然颁布《临时约法》,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时,政党政治也如火如荼的在中国开展起来。唐德刚先生对此写道:“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因而使民初国会选举时,大陆上竟有大小整团六百多个4.唐先生说“这是我们在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不错,民初之时,笔者认为,一切的机遇与失误的出现,其根源都在“社会转型”的问题上。

    在民国初年,政党虽多,可“多半是围绕着一个有名人物凑合起来的派系,并没有什么政治纲领”5,其实也谈不上代表哪个阶层,或哪部分人的利益,很多政党所求的只是分享国家政权,以及党人自己的升官发财。此时政党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可却并没有一种有序的竞争和权力竞争所必然需要的规范6,因此在民初中国对政党政治的尝试,并不很成功。而此后,重整国民党,打算北上竞选总理的宋教仁又意外被刺,一下子似乎宣告了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

    1912年的时候。“多党制民主体制因为缺乏程序共识,缺乏稳定性和效能,无法真正有效的完成国家权力从君权到民权的转移和过渡,反而因为畸形恶性的政党竞争导致国家政治权威的软弱和流失,政治日益衰败,内阁危机频发”7。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已开始考虑加强中央权威,强化中央职权。

    在开启下一章前,对于民国初年的议会民主政治,笔者不得不多说一句。表面上看来,这次尝试的确混乱而无序,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政党政治在中国那不过是初次实验,不可能完美无瑕。另外,可以说民初数年,是中国几千年来唯一践行民主体制的短暂时光。虽在乱世,但其意义不容低估,至少很好地为后世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殷海光先生对此的比喻是“美丽的朝霞”8,笔者深以为是。

 
过渡期与威权体制---袁,孙,梁的思考

 

    事实上,民国初年的政府危机并不只在于宪法制定的失误,以及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更为棘手的还有地方割据的形成,这一切所造成的便是唐先生书中说的“民国不如大清”(从社会稳定层面上看,可能的确如此,但笔者以为,如果能以短暂的混乱去培养长久的民主,以共和的稳定替换专制的稳定,那么也是值得的。由专制到民主可能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本文说的威权过渡,其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是在混乱的民主中以实践完善民主,时机已逝。)。中央权威的缺失,很快便引起国人的注意与反思,其中以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三人为代表。

    袁世凯虽然做了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但在本质上看,他仍是一个缺少现代政治思想的旧官僚。因此,当袁世凯目睹民初的政局混乱,以及自己权力的受人掣肘时,变想到修宪,集权,做一个可以传子的终身大总统。如果袁世凯满足于1914年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做一个共和国名义下独裁者的话(殷海光先生曾介绍华斯霍恩的观点,后者认为这种“伪民主”并不如“真独裁”利于民主的实现,笔者对此存有异议),那样即可在中国由专制到共和的社会转型期,建立起一个袁氏威权政府。笔者以为,那将有利于中国社会向民主过渡,民众生活在一个“共和天下”中却无民主权力可言,那样自然会激起民众的抗暴意识。今日台湾应当算一个极好的例子。千不该,万不该,袁世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了帝制。其实积极鼓吹帝制的杨度也只是将“君主制”作为一种过渡模式看待的,他将民初乱局,“归咎于辛亥革命实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国的稳定,结果连立宪制也没有了,而无视清王朝的解体过程,忘记了中国的传统,所以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杨度相信袁世凯是一位英主,能够像德国的威廉一世,日本的明治天皇那样,“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在杨度的主张中,他坚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凯的权威性,袁世凯为了子孙的安全,也一定会实施立宪民主制,并且能够建立丰功伟绩,解决清王朝崩溃造成的权威失落的问题。9且不论杨度的想法是否合于实际,总之诚如唐先生对此评论的那样,“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于是开企图在社会转型期内回归过去,那就是“在社会发展中做反动派”,只能够“触礁灭顶”。由此看来,袁世凯和杨度正确地分析了其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却用错了解决方案。

    唐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在袁世凯废弃《天坛宪法》。准备搞寡头政治时,评述道,“袁是个在朝的总统,其时他和在野的党魁孙中山搞绝对权力的想法,是在殊路同归,一个铜元的两面”。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孙文先生在民初政党政治尝试趋于崩溃时,他在想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

    孙文在宋教仁遇刺后,在1913年7月发动所谓“二次革命”,起兵讨袁,但很快归于失败,自己也被迫流亡日本。他在反思“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时,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10。国民党党员良莠不齐,纪律涣散,“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11。有鉴于此。孙文先生即在日本改造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在党章中赋予党魁绝对权力,并说明革命要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完成。其中“训政”即类似于笔者所言,过渡时期所需的威权体制。

    孙文认为,长期以来处在被压迫地位的中国人民,已经具有了个深蒂固的奴性,一旦翻身,也没有能力立刻去做国家的主人。如果革命之后,国家马上转入宪政阶段(如民初袁氏政府),那可能会造成“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位假民治之名,行专政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12的恶果。

    孙文训政思想的实现要依仗“党治”,也即“用强有力的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并运用政权训导民众,培育民主宪政基础,最终实现民主政治”13。他甚至主张效仿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以党代政的模式,将执政党置于国家政权之上,以此来重树国家权威,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为未来推进宪政做准备。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孙文所言训政中的“党治”,是以“党的主义”,而非“党的党员”来治国,因此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使违背孙文初衷的,与我们今日亦不相同。

    在袁的帝制主张,与孙的共和主张之间的是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仁公先生在1906年撰文指出,国民素质低下的中国,不仅不能实行共和国,即便是君主立宪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必须要用“开明专制”来过渡。笔者以为,此间梁氏所谓“开明专制”与本文所说威权体制尚有区别,是介于专制与威权间的一种模式,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类似。

    在梁启超提出上述观点后,立宪派为驳倒清廷国人素质低下,不能立即立宪的说辞,发表了大量言论,比如,很有进步性的提出,只有在开国会和立宪的实践中才能提高“国人程度”。梁启超受其影响,对于“开明专制”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但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提携程度低下的国民的思想”14,此说法正于本文论述的过渡时期的威权体制相一致。

     民国创立后,梁启超面对本文之前所举情形,或许更为坚定了其上述理念。虽然梁氏对开明专制的鼓吹已然减少,但从其为袁世凯所为做辩护这一点上看,他还是希望后者能够以开明专制来治理混乱的中国15。梁启超曾写下《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认为修正的选举法,便符合中国当时的时势要求,可以解决政局混乱和权力继承人的问题。在这部选举法中,大总统任期十年,由参政院议决,即可无限期连任,可以使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三名候补者,写在嘉禾金简上,藏在金匮石室中。现任大总统出缺,由大总统选举会在这三人中选举一人。前文已经论及,如果袁世凯满足于这部选举法,也就是像梁启超说的那样“开明专制”的话,也是适合中国国情,可为过渡的。可惜的是,袁世凯最终称帝,走到了社会发展的对立面。

    事实上,不止是袁,孙,梁这三颗耀眼的政坛明星,包括古德诺(他曾论述道,“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16,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逐步推进民主)在内的一些西方政治学专家,也都认为中国在由帝制----共和的进程中需要一个过渡期(袁或许只是认为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那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社会转型期中,一个国家确实需要威权体制来稳定政权(在共和实践中,自行推进民主进程失败的情形下),发展社会培养国民素质。其中这一点在当时已有成为社会公论的趋势,报刊中多有宣传,在此不做赘述。

 

结论与启示

 

     唐先生在《袁氏当国》中对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有着诸多精辟论述,他曾写道:“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决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指袁世凯)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可袁世凯“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唐先生说的对,袁世凯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都没有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国家体制,舍共和,就唯有帝制了,结果将自己葬送在历史的大潮之下。

    民主体制在民初或许确实不可以在中国迅速生根、发芽、结果,可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在帝制与民主间另辟蹊径,以为过渡?要知社会趋向民主的大势是决然无法逆转的。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失败了,造成了军阀混战,国家贫弱,于是转型之事一拖就是半个世纪,直到1978年。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若能抓住时机,民主将不再是梦。

    最后以唐先生的话作结,对于未来中国的民治形态,“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民初社会转型为后人留下的教训最重要的一点,笔者以为就是要由威权政府引导民众树立公民意识,并培育法治环境,以促成社会的民主转型。

注释:

1,汪朝光《南桔北枳》,《南方周末》,2008,10,26

2,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3,上书,第274页

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5年,第33页,转引自《袁氏当国》

5,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

6,陶鹤山《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创新中的扭曲与失败》,载《中华民国史新论(政治。中外关系。人物卷),陈谦平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

7,娄胜华《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载《中华民国史新论(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卷)》,陈红民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

8,张斌峰编《殷海光文集。政论篇》,《民主与自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9,朱宗震《当皇帝,还是当终身总统》,《南方周末》

10,《孙中山选集》(上),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转引自7文

11,同上,第97页

12,《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67页,转引自7文

13,娄胜华《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载《中华民国史新论(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卷)》,陈红民主编,三联书店,2003年

14,陈永森《告别臣民的尝试---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15,同上,第277页

16,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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