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读书笔记

[已注销]
2009-09-19 看过
想写书评但书放在办公室里了,全凭记忆来了,如果有记错的地方欢迎指出。

上发展研究的老师曾经给学生放过一段Skocpol的采访录像,其中谈到她那本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出版之后引起的巨大争议。“正统”的社会学家认为她研究的case太少变量太多,因而不科学(失去了太多的自由度);区域研究专家和历史学家则质疑她对于史料的解读能力。这其实很形象地说明了社会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所面临的两边都不讨好的困境。然而真正对于学问有追求的人都是喜欢到那种更容易被K的领域里去做研究的,所以这个领域虽然不像能够比较方便地堕落成批量生产的定量研究和能够比较方便地堕落成讲自己故事的定性研究那样吸引数量庞大的拥护者,但总是不断有聪明人飞蛾扑火地献身其中。所以咱们还是好好看看吧!

作为Skocpol的博士论文,这本书写得相当规整。导言里总结了此前分析革命的诸多理论框架,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错的没用的或者不够完整的。 Skocpol认为之前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意志论的倾向(voluntarism)。这些人往往夸大了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但革命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自然而然造就的。第二是没有考虑国际关系。革命虽然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但是往往是受外部因素影响的,这点不能忽视。第三是关于国家的理论。Skocpol认为国家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社会的工具,也不像另一些人认为的那样纯粹是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斗争的战场。恰恰相反,国家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各个社会阶层的结构,有着它自己的利益取向。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不是个问题,革命当然既有社会根源,也是人为创造的,偏重于结构论的解释和偏重于意志论的解释都有合理的地方。第二个问题讲得不错,但是这样的分析思路应该不是Skocpol首创,在Skocpol之前的Cardoso在写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的时候,就指出既要分析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关注这个国家国内的社会阶层结构,因为这两者往往是互动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三个问题倒是说得极有意思,细细想来这观点其实非常深入人心。好比我们平时经常会说“国家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国家完全被统治阶级(又是个讨厌的词,什么是统治阶级,到底有没有统治阶级,够讲上半天的)所俘获,我们就应该说“统治阶级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国家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斗争的结果,那就根本不存在“国家的能力”的问题,好比斗兽场里只有人关心人的能力和兽的能力,没人关心“斗兽场”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大概是协调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的能力了吧。)

全书比较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革命发生的原因(产生的结果我一时还没顾上看)。这三个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进程,但是 Skocpol告诉我们,它们的革命发生的背后,有着极其相像的机制。这个机制简要来说有三点,一是国家当时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二是国家内部一个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三是使得农民组织起来参与反叛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简言之,巨大的外部压力,比如军事战败,会迫使国家希望通过现代化改革从而获得更大的从社会调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改革的意图又注定会损害到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的反抗,因为在这样一个零和博弈的过程中,这个阶级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于是这个阶级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又因为他们在国家内部往往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的阻挠不仅仅使得任何改革的设想都不可能实现,反而全面破坏了国家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再加上适宜农民造反的社会环境,这三个国家想要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施行改革而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然后她就从三个国家里把和这些因素相关的东西都挑出来讲。俄国的例子有点特殊,因为俄国的上层阶级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而国家前番是成功地将改革推行下去的。Skocpol似乎是说这个改革只是一部分成功,而且俄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第一个因素把第二个因素给补偿了一点。很多人觉得俄国放在这里有点让人感到不爽。其实这还是方法的问题。如果说刻板印象的定量研究是从理论出发找问题找变量再找经验材料来证伪,刻板印象的质性研究是从经验材料出发找变量再做适当抽象上升为理论的话,Skocpol这种研究应该是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来来回回移动的。(巴比那本方法教科书上写的所谓归纳和演绎,应当受到批判。实际情况里没哪个人是按照他说的那种方式来做研究的。)Skocpol做的这种研究实际上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细节和抽象的理论叙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当然这平衡做得是不是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

继续说方法的问题。Skocpol这本书主要用的方法是method of agreement。简言之,就是挑出几个case,然后说虽然它们之间有那么那么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关键的几个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了,于是最后的结果就相同了。(三个因素导致了最后成功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当然其中也夹杂了method of difference。简言之,就是挑出几个case,然后说虽然它们之间有那么许多相同的地方,但就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有了差别,于是最后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她比较了中国和日本,说日本当时也面临国际压力,但是天皇就成功地推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两个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日本没有一个掌握土地的上层阶级,而在于这些人在中国显然比日本的那些人在政治上更要有影响力,所以即使日本那群人也拼命抵抗,最后改革还是成功了。当然这method of difference并不是很纯粹,因为Skocpol也注意到,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压力和中国是不能比的。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来讲,method of agreement要比method of difference更加有效力,但是世界不是为我们研究者准备的,哪那么容易就找到两个其他所有方面都想同,而只有某一方面不相同的case呢?况且,说其他方面都想同,这到底是真的都很相同的,还是你硬把它弄得相同了呢,还是你不知道有很多地方不同呢?所以method of difference其实需要排除很多可以替代的理论,而这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Skocpol这本书出版之后,包括她本人在内的很多社会学家都试图对于社会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做出一些规定性的解释,这些人似乎认为,有一件尤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释这种只有几个case的比较研究(small N analysis)和定量统计研究(large N analysis)之间的关系。去年读过Mahoney的很多文章,讲的都是这些问题,比如怎么解决失去过多自由度的问题;而KKV的书里也做了很多规定,比如你不能用dependent variable来挑case。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以定量研究的眼光来分析Skocpol的这本书的话,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case之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而法国、俄国和中国三个国家革命的发生当然不是独立事件,且是相互影响的。再比如定量研究要求independent variables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如果你把相关度很高的变量同时扔到回归模型里,就会夸大某一些变量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而Skocpol所用的三个变量不但不是相互独立的,而且之间有很大的关联,而且,这个关联正是她要强调的东西。其实我内心一直非常阴暗地认为,以定量统计的标准来要求历史比较研究,是一种自讨苦吃的行为。当然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们往往都是趋利避害的,于是,在这种巨大的阴影之下,人们往往会选择走捷径,或者做出“无历史”的历史比较研究来。

研究方法并不仅仅是收集数据的技术,同时也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观念。历史的方法和统计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南辕北辙的两种观念。前者强调具体的事情和细节,理论先行倒常常成为一宗罪过;而后者往往把不同的人和事都当成同质性的原子来看待。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常常发问卷问人们最近你是不是经常感到很高兴,答案是很高兴、有点高兴、一般、有点不高兴和很不高兴。至于每个人说高兴背后可能存在的两万种理由,以及对于同一种情绪不同的人可能会产生的两万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都是被研究者忽略的。简言之,你说你高兴,我就认为你高兴,并且,和另外两千个也回答我很高兴的人完全是一回事。这对于经常喜欢说你们说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或者你们说的这个在我们这里行不通的历史研究者来说,是很荒唐的事情。而历史比较研究既然被弄成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多少也得沾染上一点社会学家自讨苦吃的寻找recurring pattern的坏习惯,所以好些时候是要做出些让历史学家看不惯的事情来的。比如那批人在中国叫gentry,在法国叫另一个名字;在中国通过科举考试在国家做官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法国通过花钱买职位或者跟人家结婚来获得政治影响力。这两个虽然表现截然不同,但既然要比较,就对说它们其实是一回事了。这个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justify,其实是让所有研究者和评论者都感到很头疼的问题。

讲句玩笑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产生的最大的疑问,就是她到底在讲孙中山领导的那个革命呢,还是讲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那个革命?毕竟她的很多分析实在是太像后来Presenjit Duara那本Culture Power and State里面描述的国家试图将基层权力官僚化以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但不但没有做成反而让原先那些既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庇护当地百姓的 gentry统统没得活路,后来搞出一批只为自己谋利的brokerage,为共产党日后发家创造了极佳条件。而这些都是发生在民国的事情。清末政府确实也曾谋求改革,而这真的就是后来社会革命发生的原因吗?

还有,Sinem说这书写得有点tautological。因为她曾经看过一本比较土耳其和埃及的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的上层阶级,而没有农民参与反叛的社会条件。因为Skocpol定义社会革命的时候就说只有自下而上闹起来的那个才叫社会革命。而土耳其和埃及当时确实不算社会革命。所以,我们觉得可以这么说,造成革命的原因是外部的压力和内部不肯配合的上层阶级,而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环境是否允许农民反叛行为的产生,是影响革命的形态的因素。

写得乱七八糟,见谅。
34 有用
1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6条

查看全部6条回复·打开App

国家与社会革命的更多书评

推荐国家与社会革命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