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羞耻”的库切

刘十三
2009-09-17 看过
恕我直言,阅读《凶年纪事》是一件颇具挑战意味的事情。这本书有些怪异的三栏(有时是两栏)叙事方式,已经引得一片赞叹和质疑之声。库切自然不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突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要表达的思想难以在惯常的叙事方式中找到对应,一句话,不得已而为之。文本与观念的共时呈现,这不是什么真相,而是走向真相的路径。其实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里》和《论书籍审查制度》等作品中,已透露出库切对“复调”叙事的热衷。而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暗含着一个思辨的结构,人与人之间,角色与作者之间,甚至是读者也参与其中。
  三栏是障碍物,读者应“跨过”文体、风格甚至内容上的栏杆,俯瞰整个花园的风景。库切的本意绝非在叙事和印刷排版形式上的特立独行,他是希望人们能透过文本发现多种现实和现实反映的并置,C、安雅、C写的那些言论以及三者之间的复杂互文。
  
    羞耻的性线索
  
  不论花的种类和栽种方式如何变化,库切小说花园中的主题却是一以贯之的——“羞耻”,也可以称之为耻辱。他不遗余力地追寻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用理性摆脱宗教性“原罪”之后的精神之罪,即羞耻。正如《凶年纪事》中作家C引用狄摩西尼的名言:“奴隶怕痛,自由人最怕的是耻辱。”事实上,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直接结果就是他们具有了“羞耻感”,因为羞耻感,人超越动物成为人。库切(或书中的作家C),把自己的悲观主义说“乃是原罪信念的远亲,或许甚至可能是一奶同胞,因为它们都确信人类无法步入完美之境界”——天堂或伊甸园。启蒙运动后的人类曾天真地以为,在以理性超脱宗教之后,人能够获得绝对的个体精神自由。库切的写作提醒人们,事实并非如此,羞耻感和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形影不离,羞耻感的重新发现,即是现代人对被“理性”遮蔽的自我的重新发现。
  在对羞耻这一主题的呈现上,库切承继了欧洲小说家自古希腊、罗马神话以来的“性”线索,无论是直接命名为《耻》的那部小说,还是《等待野蛮人》中对所谓“先进民族”的批判,或者是《慢人》、《彼得堡的大师》,从“性”入手去揭示不同层面的羞耻,一直是他最惯用的手法。在《凶年纪事》中亦是如此,C的羞耻最直接来源是对秘书安雅的肉欲,而安雅的羞耻感在C的影响下萌发于对艾伦的观点和行动的不齿。
  库切的高明之处是,羞耻感不是性的终极目的,也不是爱情等什么玩意,而是对自我、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重新发现。这在《随札》部分《色欲人生》一篇中专有体现,C所谓的朋友朱拉凭借抓住“活生生的形象”而实现想象中的交媾,他将之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而C却作出结论“我们不能没有真实的性爱”。我愿意把它看做是对反思之后的行动的确认,我们不但要知道因何而耻,更要去消除内心之耻。

    羞耻的性张力

颇具意味的是,在库切营造叙事张力和文本内涵的最基本因素——“性”上,他大都采用一种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的对应关系。《等待野蛮人》里的行政长官与异族少女,《慢人》里残疾人和他的保姆,《耻》中的教授同女学生,《凶年纪事》里的作家C与秘书安雅等来自于这一结构。
  《慢人》讲述了一位单身老摄影师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之后的生活,这里面包含有死亡、尊严、爱情等一系列带着两面性的事物。究竟现代社会的人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感受到羞耻?他们怎么面对和他人怎么看待这种羞耻?库切在每本书中都用了无数的反问,但甚少给出答案。看看书中的那个老年人,他在遭遇一份突如其来的对家庭护士的爱情时变成了什么样:始终小心翼翼地试探感情的脆弱程度,又始终遮掩着自己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自我羞耻感遍布字里行间,左右着他的行动和言语。自此回溯,《等待野蛮人》中库切揭去了所谓现代文明的遮羞布,究竟谁才是野蛮人?判定野蛮的标准是看力量还是看什么?边疆地区的老行政长官以善良的名义——其实他以为自己是以文明的名义——拯救了一个野蛮人姑娘,而他自己很快被放到野蛮人一族中大加羞辱。或者说,在自诩为文明的人看来,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单个的野蛮人,有的只是野蛮民族。库切当然为此感到羞耻,正如他所言:“一直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的脸,只是我一直没注意它。”每个人都该如此盯着自己看一看。
  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耻》则是这一主题的最深刻、全面展示,它几乎涵盖了上面提到的所有内容:横向层面上的个人、种族、政治,纵向层面上的自我、尊严、死亡等等。而且它看起来更恬淡,更不动声色。
  《凶年纪事》无疑是对这一主题的强化,三个人物:老作家C(库切?)、女秘书安雅、安雅的丈夫艾伦。相比较《危言》中那些直抒己见的论文,我更看重另两栏的故事和《随札》。当《危言》中所讨论的大问题落到每个人——比如安雅、C和艾伦头上,这才是事实的尽头。在三栏叙事、思辨结构的内部,《凶年纪事》仍然是对人类“耻辱”的书写。“耻辱”可以说是C和安雅谈话的核心议题。
  安雅才是故事的重心所在,也是希望所在,她几乎穿越自己的肉体而直达灵魂,她购物、打扮、在异性面前扭动屁股,和艾伦有疯狂的性爱,但与此同时,她真正体会老作家C心中的绮念,并逐渐认同了他的观点。平凡而普通的安雅由“不关己不为耻”变成一个“知耻而且能理解耻”的人,她甚至在C死后帮助他把《俄罗斯套娃》和其他秘密物品扔进垃圾箱。俄罗斯的形象在《凶年纪事》中多次出现,但面貌差异极大——作为母亲一样的俄罗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代表着性的俄罗斯(俄罗斯套娃),二者在安雅身上找到了切合点——C既对她充满绮念,但又为此感到耻辱。库切把安雅作为希望之所寄,或者说在老年人与年轻女子这对隐喻性的关系中,他期望以年轻、充满活力的女性,来拯救老迈、日渐颓废的老男人。

   羞耻的担当

  库切如此大费周章,其目的自然不仅仅是重复他已写过多次的主题,在《凶年纪事》里主要的篇幅都给了C所做的三十几篇论文,这些充满挑战意味的文章和真正的故事、随札一起生成文本。库切没有将论辩的矛头抛向虚空,比如泛泛而谈地批评人类、现代工业、机械理性,而是对准某些现实人物,霍华德、小布什,文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
  “悲观的无政府主义的遁世主义”,这是C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的标签。如果说《危言》是库切的宣言,是针对普遍世界而发出了质问,那《随札》则可算作为安雅一类的普罗大众而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隐含的那些重大问题。《随札》中首篇《一个梦》所描述的情景,与安雅最后的话可谓互相印证,他梦想她做的,正是她想为他做的。而欧律狄刻的隐喻则明显指向安雅和C的奇怪关系,正如C所言,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死亡的孤独”,是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的根本困境。
  有的论者以为,库切是在用小说的形式包装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安全起见,而且能更具效力。事实上,C先生的言论确实可看做是库切思想的回声,他始终在关注在这个被权力和政治左右的世界究竟怎么了,普通人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他同情自杀性的人肉炸弹,提倡保护动物,反对强力政治。库切既将世界的不平和不公当成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又不断追问个体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猜想,其目的是希望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人性,让世人感同身受,以耻为耻。因为“耻辱不会被洗去。不会被冲刷掉。还是用它原来那股劲儿粘在那儿。”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说。”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不能不因此想起约翰•堂恩的诗: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的孤岛,
  人人都是泥土,
  欧洲大陆本土的一部分;
  如果泥土被海浪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少一点,
  一座海峡、一个朋友或一座庄园,
  如果遭到损毁,莫不如此。
  无论谁的死亡都使我不再完整,
  因为我与他们难解难分。
  千万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这才是核心所在,库切试图用《凶年纪事》把政治、人性和孤独的生存个体连接起来,他尝试回答普通人该如何面对现代“原罪”之耻的问题。《凶年纪事》的最后一篇《随札》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让C(库切)不止一次泪流满面,究其原因,C感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伊凡传达了“一个人的灵魂无法承载这世界的恐惧”。原来我们都如此恐惧,原来并非我一人恐惧。如果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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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 8.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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