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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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17 看过
本文引自09年9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没有情感的历史,很难真正有价值”
著名学者金冲及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日前出版,在接受CBN采访时,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
人物档案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著名学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继郭沫若、刘大年后第三位被俄罗斯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的中国学者。1951年,金冲及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后留校任教,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编,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北京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缯TD>
[ “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面对近一百年中华民族从“救国存亡”到“和平崛起”的曲折历史,历史学家们多以“专业史”、“微观史”的角度进行书写,鲜有从微观事件出发,经由对史实的梳理和对历史事件多个侧面及复杂演变过程的呈现,完成对“中华民族何以在百年间发生巨大转变”这一历史命题的追问与评价的全景式立体叙述。
  9月12日,著名学者金冲及集50余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得,以三年时间完成的4卷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下称《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全景式记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空白。《史纲》大量引用未公开过的高层会议记录、当事人日记、亲历者口述资料,揭秘新中国重大决策、政策的出台背景,以“以史代论”、“夹叙夹议”的笔法,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一直写到2000年,对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诸多重大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解读和评价。
  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金冲及,对自身所研究的中国近百年历史,有70余年时间与亲身经历相重叠,写来一气贯通、激情洋溢。围绕《史纲》的评论,非常敏感地指向“世纪意识”、“个人感情强烈”等方面。9月10日,金冲及接受了CBN等多家媒体的采访。金冲及毫不讳言《史纲》中所灌注的个人情感,“这些事都是你经历过来的,而你又比别人多做了一点研究,有感情就会自然地流露”,“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从个人感情来说,我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比伤痕文学写的强烈得多”
  CBN:这是一部时间上与你个人人生经历有所重叠的历史书,这当中必然会投射个人的切身体认与情感,如何把握历史写作与个人情感、态度倾向之间的关系?
  金冲及:一个人有没有人生的体会,对于理解过去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如果没有那个体会,光根据一些书本上面的记录,拿今天的环境、今天的状况去想象当时的事情,自由是很自由,但是往往离真实很远。
  这是一个“史”跟“论”的关系,感情和理智的问题,因为我是读历史出身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从年轻的时候受到的史学训练,就是首先掌握材料,要尽量透过那些零碎、分散的材料,来力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当时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恢复过来,当然也会尽可能地做一些说明,解析为什么它是这样发展的。
  读历史的人,要讲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每件事情要放在发展过程里来看,周围事物又是互相有联系的,都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这都是历史学的基本素养。
  首先努力地恢复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努力再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这样,这是历史学家主要做的工作。谈论历史,有感想有评论,有的人说写的事最好客观,什么评论也别发,我看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个问题上面,我花了比别的学者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我说了我的看法,这没什么不可以,你不信、不赞成也可以,我只是说自己的看法。
  至于讲写作时的感情因素,我想,任何人写他笔下的历史的时候,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谈的时候感情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因为司马迁爱恨分明,所以《史记》才写得那么好。西方希罗多德《历史》,写了对希腊的爱国主义精神、雅典的民族精神,才那么打动人。反而是那些冷冰冰地罗列一些事实、数据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乏味。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CBN:因为你的身份,大家对这本书可能爆的一些“猛料”非常期待。
  金冲及:这一点不要过分强调什么,我并没有特意要去用那些别人都没见过的档案之类,判断一部书有没有价值的标准,也并不是看作者爆了多少“猛料”。在这本书里,材料上我是有一些偏重,就是用了很多台湾的材料,像蒋介石日记、陈诚的回忆录、陈诚的书信集、黄郛的日记等等,我用这些材料,用别人都不怎么引用过的。
  CBN:有评论质疑,认为《史纲》中有为以往历史做辩护的倾向。
  金冲及:写历史,免不了会带着个人的感情,但有两点必须做到:第一点,不能因为有感情而歪曲、改变历史的真相;第二点,有感情也不是靠堆砌一大堆形容词来表达你的感情。这是作为历史学者的基本史德。
  我知道海外有些报纸,说到我是“官方学者”,他这样讲这个事情也很自然。第一条有感情但不能因此歪曲事实,我说“文化大革命”,讲到“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是在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北京工作,复旦大学的造反派到北京来,把我绑架走,直接拉上火车,弄到上海;后来被送回北京的时候,这边又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审查了四年,我在干校三年,跟家里人都没有见面,有时候劳动时都是有人押送着。所以我要从个人的感情来说,我要控诉的话,至少比那些伤痕文学写的那些要强烈得多,但现在写这段历史,还是要理性来看待。假如全凭个人感情来写,就成了个人控诉了。
  我谈的看法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大家可以再讨论。但我谈的,我相信是这样的,至于你不同意,也可以,我不指望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对了。
  立体叙述中国的百年转身
  CBN:这本书里也谈到一些政策出台的背景,比如统购统销,的确会给人一种为历史做辩护的感觉。
  金冲及:统购统销那里面专门讲了,当时考虑了八个方案。当时说实在的,工业化的发展以后,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粮食根本供应不过来。上海的杨西光曾跟我讲,1961、1962年的时候,最艰难时上海的存粮只有三天的了,城市里一旦断粮怎么办?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这种建设中的事情也不是说有现成经验,一开始都是好心,听说城市发展了,听说工业增加了,大家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能够供应的力量配不上了。
  我看现在电视里谈及那段历史,说那个时候是粮票、布票,买什么都是要票证,今天到商店里一看,什么都有,那么繁荣,看起来好像“忆苦思甜”似的,我很反感这个。事实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假如没有粮票、布票,你放开市场,自由定价,有钱的就买,那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虽说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在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
  CBN:书里写历史人物,并没有写他们那些特别个性鲜明的一面。比如有人讲,周恩来发起火来其实也脾气很大。
  金冲及:一般讲起来,周恩来的自我控制可以说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大家都知道,南宁会议上批周批得很厉害,第一次批得那么凶。邓颖超曾跟我讲,说周恩来从南宁会议回来以后,一句牢骚话都没和她讲过,还是忙他那些忙不完的事,后来听说是总理犯错误了,但究竟什么样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到了三中全会以后,李先念或是薄一波跟邓颖超讲了,她才知道这些事。周恩来并不是有脾气就会全部发出来的,发脾气的时候很少。
  CBN:在你看来,新中国的近30年和前30年有什么样的联系?因为今天我们谈论前30年,总是给人一种“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的感觉。
  金冲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后面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比如说,在1949年能不能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时候,我们什么机器也不会造,就连手表这种简单的东西,解放初期根本不会造。所以真正讲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跟国民经济体系,应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怎么对外开放?
  有的人也许是好心,为了要讲改革开放的成绩,拿前30年来作为反衬,以前怎么样,今天怎么样,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再过30年后,人们又会怎样说我们现在呢?王羲之《兰亭序》里有一句话,叫“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人看我们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如果对前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或很轻薄的态度,再过几十年,后人也可以把你一笔抹杀,把你看得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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