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要对话,不要“科索沃”  作者:黄振萍

做梦
2009-09-15 看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9-01 08:46:55   

    《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68.00元。

    自晚清西风东渐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的形式完成了由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变的近代化过程。之后,中西方学术的交流进程并不顺利,融合与碰撞交错,要使学术达到无古无今、无中无西的境界之路,似乎还很漫长。改变外在形式容易,要实现中西方学术的相互理解与对话却是难上加难,世纪之交的一场学术论争印证了这一点。

    这场学术讨论的焦点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在随后的3年内,有8篇文章对此书进行讨论,基本上是尖锐批评,甚至批评得体无完肤。所以北大李零教授形象地称之为“学术科索沃”。这次讨论当然不是如同科索沃轰炸那样一方彻底胜利,巫鸿发表了他的答词。抛开具体论争结果,这次论争所反映的意义确实很大,由此可窥见中西学术的现状及走向。可惜那次世纪末的讨论并未有太多中国学者参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语言的障碍,现在中文版的出版无疑会使论争缺席的一方发出更多声音,这是值得期待的。

    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抛弃了以往那种以媒材和艺术门类为基础的分类路径,不把美术史分割成若干封闭的单元,试图弥补三代铜器(以及玉器、陶器、漆器等器物)与汉代画像(以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为大宗)之间的断裂,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有迹可循。在具体着眼点上,巫鸿选择了从不同种类的礼器和礼制建筑的复杂历史关系中寻找中国古代美术的脉络,特别拈出“纪念碑性”一词作为统率全书的关键。巫鸿将“纪念碑性”视为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三个主要传统(宗庙和礼器、都城和宫殿、墓葬和随葬品)所具有的重要宗教和政治内涵里的核心精神,认为此三者在体现“纪念碑性”上有传承关系,这种传承体系伴随着中国物质文化发展中材料、工具的发展,也通过形制、装饰、铭文的发展最终汇成一个可被定义为“礼器”的宏大、完整的艺术传统。

    不过,巫鸿强调他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生造的中文词,因为这个词来自西方的传统。纪念碑(m onu-m ent)是古代西方艺术史的核心: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希腊的雅典卫城,从罗马的万神殿到中世纪教堂,这些体积庞大、集建筑、雕塑和绘画于一身的宗教性和纪念性建构,最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和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个传统在欧洲美术和知识系统中根深蒂固,大部分西方美术史家都难以想象其它不同的历史逻辑。所以,巫鸿还是遵循这个词的西方传统,认为“能够最直接、最迅速地引导读者反思古代艺术的本质,以及不同艺术传统间的共性和特性”,从而成为本书的主要基础。

    巫鸿选用的这个词无疑还是让人觉得不那么“中国化”,不那么能反映中国古代艺术的特殊形态和历史逻辑。这其实是中国学术自近代以来的普遍处境,而巫鸿所遭遇到的,正是中国学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尴尬处境和艰难突围。其实,巫鸿在书中的主要分析对象是礼器以及宗庙、都城、墓葬的礼仪性质,也许“礼教性”是个更符合巫鸿原意的词语,正如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礼教构成了中国的一般精神”,鲁迅等五四思想家对民族性的反思也都落脚于传统礼教,礼教所代表的社会生活秩序、礼教所彰显的对社会民众的象征性特点,已经包含了“纪念碑性”所代表的内涵。

    尽管巫鸿从西方中心立场出发采用了“纪念碑性”这个词,他还是遭到西方学者的强烈批评,尤其是形式主义美学家的批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贝格利否定青铜器装饰的宗教礼仪功能和象征性,也拒绝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形式演变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来源于奥地利形式主义美术史家亨利希·沃尔夫林的思想,认为美术史必须排除对形式以外因素的过多探索,否则就会失去这个学科的纯粹性和必要性,这种“无意义”理论提倡最力的是原哈佛大学美术史系教授罗樾,而贝格利正是罗樾的学生。

    西方学者有这种想法一点不奇怪,因为中西方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脉络,导致中西方考古学也有着不同的源流。中国的考古学,尤其是从商周以降,基本都是历史考古学,而美术史是历史,是在基本历史架构中研究物质性的(或者是带有视觉性遗存的物质性),所以它与考古学的基础是一致的。正如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说的,现代人不理解古人的思想和文字,是“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现代之深故也”。所以,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理解比如放置在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去理解,必须结合美术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进行跨学科解释,这恰恰构成了对西方形式主义美术史学派的重大逆反和挑战。

    王国维认为,学无中外,学无古今,学无新旧。的确,人类的思想智慧结晶应该没有那么多的藩篱和桎梏,“南海北海,心同理同”。由巫鸿著作引发的中西方学者的讨论,表明现今中西方学术的沟通和融合还处于非常不够的地步,双方更多地是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是从学理层面的互相吸收和借鉴,正如田晓菲的评论中所指出的,已发表文章中种种有意无意的“误读”,实际上反映了不同作者的自我文化认同。中文世界的学术原创力亟待提高,这样就能从自身的深厚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世界学术”的贡献也就越大,而西方学术则应抛弃偏见,这已经使他们往往把个别现象本质化,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从而妨碍了学术的进步,延缓了人类共同的“世界学术”的到来。

   ●延伸阅读

  《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下册),(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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