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之渡边和敢死队

邝言
2009-09-15 看过
有个学生对我说:你好像总是吸引一些怪人。我回答他:并不是这样,只不过他们在其他地方没有停留下来罢了。
一个人会在什么地方停留?我想,无论他高居庙堂,还是远赴江湖,无论是身处家园,还是流落他乡,他只能停留于自身的存在感之中。若欠缺了那份存在感,无论是金玉满堂,还是万千宠爱集一身,都逃不过孤独二字。
你说他是一个怪人,你这么说的时候,已经从人的世界里将他放逐。无论你此后的态度是排斥他,还是“同情”他,结果都是一样。
所谓存在感,乃是建立于对象之上的。你没有视他为“同类”,他也就无法与你为伍。

《挪威的森林》中有个几乎人人喜爱的人物,可是他连个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没有多少关系的绰号——敢死队。
我想,或许也只有在文学作品之中,我们才会感动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则未必):他如同别人怀揣宏大理想一样热爱画地图的事业,他生活规律无比,并且爱洁成癖,他无法同异性交流,他在男生宿舍挂运河的照片而非裸体女人像……无论哪一点,都足以令人将其视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异类”。我还想到,他幸好不是生存于某个宏大的时代,没有被当作一个异教徒而钉上火刑柱之虞。在如今的时代,在某种普遍的漠不相干的状态之中,他倒可获得某种自行其是的“自由”,他与常人不同的言行最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笑柄罢了。
我不知道被钉上火刑柱和获得漠不相干的“自由”,究竟何者更为幸福。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也并不难以理解。同时代的人在这方面有共通的感受,当一个人表达自我的时候,最令他绝望的或许并非饱受苛责,而是无人回应,固然没有人赞赏,却也没有人反对,一个声音发出来,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
我身边碰巧也有个与常人不同的“地理男”,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常常被打,甚至被打断骨头,他说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说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愤怒或埋怨,相反倒很平静,我感觉到那些经历令他至今仍心有余悸,但他显然没有将此归咎于人们的暴虐,在叙述中,我感到他早已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异类”的命运。这时候,或许有人会庆幸敢死队碰到的是渡边,渡边的态度是“只要我洁身自好,他便概不干涉”,因而看上去敢死队的集体生活情况要好得多,他每天很早起来跳操,声势惊天动地令渡边无法睡觉,连这“忍无可忍”的事情,渡边还是忍了,并且到后来竟可以一笑了之。
被同伴痛打,和被渡边这样容忍,究竟哪一个更幸福?这个问题也很奇怪不是吗?但是,我想说,纵然敢死队或许是几个世纪前遗留下来的硕果仅存的化石,但渡边却是所有精神和身体同样孱弱的当代人的写照。他并不比其他人更可敬一些,相反,他其实虚无得更为彻底——他连自身的存在感都无法获得,也无从捍卫。
当敢死队要求拿下裸体女人像时,渡边想的是:反正我也并非就很想贴裸体,于是没有异议。
当敢死队说他热爱画地图所以才来学地理,并问渡边是否也是如此时,渡边想的却是:他说的自是正理,但对自己来说,学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并没有什么意义。渡边这样的一个人,面对敢死队,他并不拥有使用暴力的勇气。我并不赞赏暴力,但更不欣赏“渡边主义”。
我很容易地想到,那些对我身边的地理男使用过暴力的年轻人们,多少以那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参与构建了地理男的人生,但渡边这样一个人,充其量只是他人生命中一个置身事外的路人,他足够清醒,但他的清醒毫无力量可言。
当然,幸好他还能去爱一个人,但很不幸的是,因为他缺乏力量,最终也无法改变他所爱的人的命运。他既不能如永泽一样公然奉行他“堕落而有魅力”的人生观,也不能如木月那样即便死后多年仍旧深深存在于他人的心底。在直子的来信中,渡边读到关于他人生的确切而悲哀的注释:

很多事情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女人在被你睡过之后,不是欢喜也不是恼怒,而是让你不要介意;如果一个对你如此重要的人,在同你交往之后说,无论发生了什么还是没有发生什么,都是一样的——这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么?而这种悲哀不仅仅属于渡边一个人,事实上,它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
也正因为如此,敢死队这样一个文学形象,就加倍地令我们感动。他为了画地图那样一个常人看来多少有些可笑的“理想”,毫不犹豫和怀疑,并奉献他卑微的一生。他真的很不幸吗?或者,我们真的有资格对之加以嘲笑吗?

当然,我在这里也并非要鼓吹敢死队的人生观。我只是觉得,许多当代人比他处境更为可悲,即便是许多身处“成功”之列的人们也概莫能外。
经常听到有人热心于“关爱残疾人”,也有人要“帮助少数民族”,以为那便是一种慈悲。殊不知,一个人为什么要受到如此的关爱?一个民族为何需要另一个民族的恩惠?倘若这种所谓的关爱中包含着既定的价值尺度,比方说以自身的优越度量他人的落后,那么,这种所谓的关爱所播下的,往往只是距离,甚至仇恨。
我并不“主流”的态度也常常被人误认作“另类”,并被冠以诸如“精英主义”、“小资”之类在我看来啼笑皆非的名称。那其实是很自然的,就像给地理男贴上“怪人”的标签一样,这个标签一贴,就意味着你再也不必去同他交往,不必再为之劳心,你已经将他放置好了,并且不再需要去理会。
“主流”只是“主流”的“主流”,而“另类”只是“主流”的“另类”。区分主流与另类的价值尺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一切人种下仿佛先天的“文化基因”,无论你赞赏还是反对,你都毫无二致地与他人共享。
我没有那样的“关爱”之心,所以当然谈不上“吸引”,这同慈善机构收容流浪人士或者小动物保护机构收容流浪猫狗完全是两码事。所谓的“怪人”,并不需要我“安置”,他们自有他们自身的存在。诚然在很多时候,尤其是交往的最初,我也同样无法理解那种存在,但是,我知道理解始终不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因为不理解而视其为“非我族类”,而无论你排斥还是“关爱”他们,都以视其为“非我族类”为前提。
我也并不像渡边那样“包容”,相反,我经常痛骂地理男,我骂他抛出一连串的概念却不知所云,骂他自甘成为一个无能的“好人”,不是将异性当作“小朋友”就是如洪水猛兽般避之不及,骂他埋头于书籍、盲目以此为尺度来度量他人,却不能展开哪怕是最简单的实践交往等等。我对他的要求很可能是错的,很可能这样的痛骂与曾经加诸到他身上的暴力在性质上并无二致,但我不是一个路人,更不是怪人收容所所长,所有的实践交往,都在彼此身上打下深深的印记,不是通过理智的理解,而是通过感性的“暴力”。他遇到了我这样一个人,就得接受我施与他的感性的影响,我强烈地要求他将我当作一个人而不是一本参考书来对待,我如此的要求,也即是要求自己将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因为作为一个实践交往的对象,他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许多的印记。
倘若有一天地理男离开我的生活,我的情形与渡边在敢死队消失之后的表现应该大抵类似。渡边在敢死队久久没有归来的时候,竟然开始代行敢死队的任务——打扫房间。他说他希望敢死队回来看到这一切,然后夸奖说:“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很干净嘛!”他还专门去那个屁事不管的宿舍管理员那里询问过敢死队的去向,明明知道希望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怎么说,这都让人感觉有些不像那个“典型”的渡边。但说到底,渡边也是人,无论他如何将许多事看得虚无,他仍旧会为情所困,仍旧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去而感到怀念。

说到怀念,我曾说过,到最后令人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些原本似乎不能理解的“怪癖”言行,例如当地理男不在时,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他反复同人握手的习惯。被“理解”而接受的事情,最终将泯于众人而被淡忘,而那些不能理解之事,反倒因此而长存于世间,令你将他从千人万人之中轻易地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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