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士托早已死

廖伟棠
2009-09-10 看过
胡士托早已死

廖伟棠

胡士托早已死,不用等到今天才宣布。1996年我看了1994年胡士托音乐会的纪录片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六十年代的老巫师
贴着九十年代的耳朵沉吟,三十年了!
耳朵是扭曲的,六十年代的种子
已被收买了,已长成整齐的防波林了。

六十年代的老巫师,为谁招魂?
为他自己,还是为了
九十年代更大的鼠群?
他们在胡士托出售六十年代——
两百美元一张,两美元一杯。

去年听说李安开拍和胡士托有关的电影的时候,心想这怎么可能?这一个巨大的神话在四十年来获得的附加值已经超越一个音乐节、甚至一场“运动”的所能赋予的,它的视觉张力在Martin Scorsese剪辑的胡士托纪录片已经达到最大限度,而四十年来不断重播(也被胡士托迷不断重看,比如我就看过五次),也已经固定了人们的胡士托想像,除非你是来颠覆这个想像的,但李安不像是一个喜欢正面颠覆的导演。
电影还没有上映,原著《Taking Woodstock》中文版已经由台湾出版。我浪费了一个上午看完这本“纪实小说”,把阅读前在“豆瓣”打的四颗星“推荐”改为三颗星“还行”,最后改为两颗星“较差”,之所以没有打一颗星,那是因为我还有残存的胡士托情结而已。从文学角度来说,这就是一本烂书,李安要根据一本这么烂的书来处理“胡士托”这么重大的一个题材,我只能想像他是为了反讽——也许这样真的能够颠覆胡士托神话,作为献给胡士托四十周年的一个最辛辣的礼物?
《Taking Woodstock》,中文版名字更糟糕,叫《胡士托风波》,我也从善意角度理解为对胡士托的反讽,胡士托是一场风波吗?对于置身音乐节幕后的以此图利的商人们(如作者Elliot Tiber)的确是惊心动魄的风波——无数细小事件都可能导致音乐节泡汤、见财化水,Elliot Tiber毫不讳言他的提心吊胆;对当时的美国政府、主流社会也是一场小风波,因为那貌似波澜壮阔的六十年代最后一个高潮,但风波总会迅速的过去的,如今我们用风波来形容胡士托就跟我们用风波形容我们二十年前的记忆一样,俯就了政府的逻辑、淡化了一场运动应该刻下的深远意义。
胡士托不是一场风波,而是一次实验、一次对四十万(保守估计)参与者的考验,当时的实验成功了,四十万人向保守的美国社会展现了和平与爱、以及一代人纯真之力;但是考验却失败了,这四十万人在1967年8月15-17日的三天三夜据说“改变了世界”,但然后呢?在随之而来枯燥的七十年代、腐烂的八十年代,这四十万人“早已脱下五颜六色的衣服、绞去长发,拎着公事包到矽谷和华尔街上班了,只偶尔带小孩去看Bob Dylan演唱会的时候套上一件Grateful Dead的棉衫表示不忘革命情感。”(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2003年出版的《乌兹塔克口述历史》的序里描述),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青春、也辜负了此后四十年我等作为神话听众的后辈对他们的期望,同样是六十年代末期,切·格瓦拉带着十七个人在玻利维亚山区为理想而战、而死亡,这被胡士托洗礼的四十万人今何在?如果他们真的像当初所说要改变这个世界的话,四十万人的力量多少会改变这世界一点吧?然而他们大多选择了跟这个当年不共戴天的主流社会同流合污。
快乐原则,这是胡士托、或者嬉皮运动为我们当今世界争取到的最大财富,快乐、爱能战胜一切,这是可以相信、也可以轻易地实行在自我身上的。但是一代人也正在这快乐原则上止步不前,正如他们的感官解放到了L.S.D.所提供的幻境便止步不前一样,迷幻药以及迷幻音乐给我们提供的感官解放只是最基本的一步,接着是要我们打开感官去感受世界的真实、去创造世界理应的模样、去对抗一切缺乏想象力的东西,而不只是麻醉、傻笑和做梦。
同样的道理可以推演到性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上去,追求快乐和自由固然是我们斗争的出发点,却不能只成为我们的终点。《Taking Woodstock》最鼓舞人心的一幕不是音乐节爆棚或者李安擅长的代际和解,而是胡士托之前的“石墙之乱”,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同志们意识到不能苟安于黑暗处的欲望,挺身而出追求阳光下的权利,如小说所述,Elliot Tiber也是对抗歧视同性恋者的执法者的同志斗士一员。可惜这样的斗争在《Taking Woodstock》中昙花一现,关于胡士托音乐节,Elliot Tiber津津乐道的是它怎样扭转了他的家族旅馆的困境、怎样给他带了了数不清的艳遇,至于在这过程中发生的自我同志身份认同、家庭的接纳等等情节,也许因为Elliot Tiber文笔之限,写得非常程式化,不比任何一部同志文学更为深刻或独特,更遑及《断背山》之低回悱恻、萧索悠长。
今天我们感激六十年代,不要只记得1969年这三天的快乐,也应记得1966年11月至1967年10月玻利维亚接近一年的磨难,也应记得1968年8月捷克的悲伤,也应记得1960年日本反安保运动的愤怒、1968年巴黎学生与工人们的愤怒……相比而言,胡士托是一个美丽的注脚,革命年代不能缺乏这注脚,否则就会演变成赤军、红色旅等腥风血雨的噩梦;但是如果把这短暂的美梦放大成六十年代的全部,那六十年代的力量将变得弱不禁风、迅速被尾随而来那肚满肠肥的八、九十年代所吞咽了。
我曾经把胡士托纪录片当成一部宣传片来看,现在我打算把《胡士托风波》当成一部纪录片来看,看是否真是他的“幽默”反而揭露了六十年代末肤浅和不堪的一面。如果说胡士托早已死,我很乐意在李安的电影里看看它色彩缤纷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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