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情妾意的剥削是令人满意的

然犀
2009-09-09 看过
题目是阅罢全书后的综合感想,不妨采取剥离稀释的方法来将提炼的感想发散开来,去解述本书。

“郎情妾意”的香艳是我故弄玄虚,只想借用来表达双方互动关系的主观认定和满意,以及对彼此所分担的权利义务的清晰而模糊的默契。“剥削”在此是个中性词,因为某些学说理论对某些现象的权威阐释已经让后继理解者只能戴着枷锁演绎,斯科特不无遗憾地将剥削的定义扩大化以稀释意识形态的阴影。“令人满意的”,这是相当主观的、个体化的衡量标准,建立在全面而细致地理解分析上,而“用理解去了解”正是作者用全书来倡导的。作者暗示我们,世界定性是客观的,定量却是主观的,别拿什么正义、什么平等、什么现代化去解放别人,每个人都有一杆秤,得失自知,即便是文盲的农民,他们有自己没有成文成说的道德规范和逻辑方式,理解是最大的尊重。

全书通过阐述东南亚农民的生存伦理以及衍生的道义观念,以殖民历史发展为明线,农民与精英阶层及政府的互动关系为暗线,解析农民在资本主义渐进时期的困局以及对策。

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它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个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单位。因此,以可靠稳定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各种选择的主要标准,而农业生产面临的各种自然灾害风险,使得农民周期性濒临生存边缘,安全、可靠性不置可否地优先于长远的利润。农民争取最低限度生存的斗争是在缺乏土地、资本和外部就业机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以小块土地维持家用的农民“自我剥削”,即极力压榨自身劳动力要素的潜力,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活动,则是剩余劳动力的唯一出路。满足家庭基本生存需要的极端重要性,常常迫使农民不得不付出比资本主义投资多得多的价钱去买地、租地,家庭规模越大,风险越大,“饥饿地租”也越高。

勉强生存的农民信奉“安全第一”为原则的生存经济学,使得“特殊价值往往被附加到生存和现状的维持上,而不是被附加到现状的变革和改善上。”这一原则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形成了一个防御圈:在圈内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计算。安全第一原则的关键假设是,为了生存的常规活动产生着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果不能,则冒险行为就会变得有意义,而大量的农民革新行为都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种为未知事物拼搏和农民常见的怀疑主义精神态度,其实具有同样的社会政治涵义。

反复无常的大自然和各种家庭变故使得农民常常陷入生存困境,勒紧裤腰带和临时手艺赚钱的“自救”是有局限的,而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社会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旦农民依赖亲属或保护人的力量,他就让渡了对方对自己的劳动和资源的索要权,“帮助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以便有朝一日需要时兑付。”援助机制有双重效用,在饥荒时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险,但也对农民的人力财力资源提出了索要,逼迫农民去满足这种盘剥。外部剥夺作为不可避免的生活内容,农民对它进行评价的关键因素,是看它增加还是减少了发生灾难的机会。在生存伦理有了社会表达方式的乡村内部,“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一原则,塑造了农民的日常行为的社会控制和互惠的模式。由于地方舆论的支持,非正式社会保障体现了公平合理的规范的生活模式,使一切人的生存权利和风险担子落到实处,成为农民对政府和地主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也只有满足了村民们的福利需要,富人的威望才能增长聚集一批追随者,使其社会地位合法化。

农民安全第一的伦理偏好在整个社会关系、经济结构、政治活动等重大领域都得到了反映。在社会分层上,地主对佃户附有的最低生存担保责任,使佃户愿意为经济安全而接受不公平;在社会关系上,“保障所有村民家庭得到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一原则,塑造了农民的日常行为的社会控制和互惠模式,而富人们只有顾及了村民们的福利,他们的社会地位才能合法化;在经济关系上,租佃关系实质上是互惠模式,满足最低限度的福利需要时佃户们评价“好地主”标准的中心内容。农民抱怨的不是实际存在的经济不平等,而是针对富人不仁的现象,“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富人太坏。”与国家关系上,国家税收的多少依存于农民生存需要的满足情况,否则逃税、避税甚至叛乱都可能出现。生存道德的逻辑和大多数东南亚农民的具体选择和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农民以此为道德依据,向所在社会提出了权利要求。精英阶层或国家如果侵害了作为基本需要的生存权利,便毫无公正可言了,因此精英阶层不得侵犯穷人的生存储备品,甚至为处于饥荒的臣民提供生计,是其绝对的道德义务。这种社会精神为农民评价精英阶层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公平的标准。

从传统社会到殖民社会,这一转变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收入的减少,而是旧有社会保险模式的衰落,农民完全面对世界经济的波动,不可能具有稳定的社会模式和生活预期。根据生存保障原则,殖民主义解决了一些问题,同时又创造了同样多的问题。它创造了输送网络和政治机制能够缓解局部灾荒,开垦更广袤的耕地,但也能以赋税形式从各地收集粮食,用大土地制消除农民原本可能提高的生活水平。殖民地的国家政权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使得农民的生存安全困境变得更加复杂:1、原本承担农业部分风险的地主现在收取固定费用,农民面对更大的农作物和市场风险,农民收入的变动性加剧;2、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道德规则仍然存在,但法律保护私有权,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使地主越来越不忌惮社会舆论,阶级关系恶化,道德规则的保护能力锐减;3、由于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农民以往的资源剧减,如不能再到山林中拾柴薪;4、国家机器不断增长的力量,使得农民越来越成为权责双方的牺牲者。不安全的贫困比仅仅贫困更加痛苦,更加具有爆炸性。

殖民地赋税的特色,与其说在于数额较高这一事实,毋宁说在于那些赋税的性质,以及强加于民众时令人不解的严酷。沉重的赋税都是固定费用,与农民的支付能力或生存需要无关。传统国家固然也税收固定,但在执行力上存在大量让农民逃税避税的可能性,而殖民地政府强大的暴力机器和严密的户籍管理,让纳税人几无藏身之处。赋税往往只升不会降,中央政府将支离破碎的地方风俗和程序统一起来形成更同质的整体,也使得对个体至为重要的细节被忽视。官僚化意味着职业行政官的出现,对下只有压榨没有义务和情感,对上则迎合,没有长远管理的视野。由于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屏障而与当地民众隔开的殖民地官员,生硬地照搬宗主国的管理制度,更加深了东南亚农民的痛苦。

经济萧条给予远在1930年之前即已被结构变化削弱的农民阶层以致命一击。然而20年代的出口激增蒙蔽了所有人,只要米价攀升,税款、债务、信贷、就业等压力都得到缓解,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安全阀的缺失,但随着经济萧条的侵袭,所有缓冲器都消失了。尽管农民处境十分艰难,但地主和政府仍然有两个原因横征暴敛。首先,地主们自身深陷经济危机泥潭,除非能收回款项,否则自取灭亡,而国家已丧失大部分的工商业税收;其次,殖民地政府拥有制度性与强制性手段,维护债权人和土地所有者的契约权利。于是,政府、地主(放债阶级)和农民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高官和乡绅为了各自利益侵吞原本是传统社会保险形式的公共土地,殖民地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一位高级驻扎官对两难境地的坦率解释:“或者让显贵们为所欲为,这样革命首领就会把应当显贵们承担的滥用权力的罪责推到我们身上;或者出面干涉,这样我们将会招致富裕人口的敌意,而他们是唯一在实际上有意维持秩序的集团。”

社会压力随着政府持续加深的重赋和自然灾害的反复不断累积加码,直至达到农民大规模起义的爆破点。由乡村精英组成的共·产·党对农民起义常常起关键作用,“这不是因为他们说服农民相信自己受到了剥削,而是因为在剥削条件下,他们提供了帮助农民行动起来的动力、援助和超地方组织。”消灭赋税和收税者似乎是起义的最初动机,随后常见的是夺取殷实人家的粮食分配给农民,其中表现出来的正直特征,再一次彰显了农民生存伦理的道德规范。随着饥荒的加重和军事镇压的继续,起义开始土崩瓦解,1931年夏天,殖民秩序重建,但如官方报告所言“宁静将成为恐惧的叹息,而不是和平的安详。”

为了论证互惠与生存的公正,斯科特强调了剥削的分析意义。剥削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一些个人、集团或阶级不公正、不合理地从其他个人、集团或阶级的劳动中得到好处,或者从牺牲其他人、集团或阶级的利益中得到好处。”被剥削者意味着剥削者的存在,双方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剥削作为一种劳动或利益的不公正的分配,不公正也意味着公正的存在。于是,确立以何为据判别公正或平等关系的标准,原则上就有可能通过判断任何特定的关系与这条标准的差距,来说明这种关系的剥削性如何。剥削是一种客观关系,可以区别较重剥削和较轻剥削的客观关系。

靠抽象公正概念推导的剥削概念无疑损害了分析的功用,剥离了和被剥削者的主观情感,对此,作者认为“行为者可能有自己的道义经济观······他的观点与理论不一致,不是他没有能力清楚地认识事物,而是由于他的价值标准问题······就这些标准植根于行为者的实际需要的程度而言,就它们排斥任何‘再教育’企图的程度而言,就它们继续为行为者解释境况的程度而言,真是这些价值标准而不是理论可靠地指导着他的情感和行为。”因此,“如果一种关于剥削的理论的分析性目标,是要解释有关被剥削者的知觉问题······那么,就不应该从抽象的规范标准出发,而应该从实际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出发。”

作者这种分析实质上是现象学分析,同纯演绎的剥削论相比,它为研究真实行为者的价值提供了较为切实可靠的导向,而行为者有自己的持久的道义经济,用以继续解释自己的遭遇。这类真实价值有助于深化和阐明甚至是有点抽象的公正理论的道德基础。

斯科特表述了四条潜在的公正标准:生活水平、仅次于最好的选择、互惠与平等交换、公正的价格与合理性。这里,作者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局,因为他不能用纯粹的定性的理论概念去简化衡量工作,但又由于他要遵守自我设定的“从实际行为者的价值标准出发”的原则,而他本人又无法体验和代表“实际行为者”发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一逻辑困境是斯科特无法超脱的,他只能全面考量,将所有可能性都摊开来说。

但分析工作还要继续下去,作者意识到以上四条标准存在着“物质第一”的思维定势,于是将目光投入对农民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原则的探究中,试图真正从主观意愿的范畴里挖掘稳固的判定标准,以摆脱客观标准令人殊为头疼的定量考虑。斯科特认为“互惠原则”和“生存权利”是农民传统的真正的道德要素。“互惠义务是一条典型的道德原则,它既适用于地位相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地位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农村阶级关系的诠释以“保护人——被保护人”的交际模式为基础,以解释阶级间的追随者和小集团的普遍性。“被保护者有强烈的意识,知道他们从这种关系中可以正当地期待得到什么,知道这种关系可能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如果期待得到满足,这种分层的模式就能得到道德的认可。这就是说,地位的差异本身并非不合理;保护者的道德地位取决于其行为同整个社区共同体的道德期待相符合的程度。”而权力差异的持久增长开辟了通往“保护”之路,那么,它也自然开辟了通往剥削之路。“因此,农村阶级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在被保护人看来,依赖关系基本上是合作的、合理的关系,还是剥削关系?”互惠原则可以将问题置换为“平等交换或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则可同剥削观念相联系。作者确信“民间的公正观念,确实具有理性的和现实的基础。”至于生存权利,则可借鉴之前的论述。

在稳定的土地制度背景下,精英和农民之间的权利关系可能产生具有内在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互惠规范——一整套互惠的权利义务标准。权力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必须维持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状态,其合理性依其对负责任的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定。对于农民的分层制度来说,应该确立起通行的互惠和公平回报的标准,弄清精英阶层和从属阶层各自的需要与资源。“农民对于侵犯自身权利所作出的反应的主要特征,是反应的道德性。”“他们拿起武器的目的,更经常的不是为了打倒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其道德义务。”农民安于生存,对公共事务、社会弊病有心无力,因为精英必须出现,作为政治行为者,把历史、政治意识和对社会道德结构的感知授予农民。“如此多的农民暴力······是恢复习惯上的阶级间关系的努力,可以恰当地表述为‘保卫家长式统治的暴力’。”

随后,作者以一贯的分析思路解述了东南亚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对农民带来的困境,以及对尝试的解决方案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思考。“通向后农业社会的保守的、相对和平的路线似乎需要具有某种经济增长率、一定的财力和一定形式的政府——所有这些因素由于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很欠缺因而显得特别突出。”解决问题的条件如此缺失,于是动乱仍然存在着。

斯科特只是试图在理解的基础上,将问题的内部构造清晰全面地摊开给人看,至于对症开药方的功夫,他倒是束手旁观,期待患者自医。这种态度和个人理念是十分契合的,提供足够的信息,旁人可以因人而宜地创造出无数个解决方案,越俎代庖,无疑又将造成新一期的懒惰和闭塞。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只要告知事实即可,判断则因每个人都是由切合自身理念和需要作出的,而实现效用最大化。

附上作者全书的最后一段,很好的总结:“在精英们创造的社会制度之下,遭受挫折或威胁的农民群体,特别是在文化层面上,可以培育自己顽强的与精英创造的社会秩序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一象征性的文化庇护,不单单是农民苦难生活中的一种安慰剂,也不单单是一种逃避。它代表了萌生中的另一个道德世界——一种持有异议的亚文化,一种基于生存经验真实的公正道德,它帮助其成员团结起来,结成社会团体和价值共同体。在这意义上,它是开端,也是结果。”

=============================

狗尾续貂再附上自己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吧。

1、一个稳健长久的政权和改革,是参与方都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各方的生存都得到保障,每一笔索要都与相应的责任吻合。精英阶层必不能借助主导权去为己谋利,因为其与民众的天平一旦失衡,精英阶层自身的惯性膨胀也会导致全体的溃烂。
(我是不是秩序主义者?在追求帕累托最优?保留意见。)

2、旧有阶级为什么抵制变革?是因为所得不抵所失。(挺屁话的一句)东南亚农民之所以敌视资本主义,而并不认为自己是被解放了,是因为在原本“受压迫不平等”的传统社会里有一系列长期发展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的生活的弹性更大,灵活性和稳定性更高,而现代社会消除了旧有保障体系的存在基础,却没有树立起新的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来。

3、斯科特以不变的“农民道义经济学”为分析维度,却以时间变迁为叙述维度,以不变应变,难免给人落伍之嫌,稍兼没有足够信心。观念在变人在变,东南亚的农民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熏陶了漫长的四五代人,难道他们一直保持着如此完美的对传统社会的依恋?资本主义的思维模式多少会渗透吧。

4、《译后感言》里提到波普金和斯科特的争论:资本主义市场究竟给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口带来了机会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篱,还是不道德的瓦解了传统社会,是富有强权者得以进一步强化对贫穷弱势者的盘剥?
我的想法是,不道德的瓦解了传统社会。因为变迁初始,资本主义没有提供足够的容量去接纳“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口”开始美好的新生活,它提供的新的生产方式却给富有强权者以更快更多的权力和机会,它巨大的穿透力辐射力使得弱势群体在长时间经受蜕变的痛苦。虽然发展后的资本主义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但事后诸葛亮们不能坐在现代空调房里吃西瓜,然后说我们老祖宗在撒哈拉沙漠进行午间散步是件愉快清凉的事吧?!
12 有用
3 没用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2条

查看全部2条回复·打开App 添加回应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更多书评

推荐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