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之后

沐风
2009-09-09 看过
阅读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北京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美的体验。这本书语言优美(英文版被普遍评价为“beautifully written”,中文翻译被“醉侠”孔庆东老师评价为“不仅达到了‘信达雅’,而且简直是一种汉语艺术的再创造,即使千年以后也不可能再青出于蓝”),虽获多项“非虚构类作品奖”[它问世当年(1999年)即获美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图书奖和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800年以来亚洲历史杰出图书),翌年获普利策非虚构类作品奖和班克罗夫特奖(美外交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奖)及美国图书馆学会著名图书奖]但确是比虚构类作品更精彩——正如马克.吐温所说,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有时毫无逻辑可言——它近乎完美地展现了一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
作者约翰.W.道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历史学会委员,是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等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或许,了解这个背景是重要的,即他的“贤内助”靖子是一位日本女士,意思是,不必提靖子在理解日本方面给了作者多少感性的或者学术上的帮助,这个事实至少给了读者一个“拥抱”的现实想象。关于“拥抱”,译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胡博女士,有细致的解读。
她认为,“拥抱”是这本书核心的概念,也是理解道尔学术思路的关键所在。“拥抱”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胳膊抱住对方,表示亲热;或者取其引申意,指欣然接受、高兴采纳。据她的统计,书中有14次提到了“拥抱”这个词,其中8次,显而易见可从拥抱的本意和引申义去理解,其余6次中,有5次是指拥抱民主,有1次是指拥抱革命。
道尔描述说,当二战这场“可怕的风暴”过后,日本进入了“一种奇怪的隔离状态”:它再次从世界舞台上隐退——不是自愿地,而是在胜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时也不是孤独的——像佩里进入之前的时代那样,而是被幽闭在了美国征服者那近乎肉欲的拥抱之中。而且,时隔不久就显现出,美国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这个黄种的、亚洲的、异教徒的日本,慵懒淡漠而又敏感脆弱,唤起了战胜者的一种在面对德国时不可想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传教士的激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它代表着一种异国情调的、格格不入的非白人、非西方、非基督徒的社会。对美国的改革者们而言,这场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近乎肉欲的兴奋快感,来自于使一个东方的敌人改变本性,将其转变成一个至少近似于他们可接受的、健康的、西化的国家,因为当纳粹主义仅被看作是成熟完备的“西方”社会的肿瘤之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却被看作是封建东方文明彻底腐朽的本质反映。
 “拥抱战败”这个书名据译者的观点有四层含义。第一,道尔认为战后的日本和日本人对胜利者采取欢迎和拥抱的态度。他认为这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一旦战败就欣然接受战败的事实。第二,战败后的日本从凶残的野蛮人转化为温顺的羔羊,这就导致美日关系之中,双方做假想式的男女关系的互动。第三,是指战败的日本热烈拥抱征服者所带来的所谓“天降的礼物”—民主、改革、非军事化等,这给日本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在这层含义上,其实拥抱战败就意味着拥抱解放,拥抱新生。第四,道尔绝不仅仅是指日本拥抱战败,而是说日美双方共同拥抱战败。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战败,这种战后的日本模式就难以得以理解。在这种模式下,日本天皇被免除了所有的战争责任,诞生了不可思议的天皇式民主,日本的官僚体系得以延续并变得更为强大。日本保守派政府对战争缺乏深刻反省,这也正是美国在占领期间极力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而留下的历史遗产。
本书内容,就是在以上主题下的详细展开。它包括六个部分——胜利者与失败者,超越绝望,革命,民主,罪行,和重建。每个部分又分成数量不等的章,共有17章,每章有若干小节,每节内容都紧扣小标题,因此从它的各个小标题中可以清楚地了解主要内容。它的叙述方式既是纵向的,又是横向的——从书首到书尾显然是按时间顺序(从天皇的“玉音放送”到美占领军政府的撤离:1945.8-1952.4),但是它的内容铺排却又无比详细。他试图“从内部”传达一些对于日本战败经验的认识,不仅仅是借助于聚焦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更有赖于关注这一进程中最难以捉摸的现象——“民众意识”。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还原社会各个阶层民众的声音获取一种认知,即: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到底意味着什么。最有特色的是他的方法——通过无数个案,至少部分地还原现实,因此书中充满了第一手材料,包括日记、书信、漫画、海报、电影、档案等等,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个案的方式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但在那个非一般的时代,民众的情感至少会比平常有更多的相似性和普遍性,因此这种“以偏概全”也就变得更为合理。
概括说来,日本普通民众在战败后处于前所未有的“虚脱”状态,因为他们终于从战时所宣传的“一亿玉碎”中解放出来了,并把盟军军队当成“解放军”来欢迎;他们真心相信、希望这是和平、民主的开端,这不只是因为他们从未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生存过,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将引领他们走向如美国似的强大富有——他们甚至还相信,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造出核弹——所以,在国家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包括新宪法起草征求民意、对战犯名单的揭露等,他们都表现出感人的热情。最有标志性的是,他们像迎接神一样迎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他们眼里他就是自由民主的化身——虽然此种表现,包括接受天皇的“巡幸”,已然表明他们并非“公民”而只是“臣民”。
麦克.阿瑟凭着自己特有的美国式的自命不凡和理想主义(作者在这点上对他的讽刺极具喜感),乐于接受他们的拥抱,为了“更方便地”管理这个国家,不致引起社会混乱,也因为语言不通等纯技术原因,利用原来的政府和保守派官僚,特别是天皇的威望,建立了一个“政府之上的政府”、一个“小美国”,获得了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这样的民主是独裁制的民主(自由的限度是不损害这个超级政府的利益),天皇制的民主(天皇的投降诏书实际上已经刺破了民众的天皇崇拜,但当在他和军部领导人之间成功地“钉入楔子”,也即日本人被说服认为“军国主义分子”不仅愚弄了他们,而且背弃了他们的圣主时,天皇就成了这个新生民主国家的核心。)
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和东条英机、重光葵、木户幸一等战时精英的甘当“盾牌”,天皇在日本侵略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被认真追究。他的被保留,是对日本战时领导人、保守派的最好庇护。因为以他的名义发动的战争,不需要他负一丁点儿甚至是道义上的责任,且被各种方式维护时,其他“共犯”的罪行是不可能被认真彻底地追究的。而日本的上层精英,在战后初期的表现却也乏善可陈。他们烧毁战时材料,倒卖军需物资,与黑市黑帮同伙同谋,镇压激进派的革命运动,置普通民众于水火而不管不顾。就像美国的选择性轰炸政策,曾经倾向于重新强化现存的财富等级秩序(至少在大城市)——譬如,首都的大片贫穷的民宅、小店铺以及工厂被摧毁了,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富人区住宅却被保留下来;没被破坏的,还有战争末期驻扎了大多数帝国军事机构的建筑——战后初期的日本仍然演绎着残酷的资本主义式的生存斗争,经受着饥饿与“笋式生活”的考验,以至于“交际花”、“专宠” 等依靠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而生活的悲惨女性成了人们眼中的传奇。
与“交际花”、“专宠”与叛逆女性相对应,战败的文化的关键词是“性”、“颓废”、“粕取文化”、“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抓住时代本质的是坂口安吾的《堕落论》(他宣布,“自战败以来,这个国家的面貌就是纯粹单一的堕落”,而在此之中,孕育着真实、真正的人性的回归);作为战后时代混乱与颓废的象征的太宰治“天赋极佳而又苦恼透顶”,是自我毁灭的典型,公开声称要在“爱与革命”的主张中寻找时代的哲学;在战时放弃了信仰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未能坚持立场、反抗国家权力而自责,组成了“悔恨共同体”,决意重新开始,将占领当局“配给的自由”变成对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自发的拥抱”。
道尔在书中频繁提到“马克思主义者”,这当然得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日本的影响。一个事实是,共产主义者是对战争最有原则的抵抗群体,这使得他们在战后具有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而他们的确也是当时对“民主”的认识有最独立见解的群体之一。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了“公式化”的)认为,没有明确的“自律的主体性”,就不可能期待个人与国家对立,保护民主的价值。道尔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有些难辨,但他认为“可爱的共产党”这个说法是“如此矛盾搭配的修辞”,对很多进步的文化人认为的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理论与“科学”的框架(封建主义的残余、资本主义的矛盾、虚伪的意识和统治阶级阴谋的观点)就能够深入洞察并且解释近期的灾难表示怀疑;他对日本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于组织工会和动员群众的抗议运动(而非议会等政治场合),并且有时要用向天皇请愿的方式,甚至对天皇的“巡幸”表现出欢迎或者迷醉的神态,深表不屑。但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等左派是最有批判性的知识群体,并且他们在战后的日本影响广泛,当他们因为批判而引起美国规划者们的惊诧甚至镇压时,作者表达了同情。
作者更为欣赏的是像田边元这样的独立思想者,尽管他带有民族主义,主张日本历史文化的独特,认为日本可以通过战败与忏悔的体验,或许能够向已经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胜国,展示通向健全世界的适宜的中间道路。田边将他所认为的新的社会理想的基础阐释为“民众以综合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兄弟性(友爱)相互结合”,他认为向世界展示克服美苏两国为代表的对立原理的具体原理,是“命运授予我国的历史使命”。当战胜国谴责日本是失败的文化和侵略的祸首国家时,田边承认日本的恶行与罪,但是否认这些罪恶为日本所独有,并且驳斥本国的传统文化毫无可采之处的观点。作者用“昂然”一词形容田边在他1946年的力作得出结论时的姿态:“显然我国不是唯一有必要忏悔的国家。其他国家也应当对自己的矛盾过失罪恶,进行正直而谦虚之忏悔。忏悔是世界历史中今日诸国国民之任务。”
对于我所最关心的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的意识问题,循着散落各处的线索,可以找到若干答案,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第一,日本普通民众本身“受害者”意识浓厚。他们认为自己是“愚蠢”地被战争领导人欺骗了——虽然“愚蠢”也是错,但他们的错更小一些;战死的士兵是他们更为可观可感的人物,因此相对于海外受难者对于他们只是抽象的数字而言,他们的父亲、兄弟、儿子更是牺牲者;当战胜国的军队把他们从高压下“解放”出来时,这种受害者意识就更显得突出了;何况,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混乱,人们的生存困难,活着已很不容易,而对于那些统治阶层来说,如何免除自己的战争责任是他们的主要考虑,遑论主动承担。第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美国“独占”了日本,这个事实给人造成的深刻印象是,美国是日本的主要战争对手,而原子弹是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这就导致了日本认为自己的“战败”的原因是科学技术落后,而“拥抱”美国的“自由民主”就成了实用主义的选择。更甚的是,“东京审判”也主要是美国主导下(它的工作语言只有英语和日语)的审判,主要是根据谁负有挑起“珍珠港”偷袭的责任来确定战犯名单(东条英机被设置成了侵略与败北最主要的标志),这样,东亚、东南亚国家等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就成了“影子战胜者”;而天皇的毫发无损也直接表明了该审判的政治性而非法律性,结果是,不仅战时领导人受惩罚者甚少,有些内阁成员甚至直接被任用在了战后的政府中,以至于该审判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伪善”。甚至罪名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难道一个扔了原子弹的国家有权审判他国的“反人道罪”吗?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消弭了日本人深重的悔罪意识。第三,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分裂,冷战的进行,提倡“自由民主”的占领军对自由限制的加强,再加上原殖民主义国家在东南亚、中东等地继续进行殖民主义战争,原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界线逐渐消解(1950年黑泽民导演的《罗生门》对“相对的真实”的深刻洗练的表达,就是诠释当时社会“混乱与虚无”的绝佳例证。),而“战败者”和“战胜者”的区分加强,他们或曾持有的自己如此不义的忏悔意识减少了,对“战争”的痛恨和渴望和平的情绪可能增加了,但对昔日的受害者的悔罪感确是逐渐消失。麦克.阿瑟的“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45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12岁的孩子”给了日本人响亮的一巴掌,将他们从理想主义的幻梦中惊醒,而朝鲜战争带给他们的“特需繁荣”给了他们经济地位的实质性的帮助,等等——所有这些都将他们带回了强权政治的现实——或许能帮助自己的只有自己?当东条英机这个当初最明确的战罪否定者被认为是“伟大的”时,他们或许意识到了曾经的战争也只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而今昔之世界并无不同?
书中道尔对美国占领的批判是苛刻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孙歌认为,道尔的这本书只完成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他要告诉美国人:1945年占领日本那件事我们做得实在非常缺少正义、缺少道德。也正因此,这本书1999年一出版就获得了大奖,如果它问世于1960年代,不太可能得奖。但是,我认为,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胜利者的正义观构成了历史本身的合理性基础,当代人能苛求当时的美国人未能“免俗”吗?
尽管如此,道尔的冷静批判的确酣畅淋漓,让人崇敬有加,虽然我曾努力寻找作者的倾向,但除了看到他对“自由民主”这个价值观的坚定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某种怀疑外,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让人无法接受的“倾向性”。事实上,我真心相信译者胡博在《译后记》中所说的,道尔所具有的真正的研究精神与学者的良知,是激励她完成译文的动力;她用了三年时间以与原作者同等的态度和努力对待译稿,以至于难以单纯从翻译的角度来衡量这项历时漫长的工作是否值得,因为它已经在她的学术生命中留下了轨迹,甚至隐约对她的学术人格发生了影响。也正因为有了两位如此的努力,中文读者才有了一个享受如此豪华的阅读飨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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