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学优不仕者,死!

方晓
2009-09-08 看过
子曰:“学而优则仕”,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但一般认为,隐士更具有道德优势,也更受人尊敬。

隐居不仕,有很多理由,有些是觉得隐居高人一等,比如许由、巢父,有些是前朝遗民,比如伯夷、叔齐,有些学庄周甘愿泥中,这些理由,在明初也不例外,但是明初文人不仕,相较其它时期,另有其特殊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诱惑不够,有明一朝,官员俸禄达到历史低点,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文的姚叔闰、王谔就属于此类;其二是恐惧太多,明初惩元季纵弛,法度极严,朱元璋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再加上滥杀功臣,牵连太广,做官容易出事,罕见善终,还是不做的好,后文的罗辅就属于此类。

政府对于隐士,一般采用征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隐士而言,拒绝一次就等于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称为“养望”,就政府而言,隐士不入仕,政府就有表现好才的机会,隐士入仕,那就再好不过,说明天下太平,天子英明,连不世出的隐士都出了山,好比献祥瑞的麒麟。所以汉高祖看到了商山四皓,就熄了换太子的念头。

然而也有例外,太公望诛华士,大约是第一宗个案,理由是这种人不交税,不纳粮,一点用也没有,居然还能出名,破坏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该杀!介子推是疑案,且搁下不论。嵇康亲于曹魏而不肯出仕,加之诽谤典午,自然该杀!

朱元璋的想法比较朴素,早期的办法是流氓式的威胁,衍圣公孔克坚不肯来朝,朱元璋通过他的儿子孔希学传话:“假称有病是不可以的”,孔克坚诚惶诚恐的兼程前往。衍圣公是孔子正宗后裔,历代极受尊重,也被吓成这样,何况其它人?秦裕伯受征称病不出,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海滨之民(当时秦裕伯隐居上海)喜好争斗,裕伯您是智谋之士,住在这儿,守节不做官,恐怕会后悔。”意下说我怕你带着这帮好斗之民起兵造反,你好自为之吧。秦裕伯涕泪横流,只好偕使者入朝。

也有比朱元璋更流氓的。洪武二年,朱元璋召集儒林编纂礼乐书,元朝遗老杨维桢谢辞:“哪有老妇行将就木,又再次治妆出嫁的呢?”次年又催,杨维桢说:“皇帝尽我所能,不勉强我所不能的话就可以,否则只有蹈海而死了。”比谁更流氓,朱元璋没奈何,只能答应,于是杨维桢安车抵京,留住一百一十天,编纂的叙例大略初定,就安车回山隐居。

后来江山渐渐稳固,发现重刑可以解决一切,治贪官如此,治隐士也如此,这一款罪状叫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出自《大诰》。寰中就是天下的意思,士夫就是士大夫,就是说“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罪”。

《大明律》是成文刑法,后来朱元璋亲自择取某些判例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就是《大诰》,先后颁布《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御制大诰武臣》四编,有人说《大诰》是法外施法,其实不正确,《大诰》本身是成文的判例法,是洪武后期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当时家有《大诰》,犯罪减一等,因此户户有《大诰》,后来《大义觉迷录》不过是官员人手一册,只有后来德国《我的奋斗》与中国红宝书似之。

案例一:福建沙县罗辅等十三人议论说:“现在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们各断手指,便没用了。”

案例二:江西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据称心怀故国,对朱明取得天下不满,各自截去左手大拇指,以示不仕。

案例三:苏州儒生姚叔闰、王谔,经荐举由吏部下文行取入京任职。据称嫌俸禄太薄,不愿入京,藏匿民间。

这些人断指自残,是不孝,捏词诽谤朝廷,是不臣,加之横行乡里、豪取强夺,称为“害民之源”,因此全部斩首示众,籍没家产,以儆效尤。

明太祖下结论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就不是君主教化的百姓,更违背儒教的真义,杀头抄家罪有应得。

这是一条斩草除根的好手段,读书人要么做生员,不许言事,要么做官,时时刻刻担惊受怕,总之没有知识分子流落民间,就不会有人闹事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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