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开的历史

枯木大师
2009-09-08 看过
我们的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史学质素,另立新朝的王侯将相,少不得匆忙忙修前代之史,聪明特达的学者文人,也常常喜孜孜记一下往昔之事,而且,这绝不是简单的载录事件以期实事求是,师法董狐,绍继春秋,其间免不了抑扬评骘。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些时间的遗尘、往者的辙迹,一旦化为文字,便有了充分的固定性,棺已盖矣,墓木拱矣,论已定矣,无能为也矣,每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了各种掀揭不掉的标签,要么高大全,要么低贱恶,翻案文章难做,局部的修订已然是不易得的成功。所以,简书着实可畏,扮演着决定死后何去何从的阎罗,把守着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的岔路口,且号令一出,往往便是终审判决。
而且,这些历史论断,绝不仅仅存在于冠冕堂皇的史书中,供学者考辨、读书人批阅。它们可以以种种形式,传递于闾阎街巷,流转于黄口台文,称诵于愚夫愚妇,见知于白发谁家翁媪。大字不识的人也有对历史的基本认识,知道秦始皇穷凶极恶、唐太宗从谏如流、汉高祖下流地痞,魏武帝狡诈奸猾,闲谈扯淡,可以从项羽乌江到萧何月下,从火烧连营到水淹七兵、从陈桥兵变到烛光斧影,娓娓道来,毫不含糊。热衷于考辨史实者可以含笑指出其中种种虚构诬枉之处,然而人物的贤愚奸恶,却难以断然推翻,总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史书的褒贬美刺,终于成为了民众的常识,历史人物的形象,也渐渐有了固定的想象。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写历史小说、拍历史剧,总有一定的难度。大家会拿自己脑中已有的印象去衡量,说,汉武帝何尝如此,明太祖岂是这样,丝毫不体谅作者的捏造虚构,改窜历史,其实不过是想增些曲折,多些噱头,费尽心思,逗尔一乐。还有一些好事较真者,必以真实为标准,将不得已的虚构斥为子虚乌有、不合事实,好处半点不提,只顾嘲谑有加。最后,能立得住脚的作品也就寥寥了。历史类作品的创作,便是在历史事实与民众想象的挤压之下腾挪,争得一点立锥之地,供作者言志抒情、添枝加叶。如若大开大合,全不顾这二者,少不得便要流失读者——当然,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有玄幻和穿越。
近日不学无术,读了点传奇杂剧。《梧桐雨》和《长生殿》,原是在一事上发挥,却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前者的主题,自从大家热衷于概括段落大意以来,便有争议,总的来说,不过是说它更重于写史,还是更重于写情。两种说法,皆不为无据,白朴的写法,确有其模糊性。就全剧关目来看,似当以写情为主,但不过四者一楔子的篇幅,他拉拉杂杂,生生写进了许多相传有据的事件,从玄宗免不了燕台之讥的夺子之妻,到《元曲选》中删去的那句杨安奸情,历历在目。他不欲对这些传闻剪裁遮掩,所以在前三折中,读者对玄宗玉环的印象,想也不会多有好感,一个不过是好色乱国之君,一个不过是以色倾国之女,终至大难,罪有应得。于是,最后一折的听雨,虽是一段整部《长生殿》都难得有的绝妙文字,接在前三折之后,总因了那个荒淫无度的唐明皇是主角,不那么凄绝美绝。
当然,白朴写作的时候,未必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兴亡之感、离合之情与评史鉴史之愿杂糅在一起,他有些无所适从。如果他意在写情,那么,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对历史的夹杂书写,将唤起观众脑中早有的那个道德评判,从而使李杨之间的感情变得超越伦常,尽属冤孽。这种写法,势必博取不了对这段感情的最大同情,大家熟知的那点常识,会使钗盟钿约变得引人发笑,会让幽明两隔后的睹物伤情,变得矫揉造作。
《长生殿》则聪明的多。洪昇虽对之前有关此事的作品表示不满,却也明确的意识到“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所以“情”自然是其着力摹写的对象,他所批评的末流所以堕落,不过是因为“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将写情跌落进恶俗烂套里而已,“情”本身并非质疑的对象。“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情具有了不可忽视乃至最根本最直截泉源的伦理意义,这种观念,对一向重性轻情的理学的反叛以及对时代思潮的折射,且不去论,至少我们知道,洪昇的创作,有其明确不移的目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
他说,“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然而乐极哀来,垂戒后世,意即寓焉”,长久以来对这句话,我有些疑惑不解,后来方知,这不过是打着经的名义,剥除了史的价值,为存“诗人忠厚之旨”,免不了牺牲了史家直书之义。对明明是历史真实的“史家秽语”,他略而不谈,只是将这些可做后车之鉴的前车之辙一概删削,他到底有些不那么心安理得。好在,“乐极哀来”的整体情调犹在,仍可“垂戒后世”,他总算还有些自我安慰的余地。
虽为秽语,但终究是历史,洪昇将之弃置,与其说是法诗人之忠厚,不如说是写情之必需。我国民众在历史中浸淫太久,在亡国覆家的结局面前,李、杨二人纵然情真意实,少不得也是个幽王褒姒,何况,在“史家秽语”的记载之中,这段感情有多深本身就值得怀疑。洪昇既以写情为务,少不得将这些推廓开去,“太真”一名的由来换了门面,玉环与安禄山也并无关联,祸国之由,尽数归之于“外有逆藩,内有奸相”,只不提上有愔主;《弹词》一出中李謩且有一番辩解,替皇帝老儿开脱。如此者夥。玉环之殒命马嵬,也一再说她是“为国捐躯”,本一个醋劲极重的弄宠女子,成了个临危一死的舍命巾帼。总之,千方百计,无非是为二人撇清,无非是为写情做铺衬与帮闲:只有二人无辜,其情之坚贞,方才值得怜悯,值得钦叹。
洪昇成功地摆脱了历史的羁绊,却堕入了另一段孽缘。在此之前,恰恰刚读完了《桃花扇》,总觉得孔尚任太重史,于情的风流旖旎,描写太过省俭,恐怕失却了传奇本色。所以,初读《长生殿》时,免不了觉得此作要胜出一筹。然而,情写得多,同样未免令人生厌,洪昇到底有些后劲不足,终究堕入了他所讥刺的子虚乌有,并且,相思成灾之后,写情的套路用尽,他也难以翻新,看得鲜活的曲辞,找不出多少了。到底不如《桃花扇》一气贯注的质实厚重。
在与历史的搏斗中,更为成功的是《汉宫秋》。当然,马致远面临的空间,比白朴洪昇等大的多,汉元帝虽不是圣明君主,至少没有败家亡国,他承担的历史谴责,远比唐玄宗少;王昭君经过一群落拓寒士的书写,形象从来正面,不会有人将之等同于檿弧箕服。所以,洪昇犹自小心翼翼地安排穿插,马致远却可以大手大脚的书写,第二折中,元帝对群臣的反复问责,最多使之成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无奈天子,非但使人不忍责其软弱,反而滋生爱怜许多。对于生性怯懦、不谙世事的小儿女,纵有些差错,谁又忍心再苛求什么?用可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一类的理由来为马嵬坡前的李三郎开脱,毕竟有些做作,然而这些手段,用在汉元帝这里,确是触处生春。何况,马致远早早安排下许多铺垫,即如第一折中,元帝便善戏谑兮,对昭君说“俺官职颇高如村社长,这宅院刚大似县官衙,谢天地,可怜穷女婿,再谁敢欺负俺丈人家”,于是后来自怨自艾不如“小家儿”,关节照应似一语成谶,自然而然,毫无牵和之迹,帝王的举动不得自专由,增人慨叹。于是,马致远笔下的汉元帝,痴痴缠缠,竟似一十七八岁、偶然做了些错事悔恨不迭又无计可施的孩子,令人痛惜;第二折之后,可以想见,三四折的抒情,将有怎样的排江倒海之势。
当然,大部分的历史作品是不用这么纠结的,它只要按着大家那些业已成型的印象写便是了,比如《三国演义》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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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殿 长生殿 8.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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