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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窓
2009-09-07 看过
《余嘉錫著作集•出版説明》:“余先生曾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排印了史部和子部未完稿十二卷。一九四九年以後,又繼續寫作,並最後修訂全稿,成二十四卷,於一九五八年十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37年未完稿排印後反響甚大,如岑仲勉《〈宣和博古圖〉撰人》(載《金石論叢》,中華書局,2004)一文引《辯證》中《博古圖》為王楚撰說,註明為《子•四》卷,此條今本在《子•五》卷;且岑氏此文撰於1939年,是可視作學界對此未完稿的響應。
中華書局1980年根據科學出版社版重新排版成四小冊,2007年收入《余嘉錫著作集》時於書後增加了筆畫和音序兩种索引,正文部分則為影印1980年鉛字版。目次分別為余嘉錫小像、《余嘉錫著作集出版説明》、《序錄》、二十四卷正文及索引。按科學出版社版刊於先生身後,當據先生生前手訂本整理,正是作者最後刪定的原本。從篇數來看,先生的手訂本較之前的未定稿,多出了之後整飭的260多篇,而未定稿已經刊行的部分似乎大體未改。如上文《宣和博古圖》條,在今本中仍然標為王楚撰(卷十四,頁803—805),且全篇未提及岑仲勉之文,與卷十六《元和姓纂》條對岑氏著作的重視程度對看,先生晚年的精力應當主要花在未定稿不載的260多篇,其他或僅作了文字上的處理。
中華書局版沿襲科學出版社版而非先生手訂稿,或許從整理古籍的標準來看頗有可議之處,然而《辯證》一書畢竟是民國學者的著述,幾乎無需校勘,且通觀全書體例也不若古籍那樣錯綜,是以這一安排亦可以接受。筆者曾爲此本前12卷編了引書索引,隨文校讀之下發現本書排版的一些錯誤,玆就所及,錄17條於左:
卷一《周易正義》條(頁12行14)小注“《七錄》”未加書名綫。
同卷《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條(頁34行15)“《宋書•州郡志》云‘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檢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卷三八《州郡四》(頁1187),作“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是《太康地志》乃《宋書》所引,非分作二條。
卷二《釋名》條(頁98行7)“《曉讀書齋雜錄》”,“錄”字未加書名綫。
同卷《說文繫傳考異》條(頁103行14)“《與宗文翁牘》”未加書名綫。
卷五《隆平集》條(頁263行15)小註“《翰院新書》”當作“《翰苑新書》”,按《翰苑新書》,《四庫提要》卷一三五著錄。
同卷《北狩行錄》條(頁294行7)“宋熊克《中興小歷》”當作“《中興小紀》”。
卷六《京口耆舊傳》條下引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稾》卷十二《京口耆舊傳撰人考》,頁345中有四處單引號當作雙引號。
同卷《孔氏實錄》條(頁352行4)“《永樂大典書目》殘本一冊”下小注“道光戊申長洲顧沅屬友人張應麐手錄,有錢天樹跋云豐山馬笏齋明經寄贈,蓋從錢本傳錄者”;又卷七《明一統志》條(頁404行11)則作“顧湘鈔本”,兩條均作余氏家藏本。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永樂大典資料輯刊》影印此鈔本,跋尾作“長洲顧沅湘洲氏”。此系余氏引文之省,未可責以整理者。
卷八《荊楚歲時記》條(頁446行2)“《歲華紀麗》”,“麗”字下未加書名綫。
同卷《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條(頁461行10)“《騎省文集》”未加書名綫。
同卷《昌平山水記》條(頁474行3)“紀昀《槐廳雜志》”,按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五種,中有“《槐西雜志》”,是“廳”或訛“西”。
卷九《直齋書錄解題》條(頁491行14)“陳壽祺”當乙作“陳祺壽”。
同卷《通鑑問疑》條(頁513行12)“陳師道《後村集》”當作“《後山集》”。
卷十《新語》條(頁528行10)小註“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漢興,天下惟有《易》卜,至文帝時……考之《漢書楚元王傳》,交與……卒業。’又《儒林傳》云:‘漢興……與趙則董仲舒。’”按劉歆《書》中無此文,且劉歆不當見《漢書》中自己的本傳。此條乃撮其大意,此引號或當植於“《漢書楚元王傳》”下。
同卷《新序》條(頁556行11)“王引文《經義述聞》”當作“王引之”。
同卷《中說》條(頁573—574)引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一條未加下引號,或當在頁574行13“文廷式”之上。
卷十二《銀海精微》條(頁667行15)“丁丙《善本書志》”未加書名綫。
可以看到這幾條基本為標點、專名的脫訛,或是此書翻版時的不慎。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説,我們也看到,雖然《辯證》為現代學者著作,可由於50年來整理學術著作規範的變化,此書亦需要重新整理。或許正是有鑒于此,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重新整理出版了《辯證》。此本兩大冊,首載陳尚君先生《前言》(此文又載氏《漢唐文學與文獻論考》,上海古籍,2008年版,題作《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辯證〉述評》,較前言刪去其最後一節),後則與中華書局版目次相同,唯缺余嘉錫像及索引。
據陳尚君先生《前言》,此本乃直接根據余嘉錫先生家人授權的先生手訂本整理,當較中華書局本更爲精善。筆者曾於上海圖書館假得此本,當時未加詳勘,只檢視了上述中華書局版17條訛誤的前兩條,《周易正義》條書名綫不誤而《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條引《宋書•州郡志》的引號標點則與中華書局本同誤,或因余先生手訂本的原稿中引號安排即如此 。竊以爲在點校《辯證》這樣的現代學術著作時,除了盡量以作者手訂的手稿作爲整理底本之外,還應當復核引書原文,引文與原文不同處則酌情迳改或出校記。而這也為今後對《辯證》一書文本本生的訂補工作提出了一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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