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书一起回忆——牛虻
《牛虻》
长篇小说。作者：【爱尔兰】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李俍民译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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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牛虻》，是因为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牛虻。自从上初中时读了《牛虻》，牛虻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在我成长的那个崇拜高、大、全式英雄的时代，牛虻这个冷峻、机智、勇敢、无畏，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跛腿的另类英雄撞进正处在青春期的女中学生心里，犹如巨石投进了貌似沉静的湖水中，那种反差，那种激荡，足以使情窦初开的少女迷恋上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牛虻。起码，我当时的几位“闺中好友”和我是一样的状态。我们无从解释地痴迷于他那有着太多缺陷的形象，但更痴迷于他那特立独行、超凡脱俗的个性，他那岩浆般看似冷漠实则包蕴着火一样炙热的语言，那如昆虫牛虻刺螯时“一针见血”般的尖刻、匕首的刃一样锋利的讽刺文章，那矢志不移的革命信念，那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很久很久，我有时恨自己没有生活在牛虻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有时仿佛就看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岁月……我的牛虻情结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前一段时间，我开始重读《牛虻》。穿过长长的时间隧道，我重会牛虻，应该说还是很平静的，毕竟人到中年，青春期的痴迷与想象早已随风而去。牛虻，只是一部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只是我读过的众多小说中的喜欢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只是牛虻出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出现在一个极端的红色革命年代。那时，“情爱”成为汉语言的禁词，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水火不相融的。
初读《牛虻》时，正是文革末期，文艺界这个被“左手”旋得紧紧的密封筒终于裂开了一条逢，新鲜空气开始流通——陆续上映了一些由一些“靠边站”好些年的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制作的故事片，如《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春苗》、《第二个春天》、《决裂》、《青松岭》、《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这些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制作精良的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八个样板戏意外的天地，看到了李玉和、郭建光等样板戏以外的更富生活化的英雄人物萧长春、春苗等。但这些文革故事片还是“红”得没法说，不仅男女主人公满脑子革命工作、阶级斗争，而且反面人物也基本是不食人间烟火，倒是中间人物（或者说是落后分子）由于儿女情长、家庭观念太重，为了一己私利常被坏人利用，上当受骗，不自觉地成为阶级敌人的帮凶，使得银幕上会出现一些温情的镜头。印象最深的是《火红的年代》的男主角（老演员于洋饰）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我们当时就议论：他的妻子儿女哪儿去了？他这个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吗？《春苗》里的女赤脚医生春苗（李秀明饰），齐耳的短发，大大的眼睛，健康、漂亮，看上去也有二十多岁了，我们就想：她就不谈恋爱吗？实在为这个当年最美的春苗惋惜。
电影如此，小说也一样。除了浩然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当时，各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一些当时畅销、今天看来也还是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等 ，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个个犹如穿着厚厚的铠甲，刀枪不入，只有阶级兄弟、阶级姐妹情，对于男女“情”呀、“爱”呀，作家的笔唯恐躲之不及。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所有的文艺作品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干革命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更不能谈情说爱。
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里长大的少男少女，对这些“革命偶像”充满了敬仰之情，他们太高大了，我们须仰视；他们太完美了，我们差得太远。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学习榜样。什么是“榜样”？榜样就意味着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一种标准。在这样的“高压教育”下，那些有缺点、有“毛病”的英雄才更让我们觉得好接近，感觉亲切、不紧张。所以，牛虻这个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外国青年，才对我们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牛虻对于我们，不是榜样，是我们深深喜爱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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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这本书是作者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它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重读《牛虻》的那几天，我如补课似的查寻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资料，对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十分敬佩。她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浓厚色彩的人，在她身上，既有女性的细腻、柔情，又有女侠的豪气、正直。她用笔蘸着自己的心和情写了《牛虻》，给了牛虻生命与灵魂，并使之不朽。埃塞尔一生命运多舛，在她富有传奇的经历中，其中的一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浮想联翩：
1882年，埃塞尔继承了一笔遗产，前往德国学习钢琴。但不幸却降临在她头上：毕业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手指痉挛，不得不忍痛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理想。她非常沮丧，决定用支付学费后余下的钱做路费，游历欧洲。她的足迹遍布德国、波兰、瑞士，并在巴黎居住了一年。参观卢浮宫时，一位无名画家于16世纪创作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了她。画中的意大利小伙，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凝望这位与自己不同时代的青年，埃塞尔心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他曾经历过痛彻心扉的磨难。突然间，埃塞尔觉得自己的失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她的心情豁然开朗，三天两头地前往卢浮宫，只为与画中的青年进行目光的交流。离开巴黎时，埃塞尔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
我想，埃塞尔让那位黑衣黑帽的意大利小伙子走下画布，成为“牛虻”时， 一定想不到牛虻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而了解《牛虻》、理解牛虻，就需要对牛虻生活的年代、对他为之而抛洒热血的意大利有一些了解：
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核心，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可以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自从中世纪以后，这个国家就长期陷入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的状况。从16世纪起，先后入侵意大利的有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经历了无数次的武装斗争，同时这也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意大利因此退出了光辉的世界政治舞台。意大利人民把反对外族入侵、保证民族的独立作为首要任务。强大的拿破仑在征服了亚平宁半岛后，曾将整个意大利置于同一政权之下，然而当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会议后，意大利被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这就使意大利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四分五裂状态，除西北部的撒丁王国和中间的教皇国维持独立外（撒丁王国王室来自意大利本土），其他地方均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奥地利的统治。当时的情况是奥地利直接占据有意大利北方最富庶的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又间接控制着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坎尼和罗马涅地区，南部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控制的两西西里王国，中部罗马地区由法国占领军控制。所以说意大利的统一是和民族独立分不开的，奥地利是意大利完成统一的最大障碍。
1810年，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起来，即“烧炭党”。这个组织是为了驱赶当时的侵略者法国，解放意大利、推翻封建暴君专制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也是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从1812年开始的之后两年不断发展壮大，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范围遍及意大利全境而且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意大利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人士也都加入进来了）。组织了几次武装起义，最后配合欧洲的反法联盟一同作战终于把法国人赶走了。拿破仑政权是结束了，但意大利领土又被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之后十几年“烧炭党”成员仍然不断地起来反抗，但最后起义都被奥地利军残暴地镇压了。 虽然“烧炭党”最后失败了，但意大利人的斗争没有停止，受到法国“七月革命”的鼓舞，1831年，起义失败后被放逐到法国的“烧炭党”人马志尼在法国马赛创建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又一组织“青年意大利党”。该组织的目的是推翻奥地利的封建统治，把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主张通过革命建立统一的共和国。1833年，“青年意大利党”在热那亚起义之后逐渐取代了“烧炭党”，在意大利民族统一、解放运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年意大利最著名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同年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海军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南美洲避难。在南美的几年时间里，加里波第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他日后重返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848年1月，“青年意大利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首先爆发起义，拉开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1849年2月在伦巴底的起义，建立了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7月，罗马共和国被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西西里王国联军颠覆。意大利人又一次失败了。
1859年，意大利、法国对奥战争爆发。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教皇领地人民起义并取得胜利，执政的自由派同意加入撒丁王国。1860年，加里波第率领千人团解放了那不勒斯。同时，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也向意大利南部进军。同年10～11月，通过投票将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1861年，第一届全意大利议会召开，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伊曼纽尔为国王。1866年普奥战争后，意大利收复了威尼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意大利收复罗马。同年，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力，退居梵蒂冈。至此，从中世纪开始就被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在这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中，我们能否看到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放中度过，青年时代便发誓只穿黑衣，以哀悼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意大利烧炭党人朱泽培•马志尼？能否看到埃塞尔心仪的那位黑衣黑帽的意大利小伙？能否看到目光忧郁、面容冷峻的牛虻？是的，我看到了。重读《牛虻》的那段日子里，我觉得我真的是和牛虻重逢了。不变的文字，永恒的人物，唯有那发黄的纸张述说着这本书从出版到被译成中文的过程。回望走过的路，从十五六岁初读《牛虻》到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看牛虻，已没有了当年的痴迷，但对他的“爱”就像他对生身父亲——红衣主教蒙太尼里以及青梅竹马女友琼玛那别样的、刻骨铭心的爱一样，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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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全书28万字，分三卷。第一卷与第二、三卷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第一卷中的牛虻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不大像三十年代英国中等阶级的年轻人，倒像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从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过分鲜明。”活脱脱一位美少年。作者一开始就像我们展示了少年亚瑟和比萨神学院院长蒙太尼里神甫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亚瑟很单纯，他爱戴、崇敬神父，甘心情愿把学习中的疑惑、生活中的遭遇，自己的不幸、烦恼，失去母亲后的孤独、伤痛通通向神父倾诉。在神父身边他须仰视，他觉得自己太渺小太自私了。蒙太尼里对亚瑟已超出了神父对信徒的责任与情感，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为什么细致入微地关心亚瑟、为什么“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为什么亚瑟伤心地述说失去母亲的痛苦时他心痛难抑，他庄严、矜持的外表下，是一颗天然的、血浓于水的父爱之心。
在这冬阳般爱的包裹中，亚瑟酣睡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寒风刮起来了，暴雨、冰雹紧随而至：蒙太尼里到亚平宁山区升任主教后，接替他的“间谍神父”卡尔狄一步步套出了跪在十字架前作忏悔的亚瑟关于青年意大利党组织一次行动的秘密，使得一些同志包括他自己被捕。当他被释放回到家中，那自私、狭隘、虚伪，生怕受牵连的名义上的兄嫂无情地告诉他私生子身份时，亚瑟在最初的惊愕后，“突然将头往背后一仰，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一阵接着一阵的狂笑，笑得那么响，那么厉害”，“他就只是笑，笑，无止境的笑”，在狂笑中，亚瑟在向过去的、滑稽的自己作最后的告别，他已经不是那个纯净、透明的大学生亚瑟了。“疯狂的笑从亚瑟的嘴唇上消失了。他从桌上抓起了那柄铁锤，奋身向那耶稣蒙难像扑过去”，“神像的碎片在他脚跟前散满一地”，随着神像的破碎，亚瑟更是砸碎了过去的、对上帝无限崇仰的自己。他佯装溺水而亡，只留下一张短短的、直插神父蒙太尼里心窝的纸条：“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生父神父”和“间谍神父”的双重欺骗让他砸碎了神像，更是砸碎了心中的上帝，亚瑟对自己毫不手软，将自己“烧”了个彻底。犹如凤凰涅槃，十三年后，也就是书的第二、三卷中，亚瑟成为范里斯•列瓦雷士，同志们称他为“牛虻”。
无疑，当我们再看到昔日的亚瑟今日的牛虻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位无神论者、坚定的革命者了。他冷峻的外表、尖刻的语言、辛辣的文章，哪里能找到亚瑟的一点点影子？然而纵使他脱胎换骨，不变的是他的一颗依旧滚烫而敏感的心，只是用一种看似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更有着不同凡响的震撼力量。
重读《牛虻》，我重新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牛虻，被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依然 “爱心”不变而深深感动。他对街头受伤的流浪儿童的细致入微的照顾，特别是他对蒙太尼里、对琼玛的感情，使得牛虻这个铮铮硬汉显露出温情的一面，让人感到亲近，他的那些乖戾言行也才更让人理解。血浓于水，他不爱上帝但他爱红衣主教蒙太尼里，在同志们面前，一提起这个大主教，他的口气是懒洋洋、漫不经心，态度是冷酷、蔑视，可有谁注意到一有人提起蒙太尼里牛虻瞬间就口吃得厉害，看到蒙太尼里特别是近在咫尺时牛虻就无法自抑地战栗，他浑身发抖，他身边的人包括蒙太尼里误以为他生病了；在琼玛面前，他一会儿像个绅士，彬彬有礼，很有分寸，一会儿又表现得玩世不恭，若即若离，话里藏话，使原本就陷在13年前的痛苦与自责中难以自拔的琼玛常常回到过去，现实与幻觉交替折磨着她。然而当他们一起工作、战斗时，又是那样的默契，甚至一些政治见解是那样的一致，有一种无形力量，拽着他俩越走越近。牛虻时不时地流露出的对琼玛的依恋，使琼玛认识到了一个正常的、有着丰富情感的牛虻，而不像一些同志对牛虻的言行不理解，甚至不认可。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是牛虻被捕后与蒙太尼里相认，牛虻就义时的描写，以及蒙太尼里目睹亲生儿子倒在血泊中的第二天，他在盛大的迎圣体节（星期四）上“漫长、沉痛的哀号”，他的失常和死亡。这时的蒙太尼里已经不是什么大主教，而是一个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的痛苦无比的父亲，“今天是纪念那为拯救你们而遭杀戮的受难者的圣体和鲜血的节日；纪念那涤除世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纪念那为你们的罪孽而死的上帝的爱子……但是，告诉我，你们之中有谁想起过另一种苦难——那让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父的苦难吗？当圣父从天堂的神座上向下俯视着加尔佛莱的时候，你们之中有谁想起过他的悲痛吗？”“罪就是这样赎的。他为你们而死了，黑暗把他吞食了；他死了，永远不能复活了；他死了，我没有儿子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仪式临近结束时，蒙太尼里站在祭坛上，面对着黑压压一片无比虔诚地仰望着他的信徒们说了长长的一段话，真可谓字字泪、句句血，每读至此，我都感觉心被剧烈地撕扯，泪水止不住地淌。此时，蒙太尼里已不是什么红衣大主教，他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挚爱自己儿子的父亲，儿子英勇而惨烈的死，彻底摧垮了他的“神”，他的灵魂、他的肉体无法阻挡地随着他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我的孩子”“我那心肝宝贝”“我那心爱的儿子”喊声彻底崩溃。
小说的结尾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是牛虻再一次的“凤凰涅槃”前的宣言，感人肺腑，振聋发聩，这就是牛虻就义前写给琼玛的一封信，其中有的句段真可谓牛虻及以他为代表的19世纪意大利革命者的完美的写照：“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说到明天早晨的事，我希望你和玛梯尼都要明白了解，我是非常快乐的，满意的，觉得不能向命运之神要求更好的结局了。……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你们就要看到伟大的成就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还有信的末尾的替代签名的一首小诗：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
是的，牛虻就是一只快乐的飞虻，他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岁月，一百多年来，他在深深喜欢他的读者心中，依然那么冷峻、睿智、洒脱……
长篇小说。作者：【爱尔兰】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李俍民译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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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牛虻》，是因为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牛虻。自从上初中时读了《牛虻》，牛虻就刻在我的心里了。在我成长的那个崇拜高、大、全式英雄的时代，牛虻这个冷峻、机智、勇敢、无畏，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跛腿的另类英雄撞进正处在青春期的女中学生心里，犹如巨石投进了貌似沉静的湖水中，那种反差，那种激荡，足以使情窦初开的少女迷恋上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牛虻。起码，我当时的几位“闺中好友”和我是一样的状态。我们无从解释地痴迷于他那有着太多缺陷的形象，但更痴迷于他那特立独行、超凡脱俗的个性，他那岩浆般看似冷漠实则包蕴着火一样炙热的语言，那如昆虫牛虻刺螯时“一针见血”般的尖刻、匕首的刃一样锋利的讽刺文章，那矢志不移的革命信念，那慷慨赴死的英雄壮举。很久很久，我有时恨自己没有生活在牛虻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有时仿佛就看到了那个风起云涌的岁月……我的牛虻情结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前一段时间，我开始重读《牛虻》。穿过长长的时间隧道，我重会牛虻，应该说还是很平静的，毕竟人到中年，青春期的痴迷与想象早已随风而去。牛虻，只是一部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只是我读过的众多小说中的喜欢的众多人物中的一个，只是牛虻出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出现在一个极端的红色革命年代。那时，“情爱”成为汉语言的禁词，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我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水火不相融的。
初读《牛虻》时，正是文革末期，文艺界这个被“左手”旋得紧紧的密封筒终于裂开了一条逢，新鲜空气开始流通——陆续上映了一些由一些“靠边站”好些年的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共同制作的故事片，如《火红的年代》、《艳阳天》、《青松岭》、《战洪图》、《春苗》、《第二个春天》、《决裂》、《青松岭》、《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等。这些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制作精良的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八个样板戏意外的天地，看到了李玉和、郭建光等样板戏以外的更富生活化的英雄人物萧长春、春苗等。但这些文革故事片还是“红”得没法说，不仅男女主人公满脑子革命工作、阶级斗争，而且反面人物也基本是不食人间烟火，倒是中间人物（或者说是落后分子）由于儿女情长、家庭观念太重，为了一己私利常被坏人利用，上当受骗，不自觉地成为阶级敌人的帮凶，使得银幕上会出现一些温情的镜头。印象最深的是《火红的年代》的男主角（老演员于洋饰）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家中只有一个老母亲，我们当时就议论：他的妻子儿女哪儿去了？他这个岁数了还没有结婚吗？《春苗》里的女赤脚医生春苗（李秀明饰），齐耳的短发，大大的眼睛，健康、漂亮，看上去也有二十多岁了，我们就想：她就不谈恋爱吗？实在为这个当年最美的春苗惋惜。
电影如此，小说也一样。除了浩然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当时，各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一些当时畅销、今天看来也还是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等 ，里面的男女主人公个个犹如穿着厚厚的铠甲，刀枪不入，只有阶级兄弟、阶级姐妹情，对于男女“情”呀、“爱”呀，作家的笔唯恐躲之不及。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所有的文艺作品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干革命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更不能谈情说爱。
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里长大的少男少女，对这些“革命偶像”充满了敬仰之情，他们太高大了，我们须仰视；他们太完美了，我们差得太远。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学习榜样。什么是“榜样”？榜样就意味着普通人难以达到的一种标准。在这样的“高压教育”下，那些有缺点、有“毛病”的英雄才更让我们觉得好接近，感觉亲切、不紧张。所以，牛虻这个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外国青年，才对我们有着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牛虻对于我们，不是榜样，是我们深深喜爱的一个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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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这本书是作者受到当时身边革命者的献身精神的激励写成的。它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虻的形象。重读《牛虻》的那几天，我如补课似的查寻关于这本书及其作者的资料，对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十分敬佩。她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浓厚色彩的人，在她身上，既有女性的细腻、柔情，又有女侠的豪气、正直。她用笔蘸着自己的心和情写了《牛虻》，给了牛虻生命与灵魂，并使之不朽。埃塞尔一生命运多舛，在她富有传奇的经历中，其中的一个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令我浮想联翩：
1882年，埃塞尔继承了一笔遗产，前往德国学习钢琴。但不幸却降临在她头上：毕业后，她患上了严重的手指痉挛，不得不忍痛放弃成为职业钢琴家的理想。她非常沮丧，决定用支付学费后余下的钱做路费，游历欧洲。她的足迹遍布德国、波兰、瑞士，并在巴黎居住了一年。参观卢浮宫时，一位无名画家于16世纪创作的肖像作品深深吸引了她。画中的意大利小伙，黑衣黑帽，目光忧郁，但却异常高傲。凝望这位与自己不同时代的青年，埃塞尔心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他曾经历过痛彻心扉的磨难。突然间，埃塞尔觉得自己的失意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她的心情豁然开朗，三天两头地前往卢浮宫，只为与画中的青年进行目光的交流。离开巴黎时，埃塞尔买下了那幅无名肖像的复制品，并终身携带它。
我想，埃塞尔让那位黑衣黑帽的意大利小伙子走下画布，成为“牛虻”时， 一定想不到牛虻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而了解《牛虻》、理解牛虻，就需要对牛虻生活的年代、对他为之而抛洒热血的意大利有一些了解：
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核心，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可以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自从中世纪以后，这个国家就长期陷入四分五裂、内乱不息的状况。从16世纪起，先后入侵意大利的有西班牙、奥地利和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经历了无数次的武装斗争，同时这也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意大利因此退出了光辉的世界政治舞台。意大利人民把反对外族入侵、保证民族的独立作为首要任务。强大的拿破仑在征服了亚平宁半岛后，曾将整个意大利置于同一政权之下，然而当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灭后，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国际会议，（史称“维也纳会议”）。会议后，意大利被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这就使意大利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四分五裂状态，除西北部的撒丁王国和中间的教皇国维持独立外（撒丁王国王室来自意大利本土），其他地方均直接或间接地受着奥地利的统治。当时的情况是奥地利直接占据有意大利北方最富庶的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又间接控制着帕尔马、摩德纳、托斯坎尼和罗马涅地区，南部是西班牙波旁王朝控制的两西西里王国，中部罗马地区由法国占领军控制。所以说意大利的统一是和民族独立分不开的，奥地利是意大利完成统一的最大障碍。
1810年，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建立起来，即“烧炭党”。这个组织是为了驱赶当时的侵略者法国，解放意大利、推翻封建暴君专制为宗旨而建立起来的。也是意大利人民为反对外族压迫而建立起的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从1812年开始的之后两年不断发展壮大，成员数量迅速增加，范围遍及意大利全境而且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当时意大利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爱国人士也都加入进来了）。组织了几次武装起义，最后配合欧洲的反法联盟一同作战终于把法国人赶走了。拿破仑政权是结束了，但意大利领土又被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之后十几年“烧炭党”成员仍然不断地起来反抗，但最后起义都被奥地利军残暴地镇压了。 虽然“烧炭党”最后失败了，但意大利人的斗争没有停止，受到法国“七月革命”的鼓舞，1831年，起义失败后被放逐到法国的“烧炭党”人马志尼在法国马赛创建了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又一组织“青年意大利党”。该组织的目的是推翻奥地利的封建统治，把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主张通过革命建立统一的共和国。1833年，“青年意大利党”在热那亚起义之后逐渐取代了“烧炭党”，在意大利民族统一、解放运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第二年意大利最著名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也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同年加里波第参加了意大利海军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南美洲避难。在南美的几年时间里，加里波第参加了当地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为他日后重返意大利取得的成功奠定了基础）。1848年1月，“青年意大利党”在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首先爆发起义，拉开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序幕。1849年2月在伦巴底的起义，建立了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7月，罗马共和国被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西西里王国联军颠覆。意大利人又一次失败了。
1859年，意大利、法国对奥战争爆发。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教皇领地人民起义并取得胜利，执政的自由派同意加入撒丁王国。1860年，加里波第率领千人团解放了那不勒斯。同时，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也向意大利南部进军。同年10～11月，通过投票将两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1861年，第一届全意大利议会召开，宣布成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伊曼纽尔为国王。1866年普奥战争后，意大利收复了威尼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意大利收复罗马。同年，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力，退居梵蒂冈。至此，从中世纪开始就被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在这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中，我们能否看到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放中度过，青年时代便发誓只穿黑衣，以哀悼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意大利烧炭党人朱泽培•马志尼？能否看到埃塞尔心仪的那位黑衣黑帽的意大利小伙？能否看到目光忧郁、面容冷峻的牛虻？是的，我看到了。重读《牛虻》的那段日子里，我觉得我真的是和牛虻重逢了。不变的文字，永恒的人物，唯有那发黄的纸张述说着这本书从出版到被译成中文的过程。回望走过的路，从十五六岁初读《牛虻》到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今天看牛虻，已没有了当年的痴迷，但对他的“爱”就像他对生身父亲——红衣主教蒙太尼里以及青梅竹马女友琼玛那别样的、刻骨铭心的爱一样，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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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全书28万字，分三卷。第一卷与第二、三卷的时间跨度有十多年。第一卷中的牛虻是一位19岁的大学生，“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不大像三十年代英国中等阶级的年轻人，倒像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从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直到那纤小的手和脚，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轮廓过分鲜明。”活脱脱一位美少年。作者一开始就像我们展示了少年亚瑟和比萨神学院院长蒙太尼里神甫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亚瑟很单纯，他爱戴、崇敬神父，甘心情愿把学习中的疑惑、生活中的遭遇，自己的不幸、烦恼，失去母亲后的孤独、伤痛通通向神父倾诉。在神父身边他须仰视，他觉得自己太渺小太自私了。蒙太尼里对亚瑟已超出了神父对信徒的责任与情感，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为什么细致入微地关心亚瑟、为什么“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为什么亚瑟伤心地述说失去母亲的痛苦时他心痛难抑，他庄严、矜持的外表下，是一颗天然的、血浓于水的父爱之心。
在这冬阳般爱的包裹中，亚瑟酣睡了很久。终于有一天，寒风刮起来了，暴雨、冰雹紧随而至：蒙太尼里到亚平宁山区升任主教后，接替他的“间谍神父”卡尔狄一步步套出了跪在十字架前作忏悔的亚瑟关于青年意大利党组织一次行动的秘密，使得一些同志包括他自己被捕。当他被释放回到家中，那自私、狭隘、虚伪，生怕受牵连的名义上的兄嫂无情地告诉他私生子身份时，亚瑟在最初的惊愕后，“突然将头往背后一仰，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大笑”，“一阵接着一阵的狂笑，笑得那么响，那么厉害”，“他就只是笑，笑，无止境的笑”，在狂笑中，亚瑟在向过去的、滑稽的自己作最后的告别，他已经不是那个纯净、透明的大学生亚瑟了。“疯狂的笑从亚瑟的嘴唇上消失了。他从桌上抓起了那柄铁锤，奋身向那耶稣蒙难像扑过去”，“神像的碎片在他脚跟前散满一地”，随着神像的破碎，亚瑟更是砸碎了过去的、对上帝无限崇仰的自己。他佯装溺水而亡，只留下一张短短的、直插神父蒙太尼里心窝的纸条：“我相信你跟相信上帝一样。上帝是一个泥塑木雕的东西，我只要一锤就把它敲得粉碎；你呢，却一直拿谎话欺骗我。”“生父神父”和“间谍神父”的双重欺骗让他砸碎了神像，更是砸碎了心中的上帝，亚瑟对自己毫不手软，将自己“烧”了个彻底。犹如凤凰涅槃，十三年后，也就是书的第二、三卷中，亚瑟成为范里斯•列瓦雷士，同志们称他为“牛虻”。
无疑，当我们再看到昔日的亚瑟今日的牛虻时，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位无神论者、坚定的革命者了。他冷峻的外表、尖刻的语言、辛辣的文章，哪里能找到亚瑟的一点点影子？然而纵使他脱胎换骨，不变的是他的一颗依旧滚烫而敏感的心，只是用一种看似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更有着不同凡响的震撼力量。
重读《牛虻》，我重新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牛虻，被他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依然 “爱心”不变而深深感动。他对街头受伤的流浪儿童的细致入微的照顾，特别是他对蒙太尼里、对琼玛的感情，使得牛虻这个铮铮硬汉显露出温情的一面，让人感到亲近，他的那些乖戾言行也才更让人理解。血浓于水，他不爱上帝但他爱红衣主教蒙太尼里，在同志们面前，一提起这个大主教，他的口气是懒洋洋、漫不经心，态度是冷酷、蔑视，可有谁注意到一有人提起蒙太尼里牛虻瞬间就口吃得厉害，看到蒙太尼里特别是近在咫尺时牛虻就无法自抑地战栗，他浑身发抖，他身边的人包括蒙太尼里误以为他生病了；在琼玛面前，他一会儿像个绅士，彬彬有礼，很有分寸，一会儿又表现得玩世不恭，若即若离，话里藏话，使原本就陷在13年前的痛苦与自责中难以自拔的琼玛常常回到过去，现实与幻觉交替折磨着她。然而当他们一起工作、战斗时，又是那样的默契，甚至一些政治见解是那样的一致，有一种无形力量，拽着他俩越走越近。牛虻时不时地流露出的对琼玛的依恋，使琼玛认识到了一个正常的、有着丰富情感的牛虻，而不像一些同志对牛虻的言行不理解，甚至不认可。
小说最震撼人心的部分是牛虻被捕后与蒙太尼里相认，牛虻就义时的描写，以及蒙太尼里目睹亲生儿子倒在血泊中的第二天，他在盛大的迎圣体节（星期四）上“漫长、沉痛的哀号”，他的失常和死亡。这时的蒙太尼里已经不是什么大主教，而是一个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去的痛苦无比的父亲，“今天是纪念那为拯救你们而遭杀戮的受难者的圣体和鲜血的节日；纪念那涤除世间罪恶的上帝的羔羊，纪念那为你们的罪孽而死的上帝的爱子……但是，告诉我，你们之中有谁想起过另一种苦难——那让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圣父的苦难吗？当圣父从天堂的神座上向下俯视着加尔佛莱的时候，你们之中有谁想起过他的悲痛吗？”“罪就是这样赎的。他为你们而死了，黑暗把他吞食了；他死了，永远不能复活了；他死了，我没有儿子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仪式临近结束时，蒙太尼里站在祭坛上，面对着黑压压一片无比虔诚地仰望着他的信徒们说了长长的一段话，真可谓字字泪、句句血，每读至此，我都感觉心被剧烈地撕扯，泪水止不住地淌。此时，蒙太尼里已不是什么红衣大主教，他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挚爱自己儿子的父亲，儿子英勇而惨烈的死，彻底摧垮了他的“神”，他的灵魂、他的肉体无法阻挡地随着他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我的孩子”“我那心肝宝贝”“我那心爱的儿子”喊声彻底崩溃。
小说的结尾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是牛虻再一次的“凤凰涅槃”前的宣言，感人肺腑，振聋发聩，这就是牛虻就义前写给琼玛的一封信，其中有的句段真可谓牛虻及以他为代表的19世纪意大利革命者的完美的写照：“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说到明天早晨的事，我希望你和玛梯尼都要明白了解，我是非常快乐的，满意的，觉得不能向命运之神要求更好的结局了。……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你们就要看到伟大的成就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还有信的末尾的替代签名的一首小诗：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飞虻！
是的，牛虻就是一只快乐的飞虻，他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岁月，一百多年来，他在深深喜欢他的读者心中，依然那么冷峻、睿智、洒脱……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