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本《恽毓鼎澄斋日记》之缺憾

学海无涯
2009-09-01 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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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晓风先生穷十年之力,将晚清久任史官的恽毓鼎日记整理出版,对吾人了解晚清史事及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功莫大焉。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恽氏草书,辨认不易,当辅以其他手段,方能减少差错。如第189页之“八月初四日记按”一段,既已认出梁任公《林旭传》,则同一长句中“林暾首”应为“林暾谷”。
    辨字之讹,或者是在所难免,但未能将《拳变系日要录》所辑录之恽氏庚子年日记收入,则可称之为缺憾。史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提及“光绪廿六年庚子、廿七年辛丑、廿八年壬寅这3年的日记原来也是有的。据恽宝惠《附记》中称:‘光绪庚子、辛丑、壬寅三本,不幸于惠离京后遗失,遍觅不可得……惠在江苏原籍知有人借阅,后其人已殁,三册因而遗失。’真是可惜!好在有些重要内容,恽毓鼎已经写入《崇陵传信录》,因而此次整理稿在《附录》中收录了《崇陵传信录》以为补充。”史先生此处忽视了两点:一、《崇陵传信录》的可信度有问题,不足以弥补日记;二、恽毓鼎庚子年有部分日记,因前述“借阅”之故,尚存天壤间,保存在陈陆所辑《拳变系日要录》之中,并且已有完善的重辑本《恽毓鼎庚子日记》,收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中华1964年)。孔祥吉先生于晚清史学,允称大家,然亦未能留意及此,以为恽氏庚子年日记已全部遗失。甚矣,治史之不易也。
    陈陆辑《拳变系日要录》,据翦伯赞先生《义和团书目解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义和团》附录),似首刊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中和月刊》,沈云龙先生将其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四川大学编《中国野史集成》也有收录。陈氏自序言:“本篇主旨,意在搜辑原料,按日排比,提供考究。故编辑方法,以私人日记为基本资料,而辅以官书及其他再积为佐证。盖日记之作,皆就经历之事,径即命笔。虽属一人私言,俱不失为原料,于当时社会扰乱状况,及朝廷士夫间之舆情,均可获得正确之结论。非若官书及其他著述,而有事后矫饰之弊。惜所得者仅有叶氏《缘督庐日记》、左氏《石涛山人见闻志》。嗣复承恽封君惠赐庚子危城史料,系从其先人恽薇孙先生日记中录出者,翔实可据,弥足珍贵。恽氏刻有《崇陵传信录》一书,亦甚可取,然未若日记之尤信也。”[1]盖陈陆辑是书时,已见到《崇陵传信录》面世,必然于恽氏有关庚子纪事两稿之差异有所注意,方有“未若日记之尤信也”一语。
    《崇陵传信录》纂成于宣统三年,所记者皆辛丑以前往事,以恽氏久任史官,而又有十分详尽的日记为依凭,若能秉承传统史德,原可写成信史。但若将《崇陵传信录》所记同时期内容,与《恽毓鼎庚子日记》作一些对比,则可发现《崇陵传信录》“事后矫饰”之痕迹,而陈陆所保存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更高。
    据粗略统计,《崇陵传信录》涉及庚子拳变的文字,约五千言之谱,而《恽毓鼎庚子日记》全文超过一万五千字,相差约一万字。如果考虑《崇陵传信录》中“踵事增华”的部分,则后者比前者多出的内容不止一万字。而且后者自五月中旬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几乎每日皆有记录,特别是联军入城后恽氏参与办理南城绥辑事宜,与洋人交涉事项甚多,视《崇陵传信录》之突出几次御前会议而其余皆简略,史料价值高低自可概见。以下仅举有关御前会议两种记述的差别,读者自能了然于胸。

▲庚子年五月二十日“第一次御前会议”
《传信录》:未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乃跪于槛外。……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太常寺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 [2]
《庚子日记》:未刻忽奉谕旨:著王、公、贝勒、大学士、六部九卿伺候召见。仓猝乘车由宣武门入西长安街,至西苑,皇太后、皇上召见于仪鸾殿。入对者约四十人,分数排跪,先叩头谢赏垫。太后问:京城扰乱,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扶,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面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3]

按:恽氏前后所记入对人数,前者为“约百余人”,后者曰“约四十人”,相差甚远。

▲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御前会议”
《传信录》: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经理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近日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似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事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疑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随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2]
《庚子日记》:未刻,复奉旨入见;申刻,召对于仪鸾殿。上先诘问尚书徐用仪,声色甚厉。太后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凡四条:一、指明一地,另中国皇帝居住;一、尽收天下钱粮;一、尽掌天下兵权;其一未详。(嗣闻系请太后归政。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无其事,竟不知从何而来)。[3]

按:《传信录》撰成于宣统三年,荣禄已死,可谓“死无对证”。

▲五月二十三日“第四次御前会议”
《庚子日记》:未刻,复奉旨入见,急驰入城。申刻,召对于仪鸾殿。太后力决战议,诸臣有虑拳民法术难恃者,太后谕:“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此时若再失了民心,真不能立国了。” [3]

按:太后此语,《传信录》系于五月二十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庚子日记》作二十三日,当以日记为是。


    建议他日《恽毓鼎澄斋日记》再版时,能将陈陆所辑存之《恽毓鼎庚子日记》补入,虽非完璧,也要比《崇陵传信录》可靠,保存史料更多。

注:
[1]《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2]《乐斋漫笔 崇陵传信录》,中华书局2007年。
[3]《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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