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就是经典

游心
2009-08-30 看过
       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文学经典在两大势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为代表的“憎恨学派”的颠覆与解构,一是以电视、网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侵蚀与恶搞。在这一“雅”一“俗”的夹攻之下,文学经典岌岌可危,因而有人喊出“文学即将消亡!”(希利斯•米勒)的骇闻。一批对经典无限忠诚的学者奋然而起,哈罗德•布鲁姆就是其中的一位“浪漫骑士”。他手持标枪冲杀在捍卫经典的最前线,向经典的敌人发出猛烈的攻击,其中最有力的一击就是《西方正典》。
   《西方正典》“以纪传式的经典作家为中心,辅以国别文学的影响研究,堪称一部自文艺复兴迄今的西方文学恢弘正史” 。《序言和开篇》是全书的纲领,阐明了写作目的,解释了本书的结构及为何要从众多西方经典作家中遴选出二十六位代表人物的原因。接下来借鉴维柯《新科学》中提出的神权、贵族、民主阶段的历史循环理论,把迄今为止的西方文学史划分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并以此结构全书。神权时代略而不论,代之以“论经典”的总论,含《经典悲歌》一文,猛烈地抨击了“憎恨学派”和大众文化,强调了经典的审美自主性、经典的重要性和捍卫经典的必要性。“贵族时代”共八章,分别论述了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和莫里哀、弥尔顿、约翰逊博士、歌德等九位经典作家。这些人物并非按时间先后,而是以莎士比亚为中心——布鲁姆认为莎翁是西方经典的中心,按照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来排列。各章分别以作家的经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来论述其成为经典的原因——陌生性。与之类似,“民主时代”共六章,依次论述了华兹华斯与简•奥斯汀、惠特曼、狄金森、狄更斯与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八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混乱时代”共七章,总共论述了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等九位经典作家及其作品。贯穿三个时代的灵魂人物是莎士比亚。“排列经典”中《哀伤的结语》照应《经典悲歌》,重申对“憎恨学派”的批判和对经典的捍卫,解释了排列经典的原因。之后附录了一个“经典书目”,包括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到当代美国文学的西方文学经典,约三百四十多位作家和一千二百多部作品。
    身为正统文学批评家的布鲁姆对当今的文学批评状况非常不满:“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 。他把这些统称为“憎恨学派”。针对“憎恨学派”对西方经典的攻击,布鲁姆高扬“审美自主性”予以坚决的还击。他认为“憎恨学派”的文化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魔道”,只有审美才是文学研究的“正道”:“他主要关注的仍是审美,即文学批评的正业” 。本书虽然没有给“审美自主性”下明确的定义,但从散落各处的论述我们可以抓住一些要点。“审美选择总是经典构成的每一世俗方面的指导原则”,对西方经典来说最重要的遴选规则是“精英们按照严格的艺术标准建立起来的”。 “审美价值产生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一种诠释性的影响。” 这种影响虽也包含心里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因素,但其核心还是审美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审美价值出自记忆,或(如尼采所说)出自痛苦,出自追求更艰辛而不是便捷的快感所带来的痛苦” 。布鲁姆确信“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投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 。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创性:“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 ,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与原创性密切相关的是“陌生性(strangeness)”,即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布鲁姆认为从但丁的《神曲》到贝克特的《终局》,西方经典的成就实际上就是从陌生性到陌生性的循环。当一个人初次阅读一部经典作品时,他是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期待的满足。布鲁姆进一步强调审美的自主性,审美只是个人而非社会的关切:“审美价值可以被认知和体验,却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 美学权威和美学力量本质上是孤独的而不是社会性的。经典因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而自足,无需外借于政治、道德等外部力量,经典不是社会斗争的武器,也不是道德统一的工具。“憎恨学派”的最大失误就是“总是要避开审美领域,如柏拉图的道德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科学。对诗的攻击往往是因其对社会福祉的破坏而要驱逐它,或者容其苟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义大旗下执行社会净化的任务” 。布鲁姆坚决抵抗这种行为,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维系审美领域的连续性,同时也不屈服于说我们反对冒险和抵制新阐释的谎言” 。
    我们知道,关于“文学独立性(自足性)”之争由来已久。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的罪状有二,一是诗愉快而不真实,二是诗愉快而无用。他怀着巨大的功利,只看到诗无益于城邦政治和道德,却忽视了诗的审美价值。卢梭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对文艺的态度,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大加挞伐,因为艺术不仅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伤风败俗,使人成为没有德行之人。而文学在卢梭时代也成为启蒙大众的思想工具,后来更成为社会斗争的武器,其极端就是无产阶级文学。
    另一方面,也一直有人在为文学的独立性而奋斗。狄德罗讨论戏剧诗的“风尚”时就把美和善分开,赋予文学一定的独立性。到了康德,文学的独立性才真正确立。康德的“三大批判”明确地把真善美分开,认为文艺属于介乎认知领域和道德领域之间的审美领域。其中《判断力批判》确立了审美的自律性和不可取代性,最重要的是把审美规定为“无利害的愉悦”。后来的唯美主义、直觉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现代文论都吸收了康德这一论述。波德莱尔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宣称:“诗除了自身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不能有其他目的,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之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的、高贵的、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他继承了康德真善美三分的观点:“诗不能等于科学和道德,否则诗就会衰退和死亡。它不以真实为对象,它只以自身为目的。” 如果诗人追求一种道德目的,他就减弱了诗的力量。波德莱尔还抨击了实用观念支配一切的“最体面的批评家”,他们“是那种倾向和愿望最接近公众的倾向和愿望的批评家,是那种混淆才能和创作体裁、赋予一切才能以唯一目的的批评家,是那种在一本诗中寻找是道德完善的方法的批评家” 。我相信布鲁姆看到这的时候,肯定心有戚戚焉!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区分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把作家研究、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不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统统归于“外部研究”,而把对文学自身的种种因素如作品的存在方式、类型、文体学以及韵律、节奏、意象、隐喻、象征等形式因素的研究归为“内部研究”。这样就把产生文学作品的外在环境、条件与文学本身的存在鲜明地区分开来,突出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的内在因素。韦勒克和沃伦认为“外部研究”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往往容易忽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与判断,无法真正理解文学的价值。他们要比布鲁姆客观和宽容许多,但在捍卫文学的纯洁性、坚持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上,他们和布鲁姆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布鲁姆是坚持文学的无功利性的,而且更加决绝地连文学的“外部研究”也全盘否定。他认为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我们可以从作家和读者两个角度来看他的论述。对于作家,创作经典的原动力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与超越,这种恐惧会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中。这是一种对于不朽的渴望。“传统告诉我们,自由和孤独的自我从事写作是为了克服死亡。” 就像波德莱尔所言,作家为写作而写作,并无其他目的,不管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能够写出经典作品的人总是认为他们的写作比任何典范的事业更为重要,伟大的文学即使面对最有意义的事业也会坚守其自足性。但丁和弥尔顿都为了自己所信仰的正义事业而奋斗,但他们不会为了任何事业而放弃自己的主要诗作。他们让事业等同于诗,而不是以诗来服膺事业。高行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也强调写作只是作家个人的事,只为自己而写作。对于读者,阅读经典事一种孤独的活动,我们读经典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的相遇” 。“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是最终只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这种面对难以遮蔽加入伟大行列的欲望,而这一欲望正是我们称为崇高的审美体验的基础,即超越极限的渴求。” 这一极限就是死亡。布鲁姆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我们阅读经典不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人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所以他强调“本书并不专为学术界而著,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学者仍然因喜爱阅读而读书。……这类读者既不是为轻松愉快而读书,也不是为了消除社会的罪孽而读书,而是为了扩展其孤独的生存而读书” 。
    文学有无功利性的问题非常复杂,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功利性”。人活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具有功利性,只是程度不等角度不同而已。为政治斗争、社会变革、道德教化等而写作和阅读具有功利性,为追求自由、对抗孤独、超越死亡等而写作和阅读同样具有功利性。只不过前者显后者隐、前者浅后者深罢了。所以文学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无用之大用。我非常欣赏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中的一段话:“叙事改变了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贝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 西方经典就是这样一种广义的叙事。布鲁姆郑重地强调,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或抛弃以他为中心的经典,因为莎士比亚与西方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
   “我们正在败退,并无疑问地还将继续败退”——布鲁姆为西方经典的现状深感担忧和无奈。《西方正典》以“经典悲歌”开篇以“哀伤的结语”收尾,透出深沉的悲情,但布鲁姆并没有绝望,更没有放弃。这位文学批评王国的“堂吉诃德”只会越战越勇,为西方经典奋战至倒下的那一刻。正如译者江宁康所言,布鲁姆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对西方经典作家作品的串讲,为今日的读者提供一份读书指南,“他的真正目的是要通过对二十六西方经典作家的深入分析,清理出一个连贯而紧密的经典谱系,建立起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道统’,从而在当今文学与审美式微的世界收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功效。” 你可以批评他观点太过片面、视野太过狭窄、思想太过保守,但你不得不钦佩他对经典的尊敬和爱护。正是有无数布鲁姆式的经典捍卫者前赴后继,经典才有可能在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继续发挥其独特的魅力。
13 有用
1 没用
西方正典 西方正典 8.6分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评论 1条

添加回应

西方正典的更多书评

推荐西方正典的豆列

提到这本书的日记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