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的文化·导论》

李继宏
2009-08-29 看过
《新资本主义的文化》
理查德·桑内特 著
李继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11月(预计)

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传说中那个性交自由、毒品泛滥的年代,许多严肃的激进主义青年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它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等级森严,铁钳似的牢牢地束缚着个人。1962年发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献“呼伦港宣言”同样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跨国公司,在新左派看来,这两种组织都是科层式的监狱。
历史部分地满足了“呼伦港宣言”起草者的愿望,五年计划、集中的经济控制等社会主义规则早已消失,那些强迫雇员卖命工作、年年供应相同产品和服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为陈迹。此外,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固定。当今的统治者与五十年前的激进分子有着相同的目标:拆分僵化的科层组织。
然而,历史以相反的方式实现了新左派的愿望。我年轻时代的那些叛逆者认为,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机构,他们便能创造出各种共同体:直接交往的、团结信任的关系,不断进行协商与不断更新的关系,一个共同体的领域,身处其中的人们会关心他人的需求。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大型社会机构的分裂使得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化的状态: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车站,而不是村庄,因为家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种需求弄得失去了方向。迁移是全球时代的标志,人们四处流动,不再固定下来。可是拆分社会机构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共同体。
如果你是个怀旧的人(哪个敏感的灵魂不怀旧呢?),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惋惜。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拉美和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这些新增的财富与拆分政府和企业的科层组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技术革命也主要发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制的机构。当然,这种增长的代价非常高昂:加剧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的动荡。尽管如此,认为这样的经济爆炸不应该发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这里,文化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艺术意义上的。既然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机构已经四分五裂,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实践行动才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呢?我这代人曾经苦苦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倡导小规模共同体的价值观。共同体并非惟一的文化粘合剂,最明显的证据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尽管彼此并不认识,却生活在共同的文化里。但支持性文化的问题不仅仅与规模有关。
在不稳定的、分碎的社会环境中,只有一类人能够如鱼得水。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应付三个难题。
第一个与时间有关:不停地在任务、工作、地点之间迁移的同时,如何应对各种短期关系和自我。如果机构不再提供长期的框架,个人可能不得不随时修改他或她的“生活叙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稳定持续的自我认知。
第二个与才华有关:现实的要求不断变化,如何才能培养新的技能,如何才能开发自身的潜能。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在现代的经济中,许多技能不用多久便会过时;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先进的制造业中,工作人员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训。才华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匠人精神的发扬。所谓匠人精神,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这种专注的态度在经济上往往是破坏性的。为了取代匠人精神,现代文化推出优才统治的理念,这种理念更注重潜在的能力,而不是过去的成绩。
第三个难题由此而生。它和放弃有关;那就是如何忘掉过去。最近,某个蓬勃发展的企业的领导人宣称,她的公司里没有人能够端着铁饭碗,过去的成绩并不足以让员工保住自己的职位。要怎样才能积极地回应这种宣言呢?这需要人们拥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看轻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经验。拥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像贪心的消费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抛弃那些虽然旧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会敝帚自珍地守护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想展示的是,社会如何四处寻找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我将会越出学者的本分,对这种寻找进行评判。这些以短期关系为取向、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是一类——说好听点吧——异乎寻常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需要持续的生活叙事,他们以某项专长为荣,他们珍惜有过的经历。因而,那些新机构所要求的这种文化理念给许多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人们造成了伤害。

***

我需要向读者谈谈我以前的研究经历,它导致我做出这样的判断。我本人原先也持有批判大型科层组织的新左派观点,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开始访问波士顿的白人劳工阶层家庭,他们大多数是该市第二或者第三代移民(乔纳森•寇伯和我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就是《阶级的隐性伤害》)。这些人并没有受到科层组织的压迫,而是在各种僵化的机构环境中落地生根。稳定的工会、大型的企业、相对固定的市场为他们提供了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框架中,那些属于劳工阶层的男男女女试图接受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美国本应是一个没有什么阶级区别的国家。
完成这次研究之后,我暂时不再以劳工为研究主题。当时我以为美国的大型资本主义已经到达胜利的高地,而高地上工人阶层的生活将会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可惜我错得不能再错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导致国家对投资的控制被削弱,企业因此改变了自身的运作方式,以便迎合新出现的国际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更为关注的是股票价格带来的短期利润,而非企业盈利带来的长期收益。工作开始同样地、迅速地跨越国界。消费与通信亦是如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感谢电子学中微处理技术的发展,古老的自动化美梦或者噩梦开始在体力劳动和文职劳动中变成了现实:至少投资机器比雇人来工作更省钱。
所以我重操旧业,再次对工人进行访问,不过这次访问的不再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而是中产阶级的工人,他们处在全球经济繁荣的中心,分别来自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和传媒业(这次研究是拙著《品性的腐蚀》的主题)。在这里,我有机会见识到处在最强盛状态的新资本主义文化理念,经济泡沫诱使人们以为,只顾眼前、开发潜能、从不后悔的新男人或女人应该能够发财致富。然而我遇到的却是一大群认为他们的生活糟糕透顶的中产阶级个人。
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开始爆裂。盛极而衰本是正常的经济循环,然而,随着经济逐渐冷却,有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次突如其来的全球增长给各种非商业机构,尤其是各种福利机构,留下了长久的痕迹。这道印记既是文化的,也是结构的。政府开始参照这种新经济的价值观来考虑医保基金和退休基金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以及教育系统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技能。由于我小时候是——如美国人所说的——“吃福利饭的”,所以这种新的文化模式,在我看来,与我童年时芝加哥住房保障计划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道印记是拙作《不平等时代的尊敬》的主题)。
我不希望这本书只是概括我以前写过的东西。我早期的作品忽略了消费在这种新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这里,我试图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如何削减了占有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我被迫比从前更加努力地思考职场的权力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回顾促使我前瞻,促使我开始探索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的匠人精神。
更重要的是,我被迫重新思考了我以前完成的研究中的美国属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到了20世纪90年代,尽管全球各地的人民都参与其中,但那些催生了新的经济的体制变革却是由美国引领的。美国的研究人员因此很容易认为“美国”和“现代”这两个词汇是等价的。现在这种幻想再也不可能实现了。中国的增长道路和美国的截然不同,而且更有成效。欧盟的经济规模已经大于美国,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更有效率,甚至其新的成员国亦是如此,并且同样没有模仿美国。
看过我最近几本书的外国读者容易得出这样的印象:我认为别的地区不应该效仿美国的工作方式,并列出了各种拒绝美国的工作方式的理由。这不完全是我的初衷。我所描绘的结构性变化当然是没有国界的;例如,终身雇佣制的衰落便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但是美国人用来理解物质生活发生的这些变化的方式却是独特的,是有“文化特色”的。
有种陈见认为美国人在生意场上是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隐藏在这种陈见之下的,是一种不同的、更为消极的心态。我十年来访问过的那些属于中间阶层的美国人倾向于无奈地接受结构变化,仿佛工作变得朝不保夕、学校化为商业机构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你无法改变这些基本的变化,即使它们伤害到你。然而,我描述的这种拆分大型机构的做法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戒律。实际上,这在美国也尚未成为普遍的行为;新经济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它确实释放出一种微妙的力量,这种道德的和示范性的力量被当成其他经济部门应该效仿的先进的标准。我希望美国人能够及时地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这种新经济,把它当作一项改革的提议:就像所有的提议那样,它也应该先接受激烈批判的考验。

***

基于这样的原因,读者应该注意到书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勘察学 研究者的批判心态。我们曾经花很多时间去聆听人们独自或集体地表白他们自己,倾诉他们的价值观、恐惧和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重新组织和修改了他们的诉说。敏感的文化勘察学研究者发现了促使他们的言语前后矛盾的原因,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理解为什么会走进死胡同。访谈者倾听的与其说是一次错误百出的汇报,毋宁说是一项对复杂社会的主观调查。个人在叙述信仰、国家或者阶级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模糊、变换和困难恰恰构成了个人对文化的理解。
就揭示今天人们关于新经济的认识而言,这门社会学的技艺既非常合适,也非常不合适。说它合适,是因为社会对流动及变迁的强调通过人们内心的解释而与工作的过程产生了交集。说它不合适,是因为大多数受访者参与深度访谈,是为了得到结论,为了解释他们如何获得当前的成就。他们无法流畅地完成这个心愿;只要思考得足够深入,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也说不清要怎样才能够在“新环境”中获得成功。
耶鲁大学邀请我描述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接受邀请之后,我不得不思考我这门特殊技艺的局限和那些主观调查所遇到的挫折。因此,我斗胆擅自为多年来我访问过的那些人充当发言人;我试图归纳他们的想法。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此前未曾引起注意的问题,它可能是最基本的文化问题:大部分当代社会现实对于那些试图弄懂它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下面的篇章对应的是三个主题:社会机构的变化方式;沦为无用或者落伍之人的恐惧和“技术社会”的才华之间的关系;消费行为和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我所描述的职场体制变迁其实只发生在最先进的经济部门:高科技公司,国际金融公司,以及那些有三千名员工以上的提供新服务的公司。北美和西欧的多数人并不在这样的公司上班。这种公司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然而其文化影响却远不仅施及于其成员。这些新的机构对个人的技术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机构和新的能力标准共同催生了消费文化;消费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了政治,尤其是倡导发展的政治。我之所以大言不惭地从社会的一小部分来推断整体的文化,是因为那些代表了一种特殊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已经说服许多人相信他们的道路就是未来的道路。
有些新资本主义的传道者宣称他们认为这三者——工作、才华、消费——的变化将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自由,一种流动的自由,用哲学家西格蒙特•鲍曼的妙语来说,就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 我想与他们争辩的并非他们所说的变化是否符合现实;社会机构、技能和消费模式确实发生了改变。我想说的是,这些改变并没有让人们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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