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农民的昨天

永和
2009-08-28 看过
农村与农民的昨天


第一个意识到农民可以是一股强大武装力量的,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它的领导者。
在中国,即便是在今天,农民作为与土地关系最密切的生产者,极为辛劳地供养着这个社会,同时也承受着最大的生存压力与生存风险。而当这种压力与风险超过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农民就会成为迫使这个社会进行变革的最有力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所求的仅仅是生存,简单而且必须。所以一个意图建立政权的领导者往往会想到与受苦受难的农民兄弟成为同盟军。

以上陈述由历史可见。
秦末项羽、刘邦是小地主、小官宦拉拢农民夺权称帝的样板。李自成、洪秀全则是许给广大农民一个小康社会的承诺,让农民为之卖命效力。
这些史实说明,作为整个社会生存压力最末端的承受者的农民,也恰好是一个社会政治变革最前沿的战士。如果意图让中国社会稳定,农民、农村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第一个意识到维持社会稳定即是要努力维持农村稳定的,也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它的领导者。
关于这一点,史料更是俯拾即是。每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的修生养息,税赋减免政策,便是为了使经历战乱的社会能够恢复元气,而元气的补给则有赖于农民、农村的富足与稳定。而之后的历史循环则往往是人主日渐骄奢淫逸、频动干戈,所有负面影响层层传导,抵达农村之时,就演化为巨大的生存压力,交不起的田租、算不透的天灾,使得民不畏死,铤而走险。
历史又来一波循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我们要了解这种循环的动力之所在,则需要将眼光放在家、国的经济上。而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对参与这一循环的农村一方所做的细致地剖析。

我虽然在农村长大,对书中所讲述农村种种也并不陌生,但是当费孝通博士以系统而普遍联系的视角将农村的家庭、财产继承、亲戚关系、礼仪生活、农业劳作、生产贸易等方面呈示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发现,作为中国社会数量最多的基层社群组织,农村在社会变革中,动用了怎样的手段与方法,在努力维持自己面貌的同时,做着调整与适应。

这些手段与方法,包括了前面提到的所有因素。它们皆由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衍生而来,以整个家庭的生存为终极目的,在起点与终点之间的是祖制礼法,对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做出调节。农民们努力维持着乡里间的安宁,意图共同承担生存的压力,以减低生存风险。
由此我们就能够看出,当时当日的农村有着怎样的经济建设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

在经济建设模式上,村庄内部以及村庄与村庄之间,都在寻求平衡。这种平衡是合作生产的需要,也是维持内部团结的需要。在农村,因为每家每户产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相似,经济水平也就没有多大差别,大多数家庭都只是维系温饱,同时进行对外联系,以及进行适当的文娱活动。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模式则是以自治、自律为重要特点。
农村里往往有一个大姓氏族,有时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家族繁衍而形成,所以家长制使得农村的治理形式有自治色彩。族长依据礼俗、族规对村内纠纷进行调解,同时也领导组织生产活动。除此之外,农村对于土地、神明、先人的敬畏,则使农村的社会组织模式呈现自律的特点。

经济水平间的平衡,加强了成员内部的联系,使得群体利益被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自治、自律的社会组织模式,却使农村与“国家”只有在面临赋税时才出现了紧密联系。于是,君主专制时期的政权,成也赋税,败也赋税。

只是,农村的这种模式在20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也关注了这一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最终指向,即可以看作是“如何建设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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