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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28 看过
吃好晚饭以后开始发奋读书。看掉了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这是我读到过的近两年来写当代中国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当然,我好象一共也没读过几本……我很推荐这本书,无论是对于社会运动理论有兴趣,还是对于当今中国政治转型有关照,或者仅仅是想知道中国农村现在都在发生一点什么事情的童鞋们,都应该能从这本书里找到一些令他们觉得好玩的东西的。

贯穿全书始末的一个想法是对于国家和社会分析的方法。简言之,即使在一个威权国家里,“国家”的概念也是透过层层官僚机构落到现实中的,层级间有制衡,不同的部门之间有着不太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取向。从理论上来讲,这谈不上什么新发现,Skocpol他们那伙人早在八十年代说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时候就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把国家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在做经验研究的时候,这个在理论上已经被当作常识的道理倒经常被人遗忘。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也就在于精致地描写这种层级之间不同的取向,并把这种差异理解为致使底层抗争机会出现的一个重要来源。从抗争积极分子的很多描述中,我们会有些惊讶地发现,中国有的时候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国家。比如大多数参与抗争的积极分子都不会怀疑中央制定“好”的政策来保护农民的决心,而认为问题只是出在基层的贪官污吏把上面的好政策给弄坏了。好比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个皇帝当然希望所有黎明百姓都幸福安康,因为天下实际上就是自己的。所以最大的问题不是皇帝不希望百姓过上好日子,而是下面的奸臣贼子混淆视听,致使各种社会弊病不能上达天听。一个清明的政治运作体系首先要保障这种诉苦的渠道是畅通的,大冤能申,大苦能鸣。这其实就是信访制度背后的思维逻辑,中央要打开一个渠道给“下面”的人来诉苦,以便于监督基层的干部。不但老百姓是这样的想法,按照书里的描写,其实中央的领导可能也有类似的想法。所以解决近些年来屡禁不止的“大型群体性事件”,首要做的就是“加强信访制度”,给各级信访部门赋权,让他们成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问题的部门。所以中央对于群体上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容忍的,尽管有些时候基层的反抗是有些出格的。而基层的干部对于这种抗争自然恨到咬牙切齿,又因为中央经常用上访指标来衡量基层工作的情况,基层干部自然而然要想方设法瓦解民众的抗争组织和行动。

这里其实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层级的制衡,如果存在的话,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在这本书里很好地展开。当然我想国内应该有蛮多政治学家都是研究央地关系的,对这个问题应该会有看法。如果真的是中央是好人,地方是坏人,那么是不是说明我们缺乏足够的政治组织资源保证所有“好”的政策最终都能动机纯正地被贯彻?或者中央也真就是牌坊立得好,而地方的坏全都是被上面给逼出来的,这当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两个原因都是有的,没研究过,按下不表。第二个问题是,基层的参与抗争的人是怎样认识这种层级间的制衡的?他们的想法和实际存在的情况之间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的大小都受了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差距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而这一系列问题正是全书仔细描摹的对象。

对于这些问题,全书的描写是想当矛盾的,而这个矛盾是正常的,因为我想现实情况就是这样矛盾的。一方面,作者花大力气描述抗争的积极分子对于中央的信任和对于基层干部的嫌恶。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看法在很多时候无非是一种夸大了的描述。在农民那里,一个红头文件,一个中央新颁布的法令,高层领导的某一次讲话,都能被当成圣旨给自己的抗争行动加码。作者最后也指出,实际上连研究者都很难弄清楚领头抗争的人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们的反抗能够引起中央注意。在维权最开始的阶段,对于中央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层信任就无以支撑积极分子们去做一些在威权国家里非常危险的事情,比如聚众闹事。但是到了后来这种信任可能就不是真的信任了,积极分子到了最后可能不但要质疑中央贯彻好的政策的能力,还会怀疑中央是否真的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决心。在少数那些中央派人到基层解决问题的事件里,中央的合法性是增强了,但是在大多数根本就不能解决的事件里,领头抗争的人其实是失望的。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回到地方,联合附近的利益诉求相似的积极分子,要求成立组织或者参与立法。这种还算温和,但有一些做得非常危险,比如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去参加已经被政府定性为非法组织的政党,有的人会联系海外媒体和人权活动家从事政治性更加强的抗争活动,研究者们还看到不同地域的为了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抗争者们在北京上访的时候联合起来,从争取某一些具体的利益转为更加抽象的对于体制改革的呼吁。

这些问题究竟怎样解决,书里几乎一句也没有说,因为一说它就不像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了。社会科学家在开药方的时候,是怎样高估社会的复杂性都不为过的,所以我接下来要说的想法很有可能是错的。不过按照这本书的思路来看,起码有两件事情应该好好做。一是权力的下放,也许这些时间看了那么许多讲民主化的文章里都提到decentralization,是有一些道理的。让地方以社会安定团结为重并没有错,但如过地方缺乏解决问题的资源,那么这种稳定永远只能是强势的一方压着弱势的一方,缺乏可以拉锯和协商的空间。中央如果真是想着要自己充当好人让地方充当恶人,到最后它这个好人也会当不下去的。二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国家权力渗透基层社会,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很多时候它们并不一定非得是零和关系,国家权力在很多时候是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来帮住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的时候应该给予那些有利于体制化基层群众利益表达的组织更多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立法)。政府讨厌公盟这样的组织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对于那些广泛存在的,在某一个领域和某一个群体的某一些具体利益紧密结合的组织,政府应该想方设法激活它们,不能成天只想着控制它们让它们不要成为造反的组织资源,同时还要让它们在有冲突的时候真的可以派上点用场。后面这种“控制”是高明的治理术,而前面那一种只是看着觉得狠,其实没有用。

这本书在最后提到的一系列经验研究的前瞻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比如不同地方的抗争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形态,为什么有的地方的政府就愿意回应抗争者的利益诉求而另一些地方就能做到死活不管。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暑假里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了。就是说不同地方的国家机构对于来自底层的反抗所表现出的灵敏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解决群众的难题,防止大规模破坏性的革命出现,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情,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提高国家官僚机构的灵敏程度。所以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灵敏程度会高,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这显然不仅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比如前些日子跟几个朋友就讨论过,说国内几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一线城市里,抗争的形态竟然也差得很远。同质性更高的城市都是如此,更何况农村呢。

作者也认为有必要考虑一下城市中的抗争行为背后的逻辑和农村是否有相似之处。我的看法是,现在对于发生在城市里的抗争的研究还不成气候,看了这本rightful resistance,我觉得中国的城市研究起码落后农村研究十年……但还是能看出些端倪来。在城市里确实也有不少参与抗争的积极分子认为中央的政策好,完全是弄到基层被一些坏的官员给弄偏了,并且相信上北京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总的来说,在城市里解决矛盾纠纷的手段还是要来得更丰富一些。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司法系统固然问题多多,但还没到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份上。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在城市里,尤其是在上海,基层政府有着更为强大的灵活性。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那场改革里,基层行政部门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自主权,从过去一个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地方化的管理机构。这绝不仅仅像某些观察者所述——一味加强基层的政府力量,在社会中添了一层官僚机构,更重要的是权力中心下移之后,基层干部可以玩转的空间实际上是变大了。你确实也能看到基层干部打压抗争的民众,但另一些时候他们也能做到连哄带骗。哄和骗都是需要技术和资源的,不能小看它们啊。

这书是O'Brien和李连江合著的。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组合的缘故,这本书写得既是非常中国,又是非常社会科学,这点非常难得,可以作为近期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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