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带着人性的弱点

[已注销]
2009-08-28 看过
这书,值得好好看。

巴金先生生前一直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可直到今天可行性依然渺茫。尽管那段岁月被很多人无数次地用各种文本书写过,但,真正来自众多当事人的,对自己当年作为经过内心沉潜反思反省之后,能敢于对自己(都先不说对社会对历史)有坦诚交代,甚至是有独立承担的声音都少之又少。更多的声音是如梁晓声那般“我曾经是一个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这样将个人的疯狂混杂在历史的狂乱之中而借势顺水推舟的逃避。

看郑实采访萧军女儿萧耘这篇时,几次控制不住眼泪。正如这个仗义执言的老人所说“不能因为大家都有错,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不要说年轻,没经历什么的。运动永远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经历过,命就是一条...用年轻作借口,完全不能饶恕”。这不是不宽容,很多被折磨过的当事人和家属的心情跟萧耘是一样的,这便是她自己所说的:“不原谅他们的原因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很诚恳,很深刻地反省,哪怕道一句歉,都可以得到大家的宽恕。”如此,怕又要牵扯出人性了。那些不道歉不忏悔,或者是肤浅苍白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道歉里,多少能映衬出这些人人性上的不那么良善吧!

此书读过后,沉痛之外也颇感无奈。无需作者多言,读者自己便可从书中发现多处显而易见地来自讲述者彼此间的矛盾之处。这些矛盾的讲述不但没有澄清反而使并不算太遥远的事件更加错综和迷离。在保护老舍先生的情节中,几个人都说是而且只是自己行了正义之举;而在探究责任时,多个人又都肯定地相信“与自己无关,自己是被冤枉的”。矛盾的存在也未必是坏事,至少让人相信一点----众多的讲述和彼此的辩驳间,必有一方是真实的。真实既然存在,且抛开年代的距离和这些同样都已是花甲的老人们的记忆误差,那么,剩下来的讲述里是不是就存在着故意的回避和逃避呢?文革之后,很多当年做过亏心事的人,已经渐渐习惯了把欺瞒伪装演变成了自己的名正言顺。萧耘说:“通过文革,暴露出一群恶棍,到现在他们没有受惩罚,而且有人甚至提干升级,你说这可不可怕?”这话实在问得掷地有声!真实地回忆和记录国家的过去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未来,这个过程应该被当作仪式一样正式、公正和负责,而不是在人多嘴杂和记忆的偏差退化中,就这样将那段残酷的历史或“真空”或拼接剪裁或模棱两可避重就轻地交代给后人晚辈。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说:“谁能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过去,是可以用人的良心真实记录的,当然也可以在那些不知何为“忏悔”的人中间有意无意地用篡改和谎言来继续编写。在有些人心里是没有罪恶感的,也不会相信和惧怕什么天谴或末日审判,于是,恶也做了,靠“聪明”和无良,他们该逃脱的便也逃脱了。

人性的弱点是人便有,按说任何人不必站在道德的高下立场来评说他人;但,人性之弱以外,还存在着兽性,这才是最为可怕和可以被人质问谴责的。它潜伏在人性的最底层和最深处,只要条件得当,兽性的罪恶就可以在凡人与普通环境中滋长的,而“文革”便是一片“沃土”。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身处其中变成了一场个人命运与意志选择的道德考验;但也有另外的人,这时的环境便成为了他们发泄“兽性”的大好舞台。蒙昧无知,狂热崇拜...这些被后来无数参与者拿出来解释自己行为的理由,其实也掩盖住了真实的邪恶,成为了追讨人性之恶的挡箭牌。正如人类的文明不是几个英雄人物就能创造的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也绝不是几个恶魔就能制造的,这里面是不是该让人反思整个国民的觉悟程度呢?暴力应该是理性的对立面,但在邪恶的催动下,它反而成为了“文革”中充满“革命”逻辑的必须环节,在一个个本性不应该被质疑的团体、阶层和个人之间,制造着血雨纷飞,制造着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正义,公理,天良和道德的年代。这样大规模持久性的迫害,这种普及性的参与,难道参与者甚至是亲历者不该责问一下自己当年的作为,给自己的良心一个不自欺的交代么?难道就只用推诿逃避来敷衍历史和后人,然后期盼着年轮滚滚先人尽逝死无对证,自己便好裹挟其中,要么松了口气终于算能安稳地葬身黄土(死了倒比活着省心),要么运气好还能以正面的高大全形象出现在教科书中被不知世事的后辈代代传诵。反正,在浩劫与记录浩劫之间,在罹难者永远的消声和幸存者各样的回忆之间,永远有难以跨越的鸿沟。除非每个讲述者都直面自己的良心,否则便没有真的公正。

有些对比实在很凄凉,比如设想一下你刚被老舍的《取钱》逗得眼泪还未擦干,马上有人把这本《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递到你眼前。想起06年到烟台度假,走时照例挑选几本书带上,便拿起不知看过几遍的《老舍文集》。然后,一个早醒的清晨坐在露台,在海风的吹拂下再一次被他逗笑。今天,看完这《口述实录》的瞬间,那天的情景又突然浮现,眼泪就一下子涌了出来。天真的老舍,那天那么主动积极地要去参加本来没有他什么事的运动来表达自己不能落后的决心,不想却遭逢了一场让他绝望的对待。他曾经那么深信这是个代表着人道与理性的新政权新社会,所以,天真的他,不设防的他,只能以死抗争吧?

冯至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诗,那不仅仅是他的思考和心声,应该也是整代人甚至代代人都该有的反思吧------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我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个人可以口述他“心中的历史”,但要知道,历史中永远包裹着每个人的真实。自知之明才是历史和个人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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