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正是刘震云们的毒药

夏夜飞行器
2009-08-22 看过
书评

()呦!你看这无巧不成书的“千年孤独”/
文|袁复生

一个百事不顺的年轻人,为了生计只好不断换师傅(那时候),为了做成一个像样的徒弟,被小城那个失败的老神父(他毕生只发展了9个信徒)改名,把戏剧的“百顺”改成“摩西”。但摩西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甚至,入赘之后他的姓氏也被一个叫吴香香的寡妇改成了女方的姓。当然,这场婚姻,也是继续失败,吴香香和邻居老高偷情、私奔。他们离开了那个叫“延津”的小城,假装找“奸夫淫妇”,摩西也离开了延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又改了,改成了他自小最崇拜的喊丧人的名字,罗长礼。这就叫《一句顶一万句》的上半部——“出延津记”。
70年后,这个故事重演。在另一个小城,沁源。年轻人叫牛爱国,他的老婆也红杏出墙,跟照相馆的小蒋私奔,私奔了一次后,还和纱厂的采购员姐夫私奔。正好,他母亲也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假装去找老婆,牛爱国从沁源去了母亲的老家,延津。他母亲,就是吴摩西的继女,因为她母亲和情妇私奔,她离开了延津,中途被拐卖,然后远嫁沁源。这个故事呢,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下半部——“回延津记”。
和刘震云之前的小说一样,《一句顶一万句》延续了对白丰富和“无巧不成书”的传统,新增的是,他的创作野心,出版商替他说出来的版本是“千年孤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孤独呢?按照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的,那就是“话找话”的孤独,“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
正是这个“从古至今”的逻辑,让我们看到了外祖父和外孙之间的“遗传”,这两个内向的男人,一起经历了妻子“偷人”的痛楚,一起经历了人生失败的遭遇,一起为了一个可以“说道”的朋友,四处奔走。
想了老半天,我还是没能明白,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呢?因为女人天生要偷情,所以男人天生孤独要找人倾诉?这和《论语》什么关系呢?和《圣经》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仅如此,刘震云还坚信,“清朝、明朝、唐朝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总会过去的。朝代只是件衣服,最后你会发现,人无所谓穿哪个朝代的衣服,人就是人”,“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忙于去寻找“生活自己的规律”的刘震云,为了表达自己的“永恒的人性”(这种思路,让人想起了易中天的“三国成功学”),干脆把生活本身也“永恒化”了,通读全书,时间跨越70年,但刘震云最擅长写的生活和社会,在这一次的写作中变成了一个大而化之的“本质”,没有辨识度,你难以分清,哪些是70年前的故事,哪些是70后的场景,大家的思维、习惯、境况,甚至连空气中的味道,都差不多。这样的处理,让人觉得,所谓“永恒的人性”,只不过是偷懒的概念化而已,这恰恰是那一代“美学青年”们的通病。
同理,刘震云把“说道”和“知心”的关系,也全然神秘化了,比“一见钟情”还神秘,至于能说道些什么,通常也是语焉不详。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刘震云所在意的。他所在意的,也许只有小说的戏剧感而已,从《手机》以降,登峰造极的是《我叫刘跃进》,一脉相承的是《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具戏剧感的作家,说好听点这是精于结构,说不好听,不知道是在写剧本还是在写小说。结构的精巧,固然能让人产生“这是一个好故事”的印象,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损伤了小说本来的力量,破坏了它的质感,使之趋于轻浮。
轻浮对于这个题材,是致命的,因为它的结构是“基督教—儒家”的,它试图探讨“人—人”社会与“人—神”社会的人心差异,元素很眩目,但最后却显得浮光掠影,过于冗长的琐碎叙事,使其沦落为碎碎念的家族往事。难怪书评人朱白说:“明明是肥皂剧的本质,却要打着好莱坞史诗来卖,不厚道。”
而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对中国底层民众内心孤寂落寞的提出和阐释,也因为这种概念化的写作,变得面目模糊。本是一个绝好的题材角度,刘也是绝顶聪明人,可这本书,正是败在算计和野心。在戏剧思维和写作野心的双重压榨下,它们成了令人叹息的殉葬品。


图说
《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著
2009年3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定价 :29.80元
14 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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