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同凡响,有理可循——文化解释的重要性与片面性

君子不器
2009-08-22 看过

两年前的一天,美国国会就科技人才问题举行专场听证会。台上十几位众议员提问,台下只比尔-盖茨一人作答。我当时也跑去旁听,座位正对着盖茨的后背。望着他那普普通通的后脑勺,我一个劲琢磨:“凭什么这家伙这么富,我这么穷?”

比尔盖茨的成功奥秘

恐怕世界上每个人见到盖茨,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美国作家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的新作《Outliers》就致力解释普通老百姓和盖茨这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格拉德维尔”意译为“高兴好”,我们不妨入乡随俗,称他“郝高兴”先生。如题所示,郝高兴把那些发了大财,出了大名的成功人士叫做“Outlier”。这是个统计学词汇,中文译作野点、偏值、离群值或超常值。中信出版社的译本题名“异类”,殊觉不妥。异类在中文里的同义词是“怪物”,有扮相或做派偏离社会规范的含义。Outliers则是一群得到大众认可的赢家,因此书名译作《非同凡响》较好。
有位经济学家说过:“人们一思考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就停不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样是经久不息的讨论话题。那些高居塔顶,叮当作响的人物吸引着大众过多的目光,部分原因在于我们都想从他们的言行中探知成功的秘密。可这些非同凡响者自己也未必清楚如何获得上天眷顾。钢铁大王卡内基生前曾这样鼓励一位年轻人:“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如果你觉得这话豪气干云,只说明你还没有听够那些百折不挠,却一事无成的故事。
《非同凡响》上半部力图改变人们的陈见,即那些大人物仅仅依靠他们的才学和品德取得成功。郝高兴并不否认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但他强调高强的本领也要靠外在的机缘才能造就。比尔-盖茨当然具备必要的优秀品质,如聪慧、坚毅、果敢和勤奋,可这样的企业家在美国远非一人,为何偏偏他爬上了福布斯排行榜首位?读者若是了解点技术史,就知道1975年1月是硅谷最重要的时刻。当月8800型个人电脑诞生了,成为《大众电子》杂志(Popular Electronics)的封面故事。不少人都看出电脑市场蕴含的巨大商机,可谁会先下海呢?如果你年纪够大,很可能已经在IBM之类的老牌公司谋到职位,自己再去创业,机会成本过高;如果你年纪太小,恐怕还没有掌握必要的IT技能。因此,你的年纪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出英雄本色。盖茨生于1955年,那时还不到二十岁。此人既懂编写软件,又是初生牛犊,他不久就从哈佛肄业,抓住了黄金商机。同样靠微软挤进福布斯排行榜的富人们,只比盖茨大一点或小一点。保罗-艾伦生于1953年,他在高中电脑房里就认识盖茨;斯蒂夫-鲍尔默生于1956年,得以在哈佛结识盖茨。再举两个例子: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乔布斯生于1955年,谷歌现任CEO施密特也生于这一幸运年份。看来,盖茨那么富我那么穷,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俩出生的时间地点。人家赶了上了IT革命,我只赶上看他的后脑勺。
郝高兴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作品文采斐然,笔下生风。《非同凡响》继承了他前两部畅销书《眨眼之间》(Blink)和《转折点》(Tipping Point)的叙事风格,成功者的案例被铺陈得像一篇篇探案小说。加拿大的冰球手多出生在冬季,因为他们比同龄人晚入学,较具体格优势;披头士在英美大红大紫,原来早年混迹于汉堡脱衣舞酒吧,借小舞台磨炼出了一身技艺;犹太律师弗洛姆受主流律所排挤,不得不接 “敌意收购”这类脏活,却在七十年代的并购大潮中一举发家。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你总以为自己修炼不够,其实还未将大局看透。

亚裔优秀源自稻米?

 《非同凡响》上半部的几个段子讲得都很精彩,可读者若以为郝高兴只想作个“故事大王”,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具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郝高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参与政策讨论。下半部一开首,他就引述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小镇上报复成风的例子,说明复仇乃民风使然,民风乃文化使然,文化则长期稳定,几百年都不会大变。读者也许觉得这个例子不够显著,那么我换个大号的——美国人民生性好斗。早期定居美国的欧洲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此地战事频繁,盗匪出没,武力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一切迫使当地人养成了彪悍勇武的民风,并把这种风气带到新英格兰地区,同印第安人的持续战斗又强化了这一作风。合众国独立后,这种好斗文化也体现在外交领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历史上军功赫赫,在今天依然咄咄逼人。虽然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陆续迁往美国,但早期的定居者已经为后来人定下了好斗文化的基调。
郝高兴接着分析了韩国飞行公司的事故成因。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表明主因既不在机械故障,也不在操作失误,而在于文化习惯引起的交流障碍。行文至此,作者终于可以抛出他最关心的问题了——亚裔在美国为什么表现优秀?经过前述章节的思维引导,读者几乎会脱口而出:“因为文化!”果然,在这章第三页,我们熟悉的彭慕兰出场了:“对于种植水稻来说,不仅仅是需要很多的人力,而且还是件很吃力的工作,细微的差别就会造成产量上很大的差异。”稻米经济培养了多劳多得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又塑造了重视教育、推迟享受的价值观。既便移居美国的亚裔不再种植稻米,他们仍然保留了这些价值观念,其成就超过祖上不种稻米的其他族裔,也就不足为奇了。
郝高兴的“稻米文化论”乍听上去有点道理,也给后进族群带来了希望。如果亚裔的优秀表现源于外在的文化,而非内在的资质,这就意味着外人也可以竞效。不过,郝高兴在这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困境:为了强调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他必须论证文化长期稳定;可如果这样,人们又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移风易俗,效仿更优秀的文化?此外,作者在脚注里指出,他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北方的文化表现,因为那里的人种植小麦或高梁。从时间上来看,南方人种稻米也有几千年了,为什么早先不开化,以至于被北方人称作“南蛮”?从地理上来看,欧洲人种植大麦也久,而与稻米也无缘,新教伦理又打哪出来?越南人种稻米的历史可能不比台湾人短,我们也没听说前者在硅谷像后者那样混出名堂,反倒是移居东南亚的华人取得了远超过当地人的经济成就。

天斌文化,各得其所

我们恐怕还要从文化制度,而不是生产方式中,去寻求文化现象的解释。在讨论东亚文化源流的章节中,郝高兴居然没有提及著名的科举考试制度,足见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何其肤浅。当代学者大都承认,犹太人的文化普及程度与该民族重视阅读《旧约》密切相关。这一教规最初并非出于广施教育的目的,客观上却具有提高识字率的功能。工业化社会来临,犹太人借此得以在短期内大规模转入城市技术行业。如果说犹太人是“一本书的民族”(People of the Book),中国人则是“几本书的民族”。旧时士人不仅需要背诵儒家经典,而且熟读诸子百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抬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顶层。正因为读书具有如此巨大的好处,民间对教育的重视才会达到了“珍惜字纸”的程度。专治科举学的民间学者沈登苗发现,清代科举成绩显著的地区与今天经济百强县的地理分布大致相同。江南遍植稻米,贫富仍有差异,可见文化资本是比作物经济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具体到亚裔美国人的优秀表现,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文化传承的功用,不过更主要的因素却在于人口结构。专栏作家薛涌在他的近著《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提到:“到美国的中国人总体上是被挑选过的,素质比一般人口的素质高得多”。我在许多问题上反对薛涌的自由派观点,但这个问题他很可能说对了。移民研究中有一条规律:地理距离越远,选择作用越强。这就好比飞机拖运的商品一般要比火车拉运的货物价值更高。受早年的移民歧视法案所限,亚裔人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只有少量人口移居美国,后来的移民群体主要靠留学生和技术工人带动。八十年代后进入美国的中印移民中,约有一半具有本科学历,远高于偷渡边境的墨西哥人。亚裔美国人既不同于普通美国人,也不同于普通亚洲人,而是强选择机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郝高兴忽视了这种选择性偏差,跑到亚裔移民的故乡找文化原因,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讲:“《非同凡响》是写给那些受过教育的美国自由派的。”这类人一般相信进化论,却不相信生物学。郝高兴在书中写道,智力当然重要,可人们越是仔细研究,就发现智力在成功中起得作用越小。这位作家一定对新近的智力研究作了符合其口味的选择性阅读。自从《钟型曲线》开启了关于智商分化社会阶层的讨论之后,争议两方还没有分出高下。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智力在创新型社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受其自由派立场的限制,郝高兴绝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即亚裔美国人是经过筛选的高智商群体。因为其政策含义在于,亚裔的成就不可仿效,美国政府不应该花费税金改变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念。

先天和后天因素共同决定着每个人的成就高低。文化解释应当与天赋学说携手,指出这两种因素的重要程度和互动机制。“任何人在完美环境下都能成为天才”,这种观点就像“天才在任何条件下都会脱颖而出”一样荒谬。基于当前社会科学的进展程度,人类还不可能精确地观察每一种内因和外因对个体成就所起的作用。有鉴于此,我对读者的忠告如下:其来有自,天地成全;尽你最大努力,剩下的就听凭运气吧。

此文已刊于《文化纵横》2009年第四期
作者博客:blog.sina.com.cn/tian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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