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马路牙子的声音

默音
2009-08-21 看过
    北京有些简陋的烧烤摊,不设板凳,食客们都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烤串,喝啤酒,闲磕牙,或者谈恋爱。置身于这样的烧烤摊,很少有人会注意另一伙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人在说些什么,经过马路的行人,无论是走路的骑车的还是开车的,自然更不会注意马路牙子上的芸芸众生。估计也没有哪个电视或电影会把场景放在这样一个场所,因为不耐看,或是不入流。马路牙子这个词,说文雅了就是“边缘”。
    徐则臣的小说具备了一种瞄准“马路牙子”的姿态,这并不是说,他写的是发生在路边烧烤摊的风流韵事,也并非因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地坐在马路牙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跑步穿过中关村》这本书里,三个故事虽然不尽相同,写的是同一类人——你可以说他们是“边缘人”,或者社会底层什么的。分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人,现在被拎出来,在一本书里活给读者看。这些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碟的,开书店的,都不免吃喝奔忙,卑微地努力,真实地恋爱。
    《西夏》是个可以进一步延伸的小故事。故事的开头,开书店的“我”捡到一个名叫西夏的哑巴女孩,从此便摊上了一个甩不掉的“包袱”。徐则臣在自序里说,“写完后才发现,情感的力量如此之大,在北京我们都强烈地需要温暖地相依为命。”如其所言,这个故事有种唤醒麻木的温暖力量,因其简短,在此不多赘言,只说说另外两个中篇。
    《啊,北京》的主人公边红旗是个办假证的,也是个诗人,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他在一个偏远的苏北小镇的中学里担任语文老师。揣着梦想来到北京的边红旗踩过三轮,因为踩的是无证黑车而被没收,后来,他办上了假证,还混了一个北京情人。缘自一场诗歌朗诵,总觉得自己能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的边红旗和写小说的“我”成了室友,三室一厅里还住了一个靠给民办学校代课糊口的北大法学院研究生。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人聚在一起,生活里的最大奢侈无非是聚一顿水煮鱼。非典乍起的时候,边红旗被情人逼婚逼急了,决定骑自行车返回苏北小镇,他的终点是找妻子离婚。
    边红旗的婚变未遂,又回到北京。没多久,他妻子追了过来。在故事里,这个女人被称作“边嫂”,没有被赋予名字,并不意味着个性全无。这个小学美术老师画了一辈子天安门,她是那个小镇上最会画天安门的人。既然到了北京,她决定去看天安门。实际看到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所看到的一点也不像她画了无数遍的天安门。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她哭着说。
    故事走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有上当的感觉。以为是看一场被历代小说家写到烂熟的三角恋,那个偶人般的好妻子却忽然灵动起来,让你恍然大悟,这个故事写的不是边某的狼狈私生活,而根本是北京,和这些在北京好活赖活的人物。小说家也好造假证的也罢,都在焦头烂额地活着,怀揣理想并不意味着现实能一帆风顺,边嫂回老家后不久,边红旗被抓了。小说家因此开始了更大的焦头烂额,他要把边红旗弄出来。纵然卑微,也有真情在。马路牙子上的芸芸众生,都是这样彼此搀扶地活着,一如小说的最后,边嫂来接边红旗,搀着他走到大街上。
    《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同样是办假证的敦煌和边红旗乍看截然不同。为了把身陷囹圄的同党弄出来,他卖起了盗版光碟。敦煌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两个都不是妻子,也都谈不上是情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别人的女友,一个是追风逐月的女郎。卖盗版也不是唾手可得的买卖,读者大可跟随敦煌的脚步,一路跑步穿过中关村,看着他如何使尽浑身解数来推销盗版乃至色情光碟。敦煌的奋斗是为了把兄弟赎出来,也是为了活下去甚至活出个名堂。他最大的希望是不要眼看着爱人变成个带着孩子卖毛片的大妈,而能有一份更好更踏实的生活。
    其实敦煌无非是另一个边红旗,他更年轻,也少些贪心,因此,他的失望也没那么多。一样的是对生活的恐惧和期待。就像在《啊,北京》之中,小说家这样形容他在北京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其他的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得找不到路了。”小说家接着又说:“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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