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已逝,不可追?

苔衣
2009-08-17 看过
称不上是书评,只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感怀。

依然记得《民国那些人》封底上的一段话: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
他们那样的想着,那样的活着。
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的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
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
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那个时代着实让我们“浩叹”。
那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小说有鲁迅、矛盾、巴金、丁玲、赵树理、钱钟书、萧红、张爱玲……散文有朱自清、胡适、冰心、沈从文、郁达夫、林语堂、丰子恺……诗歌有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剧作有曹禺、老舍、郭沫若……仅是这数不清的文坛巨星的名字就已经是任何一个时代无法比拟,且不谈这些名字背后的著作、历史、轶事奇闻;且不谈他们几乎每个人在多个领域都是大师,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这些光辉的称号背后往往只是一个人;且不谈所列举的只是文坛大师,而科学、政治、艺术多方面的大师还比比皆是。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从辛亥革命到北伐,从抗日到内战,作为学术中心的清华北大退居西南一隅,而文化却在风雨中百花齐放;贪官横行、统治腐败,而传媒却在这样的险境中产生、发展、繁荣。
那个时代让人想到楚汉浪漫、魏晋风流。同样的年年战骨埋荒外,同样的政治斗争险象环生,百姓流离失所,却也是同样的,有一个项上挂着花环,腰间佩着长剑,足上穿着芒鞋,飘拂着长髯,昂首仰天,披发伫立,千年前的他吟一句“哀民生之多艰”,千年后的他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同样的,有一群那样的狂徒,我行我素,不屑于统治集团的强权压力,勇敢的拿起笔,写下雄心壮志豪言壮语,揭露世态炎凉人情险恶……
那个时代让人想到文艺复兴——的确,那正是巨人的时代,他们是多方面的通才,一个研究细胞染色体的生物学家,可以用漂亮的小楷在笺纸上写下“五夜梦里,三生石上,那有情怀堪说”,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可以业余爱好戏剧,成为“独幕剧圣手”……

那是一群傲然屹立的文人。对教育部三令五申的教改命令,可以不卑不亢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治”;对委员长前来视察的要求,可以不屑一顾地甩下一句“学校不是衙门”;对日伪实行的奴化统治,可以毫不畏惧的坚持悬挂中国国旗。
那是一群肩上担着责任的志士。在钱刚的《旧闻记者》中,我看到了昔日报界的那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炮火在眼前,敌人的刀枪在眼前,《大公报》《申报》却也传遍了各个角落——王芸生沉痛的坚守“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而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张季鸾临死前的告慰:我们在割稻子(此乃一篇鼓舞人心的社论,告诉中国人我们还有粮食,我们可以坚持战斗);邵飘萍对当权的嬉笑怒骂,让虚伪的政权人心尽失;王小亭身跨四五个照相机,奔走于各战区,拍下的战地照片引起舆论轰动……曾经的报人,是多么的有胆识,多么的有决心,有勇气,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就算众人真的皆醉,他们也会清醒得去唤醒身边的人。
那是一群将生命融入学术的学者。他们研究学问,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一本万利,而仅仅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和自由。杨廷宝随身带着测量工具,在餐厅吃饭也不忘量桌子的尺寸,因为惦记着自己的学术,金岳霖愿意像劈开头发丝一样去搞逻辑,只是为了“好玩儿”;罗念生翻译古希腊,当他来到爱琴海时会欢呼“我终于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而当儿子劝他争取一些荣誉和头衔时,他却淡淡的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读《民国那些人》时,格外羡慕联大的氛围和教学方式,印象最深的是刘文典讲《文选》,一次讲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宣布改在下周三晚饭后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下讲《月赋》。我想像着那样的情景,皓月当空,静谧的校园里摆着一圈座位,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起,真的就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
而后读到钱理群的《致青年朋友》,也提到了这一段:这样的课,绝就绝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随心所欲,显示的是教师的真性情,一种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它给予学生的,就不只是知识,更是浸染,熏陶。
而放眼昔日的大环境,文坛亦是一种单纯、无私的氛围。他们彼此相熟,对于志同道合的人,就像亲人一样交心,而对于有着不同理想的人,也保持着尊重和理解,纵然是争辩也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辩,也许前一秒还为了某个问题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后一秒又是相互关心的朋友,还一起办报办杂志,那时各报的副刊,因为有了这些人,是多么的辉煌啊!
他们处在旧与新的交接点上,有着中国古典文人的清高、执拗、重情、不羁,却也是新时代的开拓者,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为此冲破一切的热血。

林庚说: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
也许,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那种“婴儿”的品格,他们真实,豪爽,他们对待自己的学术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专注,没有所求,也无需求什么,他们都将名利看得很淡,只为这是自己的心之所爱,只为当我投入其中我感到无法比拟的快乐,也正因为此,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使他们使生命不断获得新生和升华。生命的意义,也许本该是在于此,只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早已为了欲望失去了自己的根,被灰尘蒙蔽了双眼,看不到那个真诚的朴实的自己。

沈从文一句“星斗其文,赤子其心”也许是对那一代人最好的评价吧。
星斗其文在外,而在他们心里,总有一个“士”字守着,他们从小受着“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苏武抱屈而牧羊”的教育,他们的气节,他们的原则,他们的傲骨,也许正是建立在那一颗赤子之心上。
傅雷说,一个有赤子之心的人,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他孤独时会为创造一个世界。
我想,这个世界因理想而生,也因他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而生,因那大爱而生。
抗战期间,林徽因以病弱之身为中国的文化古迹奔走,在清贫的物质匮乏的日子里坚强的生活,而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只是为了和祖国在一起。而文革以后,杨绛怀念曾经的日子,有读者问她是否后悔当初回到中国,她毫不犹豫地说她不后悔。不管这中间有牛棚也好,有五七干校也好,中国知识分子的爱不会反悔,它根深蒂固的埋在这片火红的土地上。

然而,也许正是这份爱,带来了那一代人的伤痛。
近来读三联选编的巴金随想,老人的热诚的呼吁让人感动,对社会国家的一片心意让人叹服,而那对自己内伤的剖析更让人反思。记得在读过杨绛《干校六记》后我很有些疑惑,我跟晓康说,怎么感觉他们那群人参加劳动还很高兴一样?晓康说是因为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单纯,真的是又红又专,他们为能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感到荣幸。当时我以为这只是晓康的玩笑话,而读了随想,我才知道所谓“单纯”原来正是真实情况。在文革初始阶段,巴金确实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接受改造,愿意“重新做人”,认为自己是旧时代的文人所以理应革新,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在一片“打倒”的呼喊中,他才慢慢理解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其实并不是“革命”,而是彻彻底底的造反。
如今不难理解傅雷的死。傅雷一生为人正直,以他的作风,若是能彻底想明白“四害”的本质,能确定这是一场反人性的造反,他不会选择死,他会大声的疾呼、呐喊。而他却只是觉得自己有洗不清的冤屈。我想明智如傅雷,尚且不能完全认清形势,何谈那些小小年纪的红卫兵,何谈那些茫然的不知所措的民众?
傅雷在家书中写到过他参观煤矿厂后的兴奋和激动,对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暴露了当时人们的坐井观天目光短浅。他们看不到世界的发展,所以以为我们在赶英超美,以为凭着我们的热情和干劲就可以发达,却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
到底是当时的中国还缺少民主的环境,当时的人们过于简单,若是当初没有人响应“四害”,没有人去热心于“串联”“批斗”,人们都懂得科学民主,那么即使是有“四害”也没什么好怕的。
而巴金一次又一次提出要修建文革博物馆,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过去的错误,更是让人们记住这血的教训。
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把心交给读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有不停的写下去”却让人看到了感到了光明的热度。

一个月前季羡林去世。珊珊在博客里写了悼念季老的文章,我给她留言道:应该悼念的是那个已逝的时代。
后来便暗想,这十多年来,冰心去世,巴金去世,施蛰存去世,季羡林去世,他们消逝在了自己以纸笔构成的战场上,似乎我们和那个时代牵着的几条仅存的线也在逐渐断裂,我们离他们真的是越来越遥远了。
似乎越是战乱的年代文艺越是繁荣,春秋战国有百家争鸣,东汉末年后有魏晋风骨,安史之乱后有中唐散文,蒙古入中原而有元曲,满人夺帝位而成小说,民国时期的辉煌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今天的文坛看不到昔日的繁华,似乎也是我们的庆幸,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
然而,这岂是我们遗失他们精神的借口?
今日的报纸被歌功颂德的文章和娱乐的花边新闻占满,今日的文坛被一群80后作家的颓废空虚占满,今日的教育被应试技巧和填鸭题海占满……再没有联大那样一所大学,再没有师生在茶肆中品茗谈学问的其乐融融,我们看不到学术的百家争鸣,看不到名士的风流傲骨,失去了那孩子般对文化的天真的热诚,失去了那执拗的专注,那大无畏的勇气,那种对国家大计的承担,这不更是我们的悲哀?

钱理群在《致青年朋友中》对青年学生们的教育却还让人鼓舞,的确,在这个有着信仰危机的时代里,也许不该只让他们的文字出现在一次一次重印的书刊上,我们也要自由,也要探索,也要承担,也要讲真话,也应该创造自己的辉煌。
如此,才不愧对我们是他们的后人,才不愧对那一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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